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危機
這篇文章發表於1950年，時隔這半個世紀，文中的警告相當一部分已成事實，更大的危機出現在人類麵前。赫胥黎（1894一1963）這位博學的英國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的孫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進化論聞名的科學家——朱裏安·赫胥黎。
赫胥黎的創作曾被目為“第一次大戰後作品最富樂觀性的第一人”，但當他沉靜地剖析人類的當下生存狀態時，他的“樂觀”變成了“憂患”；也許，隻有產生危機意識，人類才有可能趨向於完善。人類目前正處於危機時代，這危機存在於兩個層次上。即較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危機及較低層次的人口、生態學危機。國際會議及報紙上所討論的是較高層次的危機，導致這危機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團間的權力競爭，他們都擁有或希望擁有利用戰爭以破壞對方經濟力的廣泛手段。至於人口或世界資源等低層次的危機，報紙、電台、或較重要的會議幾乎都未加討論，三大國——或四大國——也均未注意及此。這些事項大都委之於沒有實際權力的下級委員所組成的健康、糧食問題之類的委員會議。他們把全部精力都花費在解決人際關係的矛盾問題上。可是，低層次危機實與政治經濟危機同樣深刻嚴重。高層次危機如果不與以宇宙論、生物學為基礎而形成的問題共同研究，終究無法解決。
忽視這項原則，低層次危機將使政治經濟問題逐漸惡化。如果隻將精力與注意力集中於政治論與經濟論，那麼，不但難以解決低層次的問題，甚至根本不可能解決。下麵我所要提出的問題，重點在討論低層次危機的某些層麵，而其根底處則在提出：一個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響或將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動。以前曾一度流行過這樣一句話：“富裕中的貧困”，意思是說：地球上本來蘊含有豐富的資源，足以供給目前人口或未來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匱乏，現在人類所以悲慘的原因，實來自完全錯誤的生產方法及更為錯誤的分配方式。無論是修正通貨、無限製資本主義、配給製度或＊（左亻右係）所想到的有效治療法都行，隻要徹底付諸實施，就能使全人類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話裏的王子、公主一樣。匱乏與饑謹也將變為富裕，全地球勢必成為一個的廣大的“糖果之國。”這種奇跡可由政治、經濟的計劃予以實現，但從這類高層次的探討轉移到生物、生態學所發生的問題研究時，我們的樂觀似乎是太早了一點。我們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貧困”而是“貧困中的貧困”。世界資源對世界人口而言並不充裕。
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22．5億，生產糧食的地區大約有40億英畝，據營養學家計算，要供給一個人所需的充分糧食，即需有2．5英畝的土地。按這比例來說，縱使生產糧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實大部分土地都很貧瘠——也難以保證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夠的食物。事實上，要保證世界上22．5億男女老幼都有足夠的食物，勢必供應比現在多兩倍的糧食。但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國公共衛生局長托瑪斯·巴蘭博士稱：“縱使糧食生產能夠增加到最大限量，在這數十年內，仍然無法供應最低限量的足夠食物。”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人口仍在繼續增加——大約以十年中增加2億的比率——這意謂著在糧食供應能夠增加兩倍之前，要供給的人口已非22．5億，而是30億以上了。當然，在這期間內，一切事物、技術都將精進，但糧食不足的問題仍會和今天同樣深刻而廣泛。此外，隨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對貧瘠。福特·謝巴德在《食物與饑謹》中寫道：“近代人創造了兩種足以消滅文明的方法：一為原子戰爭，一為世界性的土壤侵蝕。在這兩種方法中，土壤侵蝕具有更惡劣的破壞性。戰爭破壞文明母體的社會環境。土壤侵蝕則破壞了它的基礎——自然環境。
換言之，原子戰爭會破壞某種特定文明——例如西歐式或產業式的變種文明。但土壤侵蝕若不加以防止，卻會消滅任何文明發生的可能性。”人對環境所犯的罪行一覽表冗長而且陰鬱。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繼續擴大，赤道地區，人所能居住的山地與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蝕，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漸缺草的黃土地帶。中美洲將繼續變成沙漠，南美的多數地區，因山坡傾斜度太大，土壤將會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國的廣大沙土地帶，幹燥期過長，土壤就會被風吹散。亞洲也會陷入同樣可歎的狀態。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種愈發頻仍，終至貧瘠無用。在逐漸擴大、深化的自然貧困中，人類的貧困也逐漸擴大、深化。現在必須考慮的是：這個難以應付的生物學現象已如何影響或將如何影響我們在國內及國際政治上的行動？低層次危機的本質，勢必花費極長的時間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隻是緩和較危險的征兆以及製作純病因學的處置計劃。上文已述，任何國家或社會中的出生率差距，都會導致全體居民的品質低落，但在這種影響尚未明顯化之前，實在很難預測其發展，現在暫時隻能以提出問題為滿足。
在優秀人才減少、低能者增加的社會中，民主製度可能推進嗎？這答案也許將留待50年後的子孫。在這段期間，可能找到一種新的方法，加以培養，以便從逐漸趨於劣化的人群中，選出其最善者。
同時盡可能找出一種方法，使先天稟賦優越者能盡量繁衍子孫。當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鄰國的出生率都偏高時，以目前的世界結構而論，多少將使和平受到威協。無論我們在表麵上多麼頌揚“信仰”，20世紀人類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國家主義式的偶像崇拜。名義上，我們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猶太教徒。但事實上，大家所信的都並非一神，而是50甚至60個神。其中任何一個都是其餘諸神之敵，至少有為敵之可能。凡沒有國教的國家，公立學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義”式的地域性意識形態——亦即對國旗敬禮、對國家或其統製者之崇拜、對部定曆史書所載民族英雄之讚美。曆史上偶發事件中的人與事，或被當作神，或被視為永恒而具有普遍確實性的原理。從童稚時期開始，市民們就被灌輸以擴展地域性偶像之榮光作為個人最高義務之理念。但這種榮光主要與政軍力量有關，因此擔當國家主義義務的個人，難免會傷害到若幹同類。
在國家主義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勢的變動都會引起戰爭，勢力強的國家將采取侵略手段，較弱者則取守勢或防禦手段。這種情況，在工業化程度相似的兩國中，經常會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輕活潑，而另一方人口減少、逐漸老化、知能低落的狀況下產生。不僅在國與國間的比較上人口會有增減，即使對自然資源而言，亦有相對增減。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區，人口與資源的關係已經惡化，將來也許更甚。這個廣大貧困中的廣大貧困，將會不斷地威脅和平，而且亦將對民主製度與個人自由構成威脅。人口過剩與自由是不能並存的，人口與資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數人難以獲得生活所需，勞動者比物品多，個人不得不為微薄的薪俸而長期工作，從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們掌有政經大權）手中，保護自己可憐的收益，甚至無法擁有一點剩餘的購買力。所謂民主主義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對雇主說“不”的權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雇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們就無法說“不”。為了生存的保障，必須有生產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預先存儲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開發地移民的機會。20世紀是人口過剩的時代，隻有孩子才會認為民主製度可行於印度，而德國會加入民主國家的陣營。按目前情況，整個亞洲及大部分歐洲，尤其在德國，人口與天然資源間的關係，都已陷入絕望的不利之境。因此，民主製度無法生根、發展，實為最現實的問題。人口過剩的國家，幾乎沒有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的個人，也幾乎沒有人能積存購買力，更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在人口已對天然資源造成強大壓力的國家中，就整體而言，經濟狀況是非常不穩定的，資本、勞動、生產及消費均由政府統製，乃不可避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