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角色
時政
作者：蘆垚 山旭
2013年11月5日，法國巴黎。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在3000多名代表、近200位部長以及700多家媒體的見證下，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37屆大會主席。
迄今為止，這是中國人在這個擁有195個會員國的國際組織中獲得的最高職位。在隨後召開的大會上，郝平將領導各會員國，通過UNESCO未來兩年的預算以及未來8年的戰略規劃，並主持選舉產生新一屆的總幹事和執行局。這被現任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評價為“具有裏程碑意義”。
麵對新使命，郝平提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理念——“和”，強調對不同思想的包容，認為和諧共處可以創造新事物。
在UNESCO談理念，需要十足的自信。這個善於提出前瞻性理念的“思想實驗室”，40年前就提出了“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等對人類發展影響至深的理念，並成為諸多國家相關公共政策的指引。
42年前的1971年10月，僅僅在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4天之後，UNESCO成為第一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的聯合國專門機構。
與中國的開放曆程同步，中國在UNESCO從謹慎觀望者變為全麵學習者，又成為深度參與者。如此角色變遷，是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的直接投影，也呈現出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不斷調整。
體製內的旁觀者
和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相同，中國是第一批參加UNESCO的國家，甚至是第一批簽字的14個國家之一。這一起點的接續，卻要等到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
1971年11月，剛從“五七”幹校返京的張崇禮被調入國務院教科組，負責與UNESCO的接洽。
“文革”期間被拆散的教育部、文化部那時還未恢複，由國務院教科組管理相關事務。
“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大成”……42年後，張崇禮還清楚記得當時駐外機構對UNESCO的情況報告。
中國重返UNESCO的決議通過後，時任總幹事馬厄致信中國政府，中國並沒有立刻派出使節。
1972年，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UNESCO第17屆成員國大會。
其實按照當時“有選擇地參加一些活動，以後視情況再逐步擴大的原則”，參加這次大會本不在中國人的日程表上。但馬厄在大會前訪華，拜訪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國家領導人。他提出中國應派使團參加會員國大會，否則兩年內無法以執行局成員的身份行使權力，才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同意。
不過，那時中國仍沒有打算派出常駐代表，因此時任駐法大使黃鎮成為團長，學術權威——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外交部的淩青以及國務院教科組、文化組的官員，成為另外4位正式代表。
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都是由大會駐地外交官擔任中國代表團的團長。
“由於意識形態原因，新中國重返UNESCO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充當的隻是這一體製內的旁觀者角色。”謝平說，“當時，我們更多地把教科文組織看成是一個開展政治鬥爭的場所，把反對兩霸作為首要任務。”
到“文革”結束前，中國極少參與教科文組織的活動，隻在自然科學領域選擇了少量活動。
學習者
真正改變中國和UNESCO關係進程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UNESCO任職總幹事時間最長的姆博。
在1977年複出工作之初，鄧小平主抓科技和教育。恢複高考製度、公派留學生出國等重要決定，均在此階段作出。
這兩個領域，亦是UNESCO最重要的工作領域，而其多邊合作的渠道，可為當時尚未建立諸多雙邊關係的中國提供寶貴的外部資源。
時任總幹事姆博1978年到訪中國，主動提出要求鄧小平接見，而鄧小平也在這次會麵時發表了著名的“自力更生不是閉關自守”的談話，隨後的一切水到渠成。
在首都機場，姆博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和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與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總幹事會談備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