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一九七七——一九八八年）
一、兩年間局部工作取得新的進展
一九七六年十月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是，在一段時期內，“左”的指導思想還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和手腳，一些地方仍然限製社員養牛、養羊。在數量上仍占很大比重的集體養豬，由於按勞分配原則得不到貫徹，生產責任製度不健全，大都效益不高。集體所有的大牲畜，由於飼養和使役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繁殖獎勵的辦法不落實，因而繼續下降。全國大牲畜存欄頭數，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七年減少122.4萬頭；牛、羊收購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六年分別減少24.4萬頭和33.6萬隻。豬出欄頭數兩年共計增加1066萬頭，但由於人口增加，肉食供應仍然緊張。在這兩年間，以下幾項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發展城市郊區鮮奶、鮮蛋和豬肉生產。
一九七七年五月，農林部在天津召開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陽、武漢五大城市的畜牧業家禽業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座談會，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力發展養豬業的通知》精神，研究在城市郊區建立肉、蛋、奶生產基地。會議提出：郊區發展飼養業用糧，實行增產不增購，由超產糧安排解決；繼續鼓勵社員家庭養豬、養禽；興辦飼料加工廠，生產配合飼料。許多城市興辦起機械化養雞場，生產肉雞或雞蛋就近供應市場，為逐漸解決城市鮮蛋的四季均衡供應闖出了一條新路。
（二）探索改進牧區生產責任製。
一九七八年一月，農林部在西寧市召開了牧區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座談會，總結交流了牧區人民公社建立畜群作業組、推行生產責任製和做好分配工作的經驗。會後，印發了《關於推廣畜群作業組建立和健全生產責任製的意見（草稿）》，征求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寧夏10省、自治區畜牧局的意見。推動了這些地方對牧區畜牧業生產責任製的研究和改進。
（三）組織進行畜牧業現代化試點。
農業部畜牧局從一九七八年起，在不同類型草原地區，安排了17個牧區畜牧業現代化試點。在四川省石渠縣，青海省澤庫縣、海晏縣，新疆自治區新源縣，內蒙古自治區鑲黃旗、正鑲白旗、烏審旗、翁牛特旗、鄂溫克旗，甘肅省夏河縣和寧夏自治區鹽池縣等地設立了牧業現代化綜合試點，探索在草原建設、科學養畜、牧業機械化和獸疫防治等方麵綜合發展的經驗。在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和河北省沽源縣設立現代化草原建設試點，探索建立草、水、林、機配套的基本草場和旱地種草的經驗。在四川省若爾蓋縣、新疆富蘊縣、內蒙古巴林右旗和科左後旗興辦牧工商公司，探索在加強牧業生產建設的基礎上，實行牧工商一體化經營的經驗。這批試點相繼建成並取得了經驗。
（四）部署家畜改良區域規劃並加強進口種畜管理。
一九七七年七月，農林、商業、外貿、輕工四部和供銷總社聯合發出《全國家畜改良區域規劃》。農林部和地方合作共同加強了中國良種細毛羊的培育工作。同時，在有關部門配合下，加強了種畜進口的管理與進口種畜的繁育和利用工作。
（五）將四大生物藥品廠重新收歸部管。
一九七八年四月，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和農林部聯合發出《關於調整四個獸醫生物藥品廠領導體製》的函，通知江蘇、河南、甘肅和四川省從一九七八年第一季度起，將一九七○年下放歸當地領導的南京、鄭州、蘭州和成都四個獸醫生物藥品廠的管理體製改為以農林部為主、部和省雙重領導的管理體製。
在獸醫防製工作方麵，另一重大進展是馬傳貧診斷和免疫技術的開始應用。一九七八年二月，農林部印發《馬傳染性貧血病防治試行辦法》，將一九七七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試驗成功的馬傳貧診斷和免疫技術應用到獸醫防疫工作上。這是重大獸醫科學技術推廣的一項新成果。
（六）重視農區養羊業的領導。
一九七六年，全國綿山羊比上年減產520萬隻，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減產數量最多和減產幅度最大的一年。農林部、供銷合作總社、外貿部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在山東省藤縣召開全國農區養羊會議，八月十六日，兩部一社批轉了《全國農區養羊會議紀要》，加強領導，采取獎勵措施，挖掘農區養羊潛力，扭轉下降局麵。
（七）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九日，國務院批準成立農林部畜牧總局。
從此，畜牧業基本建設投資和物資供應直接列入國家計委戶頭；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後成立一級畜牧（農牧）廳（局）；各地相繼建立和健全了畜牧業務的主管機構；事業、企業機構有了新的發展，從而為加強對畜牧工作的組織領導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改革開放使畜牧業全麵增長
隨著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全麵展開和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廣大農、牧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得以發揮，畜牧業生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發展。
（一）畜牧業所有製出現了新格局。
農、牧民家庭飼養業迅速發展。在一九七九年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要求“大力發展畜牧業，提高畜牧業在農業中的比重”；同時，對發展畜牧業的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明確提出，將一九七○年以來國務院確定的“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養豬”的方針修改為“繼續鼓勵社員家庭養豬養牛養羊，積極發展集體養豬養牛養羊。”把鼓勵社員家庭養畜放在首位，並鼓勵農、牧民戶養大牲畜，不限數量，給了農、牧民根據自己的條件決定飼養畜、禽種類和數量的自主權。一九八○年三月，國務院批轉的農業部《關於加速發展畜牧業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取消禁宰耕牛的政策”。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在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再次強調“要把一切行之有效的鼓勵畜牧業發展的政策落實到各家各戶”。隨著這些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農民家庭飼養業發展很快。一九七八年底，社員養豬占全國存欄豬總頭數的79.7%，社員養羊占存欄總數的32.7%。一九八二年底，農民家庭養豬、養羊己分別占存欄總數的96%和61.7%。耕畜也逐步從集體所有轉變為農戶所有為主。一九七八年農戶養牛隻占存欄總數的5%。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廣，農田分戶耕種之後不久，耕畜也從集體所有逐步轉變為作價到戶，戶有戶養，分期還款，代耕收費，或作價歸聯戶所有，夥養夥用。一九八二年底，農戶養牛已占牛的存欄總數的52%。到一九八四年，大部分耕畜已為農、牧民家庭所有。
集體養畜比重下降，效益提高，並出現了新的經濟組合。集體所有製畜牧業的變化，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年以前，集體養畜的數量和比重處於大幅度下降階段。農區由於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製，包產到戶，集體養畜的飼料來源不足，加之經營管理不當，除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郊區和其他地方原來一直辦得較好的集體畜牧場，飼養的奶牛、豬、家禽還保留一部分外，大多數地區的集體畜牧場紛紛解體。全國集體養豬的比重從一九七八年的17.47%，下降為一九八○年的7.35%，一九八二年降到2%。保留下來的集體豬場，一般采取聯產計酬，收益分成，或大包幹的方式承包到戶，這些豬場由於條件比較好，經營得當，效益還好。一九八四年以後，隨著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集體經濟實力增強。一九八五年取消了豬等畜產品的統派購製度，在城市供應和出口貿易對肉、蛋、奶需求量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城市郊區和條件較好的地方又逐步興辦了一批集約化的集體豬場、奶牛場、禽蛋生產和孵化場。這些企業以發展商品生產、獲取利潤為目的，一開始就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和經濟效益，多數比較鞏固並逐步得到發展。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新的畜牧業集體經濟組合，即由農民自願組成的農村畜牧業經濟聯合體。
全民所有製畜牧業經濟經過調整後得到發展。全民所有製畜牧業，在八十年代初，由於經營管理不善和國內市場畜產品價格過低，生產成本偏高，盈利少，甚至虧損。全國豬存欄總頭數中，全民所有製所占比重，一九七八年為2.17%，一九八○年為1.62%，一九八二年為1.23%。一九八○年中共中央發出《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提倡國營農牧場將原來實行的工資加獎勵製度改為“聯產計酬”或“專業承包”，即由專業組或工人家庭承包，場部主要從事產前、產後服務。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要求國營農、牧場加速興辦家庭農場，進一步推動了國營畜牧場和國營農場中畜牧場的改革，使畜牧業進一步得到發展，提供畜產品的數量和品種日益增多。一九八四年，農墾係統大牲畜存欄達265萬頭，豬609萬頭，羊977萬隻，家禽7292萬隻。畜牧係統除所辦的種畜場外，為了改善大、中城市肉、蛋、奶的供應還辦了一批現代化養豬、養禽及奶牛場，向廣大農、牧民提供良種，並為市場提供了大量畜、禽產品。大、中城市奶牛所有製結構，國營所占比重較大，戶養奶牛發展較快。一九八七年，據北京、天津、上海等20個大、中城市統計，共有奶牛26.15萬頭，其中國營占46.6%，集體占27.7%，個體占25.8%。
牧區逐步推行草、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一些主要負責人陸續到西藏、內蒙古、青海、新疆和川西、甘南等幾個大牧區視察工作，對各地畜牧業的改革和建設提出一係列指導性意見。各大牧區開始對畜群所有製結構、管理體製、經營形式等方麵進行了調整和改革。一九八○年前主要實行定產、定工、定報酬，超產獎勵的責任製；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一九八四年後推行了草、畜雙承包責任製。一般采取牲畜作價歸戶，價款分期償還的辦法；有一部分地方將草場使用權落實到組或戶。一九八六年，全國牧區基層單位80%以上已經實行牲畜作價歸戶，其中青海省有86%，甘肅、四川、新疆、寧夏等省、自治區70%實行了作價歸戶。與此同時，一些地方還建立了畜牧業產前、產中、產後各種社會服務承包責任製。牧區畜群所有製結構和經營管理製度的變革，深受各族牧民的歡迎，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以新疆自治區為例，一九八六年，肉類產量、綿羊毛和牛奶產量比一九八○年分別增長69.7%、30.5%和237.8%。
多種經濟成分聯合的畜牧業經濟實體增多。通過形式多種多樣的聯營，各種經濟成分相互滲透。提高了畜牧業自身調節的能力，把畜牧業經營推向一個新的層次。例如，廣東省光明華僑畜牧場通過外引內聯，先後以補償貿易、合資、合作經營等形式與外商簽訂20個項目，並與國內4家企業聯合，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年產鮮奶1.2萬噸、肉豬6.5萬頭、乳鴿120萬隻、肉鴨36萬隻，年出口產值一億港元，成為香港市場牛奶的主要供貨基地。
（二）畜牧業生產結構有所調整。
中國傳統的畜牧業經營方式和生產結構、畜種結構偏頗，出欄率和商品率都低，這種不合理狀況在改革中正逐步加以調整。
1.調整飼養結構，提高產出率。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畜牧業不但要看飼養量和存欄量，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出欄率和出肉率。”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再次強調：“畜牧業要強調提高出欄率、出肉率和產毛量，其他各業都應努力提高經濟效益。”各級畜牧部門為貫徹執行這些指示，采取了改進飼養技術，加強疫病防治，加快品種改良，開展商品性的多品種雜交（即經濟雜交），推廣配（混）合飼料等一係列綜合措施，收到了明顯效果。全國成年母豬在豬的存欄總頭數中所占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9.1%降為一九八七年的6.7%，每頭母豬繁育成活出欄豬從5.86頭提高到11.9頭。全國豬的出欄率由一九七八年的55.2%提高到一九八八年的84.1%。上海、天津、北京、江蘇、湖南等省、直轄市豬的出欄率分別達到172.9%、170.5%、155.3%、113.8%、106.3%，商品豬平均活重94公斤；出肉率（胴體重占毛重的%）一九七八年為57.94%，一九八七年達到77.6%。從而大大提高了養豬業的經濟效益。
2.在繼續抓緊發展養豬的同時，大力發展牛、羊、兔、鵝等草食家畜、家禽和蜜蜂。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次強調指出：在畜牧業生產中，應特別注意發展牛、羊、兔、鵝等草食家畜，提高草食家畜在畜牧業中的比重，要把節糧型畜牧業作為中國畜牧業發展的方向。
鑒於草食家畜是農區畜牧業的薄弱環節，而中國農區又具有發展草食家畜的巨大潛力，一九七九年十月，農業部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召開了全國農區畜牧業草山利用建設和發展草食牲畜會議。會議由蔡子偉、趙修副部長主持。這次會議對推動農區畜牧業和草食家畜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兩年，有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後發出了鼓勵社員和集體大力發展草食家畜和養蜂業的布告。
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至十三日，由農牧漁業部部長林乎加主持，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召開南方畜牧工作會議。畜牧局局長李易方就發展養豬業的方針和關鍵措施作了專題發言。會議指出，凡是能促進畜牧業發展的政策要繼續堅持、完善，阻礙畜牧業發展的政策要進行調整。當前最重要的是落實草山、草坡使用權，發揮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積極性。會議強調，必須抓好飼料、良種、防疫體係的建設和發展加工業，推廣科學飼養方法，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同年八月五日至十五日，農牧漁業部在哈爾濱市召開了北方17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畜牧工作會議，會議由朱榮副部長主持，著重討論研究了開創北方畜牧業生產新局麵的政策和措施，認為北方是中國傳統的畜牧業基地，草食牲畜比重較大。已有90%以上的社、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製，要繼續加以完善，並且對發展農區畜牧業專業戶和落實牧區自留畜政策作好各項工作。之後，畜牧局迅即將南方和北方畜牧工作會議的主要文件、資料彙編為《大力發展畜牧業》專輯，印發到基層畜牧部門，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