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區畜牧業的興起
城市郊區的畜牧業，是伴隨城市經濟的發展，從農區畜牧業分化出來，而集約化程度較高的畜牧業。
新中國成立以來，工礦業發展，城市擴大，人口增加。按城鄉劃分，一九四九年全國市鎮總人口為576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6%。一九八七年，增加到5036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6.6%。市鎮總人口包括農業和非農業人口兩部分，按非農業人口劃分，一九八七年全國381個城市，總人口為12947萬人。50萬人以上（含50萬人）的城市有55個，總人口為9601萬人，其中非農業人口為7463萬人。在城市人口增加的同時，人民生活需求也在增長。據調查，一九七九年，全國非農業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為一九五二年的2.2倍。上海市一九七九年人均消費豬肉、鮮蛋均為一九五○年的2.4倍；人均消費鮮奶為一九四九年的15.6倍。北京市一九七九年雞蛋的銷售量為一九四九年的11.1倍。大、中城市所需要的畜、禽產品，部分可以自給，大量靠外地調入。一九七八年全國城市從其他省調入肉豬總計1329.58萬頭，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調入589.31萬頭，占城市調入總量（下同）的44.3%；調入菜牛19.78萬頭，其中三市調入16.13萬頭，占81.5%；調入菜羊193.43萬隻，其中三市調入153.31萬隻，占79.26%；調入鮮蛋14.9萬噸，其中三市調入8.9萬噸，占59.7%；調入家禽1259.86萬隻，其中三市調入815.11萬隻，占64.7%。城市從外地長途調入鮮活畜、禽產品，損耗大，流通費用高，經營虧損多，而且往往不能保證供應。這就促使大、中城市盡可能就近發展畜牧業，特別是鮮奶、禽蛋、鮮肉和活禽等鮮活產品的生產。
一、城市郊區畜牧業的產生和發展
五十年代初期，大、中城市所轄範圍很小，當時城郊和農村畜牧業的差別主要是一部分城市和郊區有少數的奶牛場和一些奶牛戶，飼養奶牛數量也很少。例如，上海、北京兩大城市，當時分別有奶牛4900頭和1500頭；太原市有300頭，包頭市、開封市各有60餘頭，合肥市僅有十幾頭，小城市基本上沒有奶牛。養豬、養雞是郊區農民的家庭副業，屬自給半自給性生產，提供的商品不多。城市所需的肉、蛋等大宗畜產品靠外地調入供應。發展城市郊區畜牧業，逐步解決城市居民對肉、奶、禽、蛋等副食品需要的問題，漸次列入議事日程。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指出：“城市附近和工礦區附近，應該把增產蔬菜等各種副食品供應城市和工礦區的需要作為重要任務”。一九五六年，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城市郊區的農業生產應該以蔬菜、奶、肉、雞、鴨、蛋等副食品生產為主，為城市的副食品供應服務”。一九五七年五月，農業部召開了城市、工礦區副食品生產、供應座談會。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作了《關於城市副食品生產問題》的報告，對城市肉、奶、禽、蛋的生產、供應作了具體安排，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會議重申了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一九五六年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規定的城市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方針，並提出：能就地生產就地供應的都應就地生產，不能依賴於外地調劑。城市郊區副食品生產的好壞，應該是衡量城市郊區農業生產工作好壞的主要標誌。有計劃地解決城市、工礦區副食品供應的主要辦法在於組織各方麵力量，建立副食品生產基地，劃定城市工礦區的郊區及其附近地區作為副食品生產基地的範圍，給社員劃自留地種飼料，增加畜、禽飼料。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廖魯言同誌關於召開十四個城市蔬菜會議情況的報告》時所加的按語中指出：“望切實抓緊夏菜秋菜的生產，抓緊豬、雞、鴨、鵝、魚等副食品的生產，作好蔬菜和其它副食品的產、供、銷工作，力爭早日緩和城市副食品供應緊張的局麵”。一九六○年又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大、中城市副食品生產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出席會議作了總結發言，對大、中城市的副食品生產作了具體部署。這些決議和指示，都起過積極的作用。然而由於長期受“左”的指導思想幹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以及資金、物資投入少，城市郊區的優勢沒有得到發揮。這一時期的城市郊區畜牧業比蔬菜的發展緩慢，肉、奶、禽、蛋供應緊張，全國大、中城市不得不實行憑票限量供應。
一九七五年，在鄧小平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時，要求在大、中城市、工礦區建設一批機械化養豬場、養雞場、養牛場，以逐步解決城市和工礦區對畜、禽產品的需要。這是一個關心人民生活、支持工業發展的正確決策，實際上這是中國真正建立集約化、工廠化的畜、禽產業和生產體係的開端。
七十年代以前，由於郊區畜牧業發展緩慢，飼養量、商品量都很少，所以，大城市需求的鮮活畜產品供應不足。例如，北京市長期以來雞蛋短缺，居民吃蛋憑證低限量供應（每戶每月0.5—1公斤），主要是由於郊區生產雞蛋太少，而且全靠農民以家庭副業方式生產，生產水平很低。1隻雞一年產蛋120—150枚。一九七六年以前，十年間，北京市郊區交售的商品雞蛋一直徘徊在500萬公斤左右；一九七六年全郊區商品雞蛋收購量為617萬公斤，僅占市場銷售量的24%；76%的商品雞蛋靠外省調入，蛋的破損率高，質量更難以保證，每年商業部門經營虧損上千萬元。為了解決大、中城市生產與需求之間的矛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關於大力發展養豬業的通知》指出：“大城市要盡快辦一些機械化、半機械化養豬場、養禽場和奶牛場，所需的資金、物資列入國家計劃”。根據通知，部分大城市開始著手籌建較大規模的現代化養雞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人民收入增加，市場上鮮活畜產品供不應求的矛盾更加突出。為了盡快解決城市肉、奶、禽、蛋的生產、供應問題，農牧漁業部根據實行分類指導的原則，針對城市郊區畜牧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多次召開會議，研究發展肉、奶、禽、蛋生產的有關方針、政策和措施。一九八二年農牧漁業部分別召開的全國南方和北方畜牧工作會議，在總結一些城市郊區發展畜牧業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大、中城市郊區發展畜牧業應當實行國家、集體和社員家庭飼養一齊上，重點發展奶畜、家禽和瘦肉型豬生產，供應市場需要的奶、蛋、肉類等鮮活畜產品。一九八五年三月，農牧漁業部何康部長主持，在北京專門召開了全國大、中城市農牧漁業工作會議，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這次會議的《紀要》。會議充分的討論了城市肉、奶、禽、蛋市場供應麵臨的形勢，並研究了發展城市郊區畜牧業的方針和措施。一致認為，隨著農牧漁業生產的發展，中國大、中城市的肉、奶、禽、蛋等副食品供應量比過去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據一九八四年全國45個大、中城市（含省、自治區所在地省轄市和特區，開放城市）統計，每人年平均消費肉30公斤，奶8.5公斤，蛋5.5公斤，家禽1.4隻。但是，同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相比，仍然是數量不足，品種少，質量差，流通渠道不暢，因此，盡快把大、中城市農牧漁業生產搞上去，滿足城市消費需要，已經是城鄉經濟改革麵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會上，一些城市介紹了破除要求一切農產品自給自足的觀念，堅持按照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結構和生產布局，發揮優勢，統籌安排等經驗。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大、中城市農牧漁業發展的方針是：“服務城市，富裕農民，活躍市場、方便群眾”。重點是“肉、奶、禽、蛋、魚、菜、果”，其中畜產品占了4項。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革農產品購銷製度，生豬、水產品和大、中城市、工礦區的蔬菜，要逐步取消派購，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隨行就市，按質論價，議購議銷。國家還拿出2000萬噸原糧平價供應發展畜牧業和水產業。
為了加快城市郊區畜牧業的發展，解決副食品生產問題，提高畜產品的自給能力，各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根據中央曆次會議精神，在調整發展郊區畜牧業生產政策的同時，陸續興辦了一批國營奶牛場、豬場、雞（鴨）場、兔場等，還辦起了一些集體經營的畜牧場，家庭飼養業也得到發展。上海市，一九七六年末，生豬存欄333.3萬頭，其中國營牧場飼養14.81萬頭，占4.44%；集體牧場207.94萬頭，占62.26%；餘為家庭飼養。一九七九年末，全市有奶牛場493處，養奶牛2.37萬頭，其中國營牧場28處，養奶牛1.3萬頭，占54.8%；集體牧場465處，養奶牛1.07萬頭，占45.2%。天津市，一九七五年前後，在郊區建起機械化、半機械化養豬場十幾處，機械化雞場8處。進入八十年代，各大、中城市郊區先後建成了一些現代化養禽場和養豬場，並鼓勵和扶持發展了大批畜牧業飼養專業戶，在全國較早出現的有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陳坪公社養雞專業戶高學蘭，沈陽市新城子公社六王大隊養豬專業戶蘇玉蘭和哈爾濱市的養雞專業戶王淑蘭。即當時所稱的北方“三蘭”專業戶。城郊畜牧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隨著城市郊區的擴大和畜牧業的發展，大、中城市肉、奶、禽、蛋的自給率提高。據天津市統計，肉、禽、蛋從市外調入的比重，六十年代為93%，七十年代為85.5%，到八十年代中期鮮蛋基本自給，豬、牛、羊肉調入量下降到70%左右，家禽調入量降到40.6%。
改革開放十年中，中國肉、蛋、奶的生產有了很大發展，消費水平也有較大提高。但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兩年城市肉、蛋、奶的供應又趨緊張，部分城市恢複了憑票供應。為緩解供需矛盾，實現供給和需求的相對均衡，除合理引導消費外，必須努力發展生產，逐步提高供給水平。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農業部向國務院提出《關於發展副食品生產保障城市供應（簡稱“菜籃子工程”）的建議》。即運用係統工程方法，理順副食品價格，改革生產、流通體製，合理開發利用國土資源，調整副食品結構，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高副食品供應水平。國家計劃委員會同意了這項建議。
為落實“菜籃子工程”中對肉、蛋、奶生產的計劃和要求，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農業部畜牧局、農業部農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心邀請了部分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在調查研究全國和67個大、中城市肉、蛋、奶生產與消費動態、發展目標和保證措施，以及畜牧業內部各行業發展規劃的基礎上，製定出了《我國1988—1992年發展肉蛋奶生產改善城市供應的總體實施規劃（草案）》。
一九八九年，是組織實施“菜籃子工程”的第一年，這項工作一開始就受到了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支持。許多省、市由政府組織專門班子研究規劃，協調整個副食品基地建設。上海、南京等市還成立了“菜籃子工程”領導小組或指揮部，具體指導“菜籃子工程”的實施工作。各地都先後製定了本地的“菜籃子工程”規劃。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一九八九年第一次提出了根本解決天津市副食品供應的一整套戰略方針，明確提出一九八九、一九九○兩年打基礎，爭取三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初步建成布局合理、優質高產、生產穩定、供應可靠、運轉自如的副食品生產供應體係。福建等一些省、市把“菜籃子工程”計劃的建設項目都落實到縣、鄉。一九八九年七月，農業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副食品生產工作座談會，檢查了解各級農業部門組織製定和實施“菜籃子工程”的進展情況，形勢比預料的好，上半年畜牧業生產穩步增長，市場供應好於一九八八年。劉江副部長在會上作了總結發言，對工作做了部署。組織實施“菜籃子工程”，已經成為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發展副食品生產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必將推動中國副食品生產的長遠發展。
二、現代化蛋雞和肉雞生產體係的建設
現代化養雞生產，是把養雞業從手工勞動、自給性的生產轉移到工廠化、專業化、社會化的商品性生產。
（一）現代化蛋雞生產體係的建立。
中國畜、禽生產現代化，是從建設現代化蛋雞生產體係開始的。一九七五年北京市按照中央領導的指示率先行動，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機械化養雞場、養豬場工程指揮部，趙化達任指揮。當時既沒有養禽設備廠，也沒有現成圖紙可以借鑒。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抽調了大批畜牧、獸醫、建築和機械等工程技術專家共同進行研究、設計和攻關，並多次派人到國外考察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建設蛋雞生產體係是按照良種、飼料、防疫滅病、機械設備及科學管理等係統工程進行的。首先從抓“種”入手，一九七五年開始在京郊昌平縣東沙各莊建立了一個飼養規模為兩萬隻的原種雞場和一個飼養規模為5萬隻的父母代種雞場及一座年產400萬隻鑒別母雛的孵化廳，同時著手北京白雞的培育工作。同年在京郊開始建設一個飼養規模為20萬隻產蛋雞的機械化養雞場，即北京市紅星雞場；又建了一座年產萬頭商品肉豬的機械化養豬場。紅星雞場附屬有畜牧機械廠，研製和生產養雞、養豬機械設備。在發展機械化養雞的同時，從匈牙利引進了一座配合飼料工廠，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建成投產。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有條件的社隊先後建立了一批半機械化集體養雞場，其建場規模一般為飼養產蛋雞1萬隻以上。第一期半機械化雞場飼養產蛋雞約100萬隻。同期內，京郊還建起了一批半機械化集體養豬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