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備忘錄是中國和UNESCO開展合作的真正起點。”謝平說。
3個月後，鄧小平親自批準成立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作為國內協調機構。中國與UNESCO的合作自此進入快車道。
從1971年至1978年上半年，雙方的合作項目為零。而從1978年下半年起，這一數字迅速飆升，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雙方每年合作的項目已經超過300個。
1978年底，中國確立了新的指導原則，“有給有取”，歡迎國際組織提供多邊援助。而作為“學習者”的中國人，顯然所取更多。
來自“思想庫”的種子
UNESCO聚集了世界範圍內的知識精英，因而成為“思想庫”，在文化、教育領域尤其如此。
2013年10月22日剛剛逝世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被媒體稱為“中國申遺第一人”，其緣起是因他80年代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學者交流中偶然得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存在，回國後起草提案，並與羅哲文等學者聯署提交政協會議，推動了中國加入該公約。
從1987年開始，也就是中國加入公約的第二年，中國的一批文化遺產陸續得到UNESCO確認。UNESCO也主動派出知名專家來華，對中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工作進行指導培訓。
從文物保護理念到對待文化的態度，都因“世界遺產”而深受觸動。
而中國教育受UNESCO影響之大，甚至超過文化。
“文革”後，中國教育不僅缺乏資金、設備，更缺乏先進的思想。僅從宏觀的教育理念來看，UNESCO對中國教育影響至深，很多理念後來都化入了國家方略和公共政策。
在發展方麵，UNESCO近三十年來相繼提出了“一體化的發展”“內源發展”“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等理念，已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認可，並成為中國梳理、提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借鑒。
事實上，UNESCO及其下屬各專門機構，更重要的意義不在於提供物質援助，而是智力和技術交流的高級平台。
“它的資金主要作為一個‘種子錢’，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張崇禮解釋說，UNESCO就其本身來說，最大的資源是智力合作，除了自己聘用具有深厚背景的各領域專家，還可以組織國際合作和交流。
深度參與者
1993年10月，在UNESCO第27屆大會上，184個會員國全體一致表決同意由中國政府提出的在中國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的建議，並通過了159號決議。
當時，UNESCO在世界上共有四個類似的研究機構，即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教育局，設在法國巴黎的教育規劃研究所，設在德國漢堡的終身教育研究所，以及設在中國保定的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後者也是當時UNESCO唯一設在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機構。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促進國際農村教育研究以及農村教育研究方法和技術的開發，這對於旨在推進全民教育的UNESCO來說舉足輕重。
這一中心的成立，為中國在教育領域從輸入轉向輸出奠定了基礎。
謝平認為，這一變化反映了中國和UNESCO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旁觀者到學習者，再到一個真正的深度參與者。
中國對UNESCO的深度參與，另一個集中表現是競選其高層職位。
中科院院士、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譽所長蘇紀蘭，曾於1999年和2001年兩次當選UNESCO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主席，這是中國籍科學家首次在UNESCO的重要機構中連任主席職務。
2005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當選UNESCO執行局主席，更是一次重大突破。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在UNESCO的地位發生了明顯變化。教育發展的成果顯現出來，參與國際合作的人才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質的提高。我國已經具備開展大規模國際合作的能力。”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委會秘書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