一個人的生活
塞外隨筆
作者：陳慧明
某天下午朋友來串門兒，我嘴裏叼著個牙刷給她開門。她問我怎麼下午刷牙？我答：今天連一句話都沒說，嘴裏不是滋味，所以刷牙。
一個人生活，首先是不說話。但醫學證明：女性因為比男性的大腦少了一塊兒“迅速修複區”，所以對孤單敏感非常。我單身至今二十多年，為了有地方說話，我把觀音佛像供奉在家裏，我覺得她是女神我是女人，在這個角度上同類。但後來，我發現有很多話仍然在窩藏著，是啊，人跟神能說什麼呢？既供必敬、既信必誠，我不能對她說“今天的菜炒糊了”，也不能對她侃“我想跟誰誰吵一架”，甚至還有更多的不能。況且說話具有一定時效，當時想說的隻在當時，錯過了就不想說了。所以我突然有話了跟誰說？打電話給誰打？人家也許正在辦正事呢。所以，我從客廳走到廚房，再從廚房走到陽台，也沒把這句話說成。
當地俗語曰：“做甚得像甚，討吃得務棍。”人生就是百折千回，總有一天與自己的命運通於靈犀，比如我終於有了一個隨時可以說話的方式：寫作。我至今人生六十三秋，婚姻隻占去三分之一，寫作卻覆蓋了整整一半。生命裏那些該說不說的，想說沒說的，全部以筆代勞了。所以有時我就後怕，後怕當時如果沒有走上這條寫作的路，現在往哪兒走、怎麼走？
而今，我回過頭來看清了我，發現我的人生、我的經曆都符合一個人生活。比如我做了十六年的小鐵車買賣，小車是用腳蹬三輪車焊接了鐵架子的，底麵積隻有0.99平米，卻容得下我吃飯、睡覺、讀書、寫作、做買賣這麼多的事，若換成婚姻狀態，另一個人晝夜被屏蔽在外邊，就很不合適了。買賣之所以做這麼小，是因為我的小車擺在中心廣場路口，如果目標太大，還能做下這十六年來麼？影響到市容早就被取締了。漂流的魯濱遜說：我默認天意的安排，現在我開始占有這種安排，開始相信一切安排已是最佳。
我也默認。
鑽在0.99平米的小鐵車裏做買賣，夏天對付悶熱的辦法很多，比如在車頂安一個小風扇、比如打一盆涼水不停地用毛巾冷敷，更比如把一瓶冰凍水夾在臂彎或腿彎、整個身體“刷”的一下就降溫了。但是到了冬天，由於空間太小生不成火爐，我隻能天天起個絕早，到金龍飯店的鍋爐房去打一大塑料壺開水，而後坐進小車裏，拿大皮襖將這壺開水與我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一個人一壺水，隻要它不冷我就不冷，我們可以一直暖和到下午四點多。
說到開水了，我天天守著這麼大一壺開水卻不敢喝，一來怕擰開蓋兒跑了熱氣，二來怕去廁所耽誤買賣。廁所很遠，在對麵金龍飯店後大院的東南角，去一趟至少要十分鍾。別看坐在車裏沒多少買賣，往往我從廁所回來，就聽旁邊賣水果的說：嬸子你剛走就來了個買煙的，人家敲了半天窗，等不及才走的。這樣的事情多發生幾次，我就更不敢喝水了。在廣場擺小車的那十六年，我養成了讓自己幹著的習慣，至今身體都習慣缺水。所以，當某天我聽到女人們都喊著給皮膚補水，就有點發懵。
後來飯店嚴禁外邊的買賣人打開水了，我隻好在小車的頂部安了一個150瓦的燈泡，一個人一盞燈，我以它取暖。為了讓全身都能攝取到一點溫度，我把它掛在離腦袋最近的地方。但還是頭頂特別熱，腿腳特別冷。我坐在燈下看書寫字，曾摸著自己發燙的頭皮猜想：這樣的高烤會不會烤光頭發？會不會烤壞眼睛？而如果把燈掛得稍高一點，尖利的冷風馬上就趁虛而入，令我很難捱過那一小段一小段的時光。
錢這麼難掙，我當然反感納稅，也曾經找過稅務部門的麻煩。
這個小車裏實在是放不下多少貨物，在上世紀末的那幾年，我一天毛收入均不到二十元，扣掉占地費、工商費和稅費，實際收入最多十五元。那時我一個月納稅五十元，這個數字已經令我很難過了，誰知稅務所換了新所長後，給我定成一個月八十元了。我跟現管人員說了半天不頂事，就拉著小車，“的楞、的楞”地沿著勝利路去新華街稅務所。
走進稅務所長的辦公室，我陳述了不能加稅的理由。
“又不是針對你一個人，廣場所有的買賣人都加稅。”
“我那麼小的買賣，一個月五十元已經夠多了。”
“買賣小就不加了？大小不都是一樣得做嗎？”
“如果大小都一樣，我就按照百貨大樓交稅。”
“這叫什麼話？我沒時間跟你抬杠，現在要去局裏開會。”
“所長，我再占用你二分鍾的時間，你看看我的小車，就在窗外你看看。”
我的應變能力一向很差，當時實在沒辦法了才這樣衝口一說的。一個月多出三十元，就把我的房租錢多掉了，這是災難。
所長一臉的無奈，他的時間很緊，沒有心情跟我理論。於是他敷衍般地向窗外瞟了一眼，但他緊接著又瞟了一眼，之後正色對我說：“行，你就按原來的五十元交吧。我去開會了。”
事情發生在世紀的那一邊，而今我在這一邊謝謝新華街稅務所長。他姓郝，他真的很好。
小鐵車雖然小，但占住這個位置也很難，曆年曆次的上級檢查團來本市驗收，我無數次被取締又無數次地設法擺上來，我一個人生活，一定要留下這一座青山，才有柴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