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對於臣下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常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有時甚至會產生厭惡的態度，但是他卻時常表揚一些剛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詔書中，經常說自己“德薄”，要上書者不要稱讚他聖明。各郡縣經常報告一些所謂“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將這些“嘉瑞”記載撰寫成書，以傳後世，劉秀一律不許。
經驗要訣
劉秀柔以中興，通過實施深得人心的政策，使廣大民眾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從而，也鞏固了漢朝的統治基礎。可見，隻有做一個“仁”者，才能獲得世人的擁戴，才能成就一番偉業。
治理一個公司，管好一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要講究一個“仁”字。對待自己的下屬要施行“柔道”，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否則動輒就大肆批評，隻會引起下屬的不滿和抱怨。對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果有什麼做錯的地方，要耐心地教誨，不能動不動就拳腳相加，這樣隻會使孩子更加叛逆，或者暫時屈從於威嚴，但根本不會起到真正的效果。
舟不想被水覆，就不要讓水起旋渦
在中國的古代曆史中李世民毫無疑問是一代明君。明君之明，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能夠以“仁”治國，深得民心，如果沒有這一點，他恐怕就無法在戰爭中取勝，也無法在與兄弟的爭奪中走上皇位。李世民以寬、信、仁、慈的策略籠絡了大量的人才，確保了國家的繁榮昌盛。
公元627年8月，李世民登上皇帝寶座，次年改元“貞觀”，但他麵臨的政治形勢卻並不是那麼妙。那時，農民戰爭剛剛結束，政府對各地區的統治還不穩固，加之連年災荒，生產蕭條，人口流動，許多農民軍的頭目還隱匿在民間，各地仍有革命風暴的隱患，避免人民起來暴動仍然是當務之急，這就牽涉到對人民的看法問題。
李世民即位後，一部隋朝的興亡史向他提示出：人民好比是水，國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是一條千真萬確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總結隋朝滅亡的原因是：隋朝對人民“動之也”。怎樣避免人民起來造反呢？關鍵是靜止。李世民君臣反複強調，“靜之則安，動之則死”。
李世民目睹過大規模的營造給人民帶來的危害。於是他竭力避免過多的營造。為了減輕物資運輸的壓力，下令不在洛陽修造宮室。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他下令修乾陽殿。張玄素上奏說：“假如動工修乾陽殿，終究不過是大亂罷了。”於是李世民下令所有工程一律停止。
李世民執政的二十三年中，為避免大規模巡視給人民造成更大的負擔，他的活動大都在長安、洛陽一帶。
李世民對隋煬帝好大喜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即位以後，對外關係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貞觀時代，周圍有許多強大的敵手，處置不當。就會引起極嚴重的後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總方針是“務靜方內而不求辟土”，行動上就是能談和就談和，能和親就和親，但絕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堅強的武備為後盾。
李世民君臣反複強調“清靜”，務必使天下無事。當然，“清靜”的目的和實質是使自己長葆富貴，但在封建時代，一個統治者能夠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心生產，把對人民的剝削的最大程度控製在法製範圍內，那就難能可貴了。
李世民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他選拔人才的總原則是“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誌業則鹹盡其才”。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不計較人才來源於何種政治集團。他的手下有農民起義軍官，也有隋朝舊臣。
二、不計較思想親疏。長孫無忌建國後曾提出辭職，但李世民堅持任用他為宰相；魏征曾跟隨李建成設計謀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三、不計出身和經曆。在唐朝大臣中有不少曾是小官吏，還有不少曾是少數民族的將領。
四、善於用人之長，不求全責備。他認為：用人如用工具一樣，工具各有各的用處。
五、注意官員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們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則。
李世民身邊最著名的諫臣是魏征，“居安思危”、“善始克終”是魏征要求李世民時刻不忘的座右銘。凡是影響居安思危、善始克終的言行，魏征總是盡力諫止。
唐製男女十八歲成丁，開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當年，聽取封德彝的建議征兵從十六歲以上身體健壯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堅決反對，他連舉了一連串的例子說李世民說話不守信用。李世民聽後不僅不惱反而獎賞魏征一個金甕。
魏征針對李世民怕亡國的心理，時時用隋煬帝的失敗教訓來提醒他，使他從奢縱的道路上猛醒過來。
經驗要訣
李世民雖然是一個封建皇帝，但他從來不把自己看做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當做一個永不犯錯誤的聖賢。他深知，作為一國之君，一言之不當就會招致萬眾解體，人民造反。所以他願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納諫”看做關係國衰人亡的大事。由於他虛心納諫，收到了兼聽則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