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供給、技術溢出與產業結構變動關係的實證分析
產業觀察
作者：王明權 馬驥
引言
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以該國（或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是否可持續取決於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維係一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快速發展的關鍵。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製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再是GDP總量，而是經濟結構。
促進中部崛起是國家新一輪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業結構優化是其重頭戲，作為中部六省之一的安徽省在中部崛起中起到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皖江城市帶更是安徽省經濟發展的排頭兵，起到重要的經濟先導作用。2010年《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的出台，首次把安徽沿江城市帶的規劃建設納入國家級發展戰略。皖江城市帶的發展不僅對拉動安徽經濟發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上發揮重要促進作用，而且對中部崛起和長江經濟帶的協調發展也有著至關重要的調節作用。
文獻回顧
西方學者最早開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產業結構變動之間的關係，上世紀60年代，錢納裏提出“雙缺口模型”，認為由於存在經濟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國內資源有效供給不足的製約，引進外資可以有效彌補外彙和儲蓄“雙缺口”，增加國內資本供給，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之後，赫爾希曼、丹尼森、索洛、喬森根等人在“雙缺口”的基礎上，分別提出“三缺口”和“四缺口”模型，進一步豐富了外商投資理論。此外，波特、維農和小島清等人也分別從競爭優勢、產品生命周期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等角度研究外資對於東道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Caves（1974）通過對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製造業麵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兩國的勞動生產率均與行業內FDI額均呈正向相關關係，他認為FDI主要通過技術溢出促進兩國的產業結構升級。Camilla（2000）通過對FDI與波蘭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研究發現FDI對電子元器件、機床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有顯著影響，而對服裝、皮革、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影響不顯著。Changshu Park（2003）研究發現外資企業的R&；D投入對韓國的行業技術進步具有顯著影響。
沈坤榮（1999）研究發現FDI占我國GDP的比重每增加1%，全要素生產率（TFP）就增加0.37%，FDI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王誌鵬、李子奈（2004）建立準內生增長模型，研究發現FDI的外溢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具有重要影響。李雪（2005）、王飛（2008）運用Granger檢驗和Engle-Granger協整檢驗，發現短期內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有顯著影響，但長期因果關係並不存在。傅強、周克紅（2005）研究發現外資流入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強相關性，外資的流入改善了我國企業技術的有機構成，促進了產業結構高效化和高級化發展。周遊（2014）基於VAR模型對我國的出口產業結構、知識產權保護與FDI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分析，研究發現FDI有利於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有效刺激外資的流入。
如何高水平、高效率地承接產業轉移，培育區域對外開放新優勢，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將是皖江城市帶“十三五”發展的首要任務，如何有效引進外資，提高引資效率更是重中之重。集資金、技術、管理等“一攬子”要素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通過資本供給、出口增長和技術外溢等機製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發揮調節作用，本文利用皖江城市帶1998-2013年的統計數據，實證研究資本供給、技術溢出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大小。
變量選取與模型設計
（一）變量選取
1.FDI的資本供給效應：根據外商投資和現代產業理論，FDI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最終體現在不同產業實際利用FDI對其工業增加值的貢獻上，因此，本文以三次產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Pi）的變化作為反映皖江區域產業結構變動的指標。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資本增加和技術進步是一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同樣，產業結構調整也需要資金的有效供給。外商投資帶來的優質資本可以有效彌補東道國的“儲蓄缺口”與“外彙缺口”，刺激國內配套資本供給，提高社會投資水平，提高經濟增長率，加快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步伐。我們選用FDIct來衡量t期皖江城市帶FDI的資本供給效應：FDIct=FDIt /Kt，FDIt、Kt分別表示第t期皖江城市帶實際利用的FDI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