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在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取得顯著成效，畜牧業生產從恢複到發展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在中央許多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的情況下，畜牧管理部門的工作無法維持，教育、科研、技術推廣工作一度幾乎停頓。一係列行之有效的發展畜牧業的方針、政策、措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躍進”時期所犯的錯誤又在許多地方重演。這一時期，廣大幹部和群眾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克服重重阻力，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抵製和反複的鬥爭，畜牧業仍有相當發展。
一、畜牧業隨著方針、政策的變化而出現起伏
（一）家庭飼養業的受挫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而進行批判，“公養私養並舉，以私養為主”的養豬方針實際上難以實行。許多地方原來對社員養豬的一些鼓勵措施被取消了。一九六七年四月，農業部在北京召開了13省、直轄市參加的畜牧會議，雖然強調了堅持“公養私養並舉，以私養為主”的方針，實際上未能貫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所操縱的輿論工具，以限製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為名，對社員飼養家畜、家禽加以種種限製，例如，借口母豬、耕畜是生產資料，不準私養；農村三留（自留地、自留畜、自留山）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農民家庭經營畜牧業的權利被剝奪，農民作為商品生產者的地位再次遭到否定。
由於極“左”路線的幹擾和破壞，使得畜牧業生產連年下降。全國豬年末存欄數，一九六六年底為1.93億頭，一九六九年底下降到1.73億頭；下降的省份，一九六七年為18個，一九六八年增至24個。一九六七年末全國綿山羊存欄數為1.44億隻，一九六九年下降到1.40億隻。
畜牧業生產下降的嚴重情況，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一九六九年春，周恩來指示農業部、商業部對豬減產的原因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對策。農、商兩部由王磊、吳振主持派出了6個工作組，前往山東、河南、江蘇、湖南、四川、遼寧等6個省進行調查研究，找到了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忽視社員養豬和獎勵政策不穩定。
一九七○年，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了北方農業工作會議。經過毛澤東批準，會議確定了“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養豬”的方針。這是在“左”的思潮泛濫的情況下，重新肯定社員養豬的合法地位，並且繼續實行鼓勵的政策。由於貫徹執行了這項方針、政策，幾年之內，養豬生產很快又得到發展。全國存欄量，一九七○年為2.06億頭，一九七二年為2.64億頭，當年出口豬肉和活豬（折肉）共計32萬噸，創曆史最高水平。但是，一九七三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時，又限製私養頭數，以致全國養豬總頭數再次下降。一九七四年全國收購肉豬9843.4萬頭，比一九七三年減少352.5萬頭，許多城市人均肉食定量每月隻有一斤，肉食供應緊張。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國務院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召開的養豬座談會，重申了“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養豬”的方針。經過多方努力，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全國養豬存欄頭數回升，年底達到2.81億頭，比一九七四年的2.61億頭增長7.8%。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大力發展養豬業的通知》。這是十年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第一個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文件指出，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養豬的方針，是毛主席批準的現階段發展養豬業的正確方針，不能改變；鼓勵社員養豬的政策和獎勵辦法不要隨意變動。這一文件的指示精神廣為宣傳和貫徹執行後，使社員養豬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二）集體飼養業的比重增加，但效益不高。
集體養豬一直是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各級地方政府和人民公社及生產隊為此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效益不高。一九六四年末在養豬存欄總頭數中，集體養豬比重占9.41%，一九七一年提高到18.5%。一九七五年推廣安徽省利辛縣小葉園生產隊集體養豬經驗後，在全國又一次掀起了興辦集體養豬場熱潮。一九七六年集體養豬的比重達到了21.5%。
集體養豬場中，有一些管理得好、經濟基礎好、經營得當的豬場，在飼養母豬為社員提供仔豬、扶持社員發展養豬方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數集體豬場經營管理不善，對飼養員的報酬不盡合理，生產積極性不高，加之飼料缺乏，技術守舊，以致普遍存在飼養成本高，經濟效益差的問題。例如：上海市一九七七年統計，在集體畜牧場中，經營有盈餘的隻占41%。湖南省寧鄉縣，一九七五年先後興辦公社（500頭以上）、大隊（100頭以上）、生產隊（30頭以上）三級集體養豬場8700個，當年集體養豬達27萬頭，占全縣年末豬存欄總頭數的40%。由於經營管理不善，後來大部分豬場關閉了。
在這一期間，由於城市禽蛋供應緊張，也為發展現代化、集約化養雞業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
根據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關於大力發展養豬業的通知》的精神，北京等城市開始建立機械化養雞場、養豬場以及與之配套的飼料工廠。為了發展城市郊區養豬和養雞，經鄧小平批準，國家撥出5億斤糧食專門用於解決城郊機械化養豬、養雞飼料問題。在鄧小平、萬裏等中央領導人的關懷和有關部門支持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組織了生產、科研、院校、設計等幾十個單位的大量專業人員，應用了援外建設工廠化養雞場的經驗，使城市郊區現代化蛋雞飼養業的建設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同時也開展了工廠化養豬的實驗。
集體飼養的耕畜，由於勞動報酬不落實，繁殖成活幼畜得不到應有的獎勵，因而繁殖率、成活率不高，發展緩慢。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十年間全國大牲畜平均年遞增率隻有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