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一生多磨難，少有閑情逸致，更少有詩作存世，贈予秦良玉的這四首甚是難得，應該也是他的感慨之作。“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自古以來保家衛國似乎是男子的本職，然而兵臨城下之時，眾多須眉卻貪生怕死，推諉觀望，猶豫不前；更有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劉良佐“獻上皇帝一枚”，大學士王鋒和禮部尚書錢謙益率領“大員一百五十六、馬步兵三十二萬八千三百”開城投降，……這些實是曠世少有的“奇男子”，最終竟是巾幗女將挺身而出，“請長纓”，“掃胡虜”，力挽狂瀾，萬裏勤王，生生愧煞這些自以為是的須眉男子，難怪要“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將軍遲暮
天啟末年，陝西全境災荒不斷，嚴重的幹旱和蟲災導致莊稼大麵積枯死。而素有魚米之鄉美稱的江南富庶之地，則由於海外貿易的刺激，將大片土地用於種植經濟作物，如此一來糧食產量下降，糧價節節攀升。而朝廷已近乎一個空殼子，早在萬曆年間，因寧夏、朝鮮、播州三場禍亂，朝廷的軍費開支已高達一千二百餘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全國三四年的稅收總額。國庫早就入不敷出，戶部天天告急，連官員們的俸祿，將士們的軍餉都發不出來。再加北方災荒直接導致稅賦收入減少，明廷根本無力賑災。貧苦百姓無力購糧，一時間餓殍遍野。人一旦走投無路便隻能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比諸曆朝，明末的農民鬥爭如出一轍。最初爆發農民暴動的是災荒最甚的陝北地區，由府穀的王嘉胤、王自用發端，之後迅速成燎原之勢燃遍陝西全境。
崇禎三年（1630年），屠戶出身的張獻忠聚集十八寨農民響應王嘉胤的反明號召在米脂起義，自號“八大王”，據說他“身長瘦而麵微黃，須一尺六寸，僄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
崇禎四年（1631年），農民起義軍首領王自用在山西聯合各部，組成三十六營。張獻忠、羅汝才（綽號“曹操”）相繼參加王自用聯軍，由於能謀善戰、果敢勇猛，分別成為三十六營首領之一。
崇禎六年（1633年），張獻忠與李自成等歸附高迎祥，所部是以高迎祥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高迎祥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號闖將。羅汝才則自成一軍，單獨作戰，崇禎八年滎陽大會時，亦名列十三家之一。後曾向明三邊總督洪承疇投降，屯於鄖縣（今屬湖北）以“受撫”為名，休息兵力。
同年，永平四城收複、滿洲軍出塞後，秦良玉率石柱兵從京師調回四川家鄉，明廷留守秦翼明（秦良玉之侄）駐紮京畿，捍守京師，留馬祥麟，張鳳儀在京警備。適逢張獻忠、羅汝才等九路農民軍人馬自湖廣進攻四川，明廷遂詔令秦良玉無須出兵北上援剿，轉而“專辦蜀賊”，負責守禦川地。
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攻克夔州（今重慶奉節），進而圍堵太平。夔州為四川門戶，自古便是軍事重鎮，且夔州距石柱僅三日路程，唇亡齒寒，夔州失則石柱不保。石柱在馬氏一門一家治下已是兩百多年，眾多苗家鄉親世代居於此地，如此安身立命之所豈容他人踐踏。年過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掛上陣，風采不減當年。張獻忠一行素聞秦良玉及其“白杆軍”的威名，不敢正麵衝突，倉皇退回湖廣。秦良玉則率軍與正好回川的兒子馬祥麟前後夾擊，川東亦稍得安定。
崇禎八年（1635年），各路義軍被官軍圍困於河南。十三家義軍首領在河南滎陽舉行了軍事會議，史稱“滎陽之會”。為了突破圍剿，決定分兵出擊，打破官軍的圍剿計劃。作為向東挺進的主力先鋒，張獻忠連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縣，直指明朝的中都鳳陽。
崇禎十三年（公元 1640年），羅汝才率部進入巫山，秦良玉率軍狙擊。
綽號“曹操”的羅汝才轉而突襲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擊走。不久，秦良玉先後於馬家寨、留馬埡、譚家坪、仙寺嶺連續挫敗羅汝才一部，奪得其主力大旗，其驍將“東山虎”被殺，副手“塌天”被生擒。羅汝才率殘部逃往大寧（今重慶巫溪），與張獻忠在巫巴山區會師後，兩人聯手勢力大增，遂越過巴靂河（今重慶巫山縣雙龍鎮大寧河），對秦良玉侄子等人統領的石柱兵發起猛烈進攻。隨後又四處安營紮寨，嚴重威脅四川大部分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