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和調整時期（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畜牧業嚴重受挫
一九五八年，中國畜牧業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但是，伴隨畜牧業所有製的變革而帶來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諸如集體耕畜飼養、使用、繁殖之間的矛盾；農業集體生產與社員家庭養豬在飼料、勞力上的矛盾；牧區牲畜管理和草場利用的矛盾，等等，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加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產生的“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使中國畜牧業蒙受了重大損失。
（一）農區豬和役畜存欄量大減。
一九五八年，由於各地在大辦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搞“大兵團作戰”，大辦公共食堂以及收回社員自留地等，使家庭飼養業難以維持。隨著“公社辦萬頭豬場，大隊辦千頭豬場，生產隊辦百頭豬場”之類不切實際口號的提出，許多地方無償調集社員的豬辦集體豬場，使集體養豬比重大增。例如，湖南省一九五七年集體養豬比重占總存欄數的6%，一九五八年，隻經過幾個月時間，就驟然上升到99%，社員養豬隻剩1%。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和管理經驗，這些集體豬場多半沒有辦好。
無償調集農民個體所有的豬，嚴重挫傷了農民家庭養豬的積極性；集體養豬又由於飼料匱乏，管理不善，疫病蔓延，造成大量死亡。加上三年的自然災害，生豬存欄頭數連續下降。豬的年末存欄數，一九六一年隻有一九五七年的82.5%，相當於一九五九年的62.7%。
在大辦集體養豬場的同時，一些地方采取土法上馬的辦法，進行技術革新。由於機械製造不合規格、維修不配套，一度掀起的機械化養豬熱不久便冷了下來。
許多地方草草辦起的集體羊場、集體雞場，也多半沒有鞏固下來。湖北省紅安縣搞“萬雞山”，用籬笆將一座山圍起來，將平調社員的雞放在山上喂養，並召開現場會推廣，結果因飼料不足，疫病蔓延，死亡殆盡。全國禽蛋消費量一九六○年隻有32.4萬噸，比一九五三年減少48.5%，城市人均年消費量由1.75公斤降到0.35公斤。
“大躍進”中，抽調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人，上千萬頭牲畜參加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工程和大辦其他事業，為了搶時間、趕任務，換人不歇牛，造成役畜大量死亡。人民公社化過程中，農業生產管理製度劇變，打亂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初步建立起來的牲畜繁殖、飼養管理和使役製度，有的地方陷入無人負責狀態。一九六一年全國役畜年末存欄數由一九五七年的5368萬頭下降到3818萬頭，減少了28.9%。
（二）牧區牲畜特別是綿、山羊大減。
“大躍進”中，在牧區不顧條件地提出“雙滿”（滿膘、滿懷）、“五全”（全配、全準、全產、全活、全壯）和“百母百仔”等口號；同時又提倡糧食自給，大規模開荒。結果，幾千萬畝好草原被開墾，加劇了草畜矛盾。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到牧區時，牧業合作化還處在互助組和初級社階段。內蒙古、新疆、甘肅和青海竟先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一步登天”，過渡到人民公社。以青海為例，一九五七年隻有45個初級社，一九五八年八月發展到1439個，到年底辦起108個牧業人民公社，入社戶數占牧業戶總數的74.22%。牧業人民公社建社初期，一般為一鄉一社，個別的為一縣一社；並且實行一級所有，統一核算。牧民入社時，牲畜一律無代價歸公，取消了牲畜報酬；中止了對牧主階級的贖買政策，取消畜股定息，牲畜無代價歸公；在分配上采取平均主義的辦法，在生產上不顧畜牧業分散、流動、小群的特點和習慣，搞牲畜大集中，帳棚街道化；采取大群放牧，每群羊達700—800隻，馬、牛400—500頭，破壞了輪牧、選種、防疫等製度。結果，一九五八年末大牲畜存欄數比一九五七年減少143.8萬頭，綿山羊減少399萬隻。
（三）教育、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增加，質量下降。
教育科研機構增加對促進教育、科研事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於發展太快，水平參差不齊。在教育改革中，提倡師生深入農村，結合實際教學，參加勞動多，課堂講授少，教學質量差。科研機構提倡研究人員“下樓”、“出院”，支援農業生產大躍進，打亂了科學研究工作秩序，忽視了必要的實驗室、試驗場工作，使研究成果的質量降低，甚至沒有成果。畜牧獸醫站從縣延伸到公社一級，有利於普及科學技術，但許多技術人員的素質差、水平低，使不少地方技術推廣工作帶有盲目性。
（四）毛澤東主席的一封信及其對畜牧業產生的影響。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閱讀了新華社關於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養豬大發展的一篇通訊以後，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曾經普遍印發，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對中國畜牧業產生過很大影響。
毛澤東在信中說：“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信中說：“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後，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賴的道理。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並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
信中說：“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讚成，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而且豬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髒（可以作製藥原料），我們何樂而不為呢？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是人類的糧食。由此觀之，大養而特養其豬，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個至兩個五年計劃完成這個光榮偉大的任務，看來是有可能的。”
信中提出，要“大搞飼料生產。有各種精粗飼料。看來包穀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蘇聯現在也已開始大辦。中國的河北省吳橋縣，也已在開始辦了，使人看了極為高興。”“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麥、小米等主糧同等重要，把包穀升到主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