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那西洋人從來的人生態度到現在已經見出好多弊病，受了嚴重的批評，而他們還略不知揀擇的要原盤拿過來。雖然這種態度於今日的西洋人為更益其痛苦，而於從來的中國人則適可以救其偏，卻是必要修正過才好。況且為預備及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開辟，也要把從來的西洋態度變化變化才行。這個修正的變化的西洋態度待我後麵去說。舊派隻是新派的一種反動；他並沒有倡導舊化。陳仲甫先生是攻擊舊文化的領袖；他的文章，有好多人看了大怒大罵，有些人寫信和他爭論。但是怒罵的止於怒罵，爭論的止於爭論，他們隻是心理有一種反感而不服，並沒有一種很高興去倡導舊化的積極衝動。尤其是他們自己思想的內容異常空乏，並不曾認識了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樣禁得起陳先生那明晰的頭腦，銳利的筆鋒，而陳先生自然就橫掃直摧，所向無敵了。
記得陳先生在《每周評論》上作《孔教研究》曾一再發問：既然承認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和現代社會人心不合；不知道我們還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哪裏？除了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及其他關於一般道德之說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麼？他原文大意，是說：孔子的話不外一種就當時社會打算而說的，和一種泛常講道德的話；前一種隻適用於當時社會，不合於現代社會，既不必提；而後一種如教人信實、教人仁愛、教人勤儉之類，則無論哪地方的道德家誰都會說，何必孔子？於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別價值究竟在哪點？請你們替孔教抱不平的說給我聽一聽。
這樣鋒利逼問，隻問的舊派先生張口結舌——他實在說不上來。前年北京大學學生出版一種《新潮》，一種《國故》，仿佛代表新舊兩派；那《新潮》卻能表出一種西方精神，而那《國故》隻堆積一些陳舊骨董而已。其實真的國故便是中國故化的那一種精神——故人生態度？那些死板板爛貨也配和人家對壘嗎？到現在談及中國舊化便羞於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見人的東西，隻為舊派無人，何消說得！因為舊派並沒有倡導舊化，我自無從表示讚成；而他們的反對新化，我隻能表示不讚成，他們的反對新化並不徹底：他們也覺得社會一麵不能不改革，現在的製度也隻好承認，學術一麵大缺欠，西洋科學似乎是好的；卻總像是要德謨克拉西精神科學精神為折半的通融。莫處處都一貫到底。
其實這兩種精神完全是對的；隻能為無條件的承認；即我所謂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此不配談學術。你隻要細審從來所受病痛是怎樣，就知道我這話非激。所以我嚐歎這兩年杜威、羅素先到中國來，而柏格森、倭鏗不曾來，是我們學術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羅素不曾來，而柏格森、倭鏗先來了，你試想於自己從來的痼疾對症否？在今日歐化蒙罩的中國，中國式的思想雖寂無聲響，而印度產的思想卻居然可以出頭露麵，現在除掉西洋化是一種風尚之外，佛化也是範圍較小的一種風尚；並且實際上好多人都已傾向於第三路的人生。所謂傾向第三路人生的就是指著不注意圖謀此世界的生活而意別有所注的人而說立如奉行吃齋、念佛、唪經、參禪、打坐等生活的人和扶乩、拜神、煉丹、修仙等樣人，不論他為佛教徒，或佛教以外的信者，或類此者，都統括在內。
十年來這樣態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約連年變亂和生計太促，人不能樂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緣，而數百年來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複為西洋潮流之所殘破，舊基驟失，新基不立，惶惑煩悶，實為其主因。至於真正是發大心的佛教徒，確乎也很有其人，但百不得一。我對於這種態度——無論其為佛教的發大心或萌乎其他鄙念——絕對不敢讚成；這是我全書推論到現在應有的結論。我先有幾句聲明，再申論我的意思。我要聲明，我現在所說的話是替大家設想，不是離開大家而為單獨的某一個人設想。一個人可以有為顧慮大家而犧牲他所願意的生活之好意，但他卻非負有此義務，他不管大家而從其自己所願是不能非議的。
所以我為某一個人打算也許讚成他作佛家的生活亦未可定。如果劃一定格而責人以必作這樣人生，無論如何是一個不應該。以下我略說如何替大家設想即絕對不讚成第三態度之幾個意思：
（一）第三態度的提出，此刻還早的很，是極顯明的。而我們以前隻為一步走錯，以致貽誤到那個天地（試回頭看上文），此刻難道還要一誤再誤不知鑒戒嗎？你一個人去走，我不能管；但如你以此倡導於社會，那我便不能不反對。
（二）我們因未走第一路便走第二路而受的病痛，從第三態度將有所補救呢，還是要病上加病？我們沒有抵抗天行的能力，甘受水旱天災之虐，是將從學佛而得補救，還是將從學佛而益荒事功？我們學術思想的不清明，是將從學佛而得藥治，還是將從學佛而益沒有頭緒？國際所受的欺淩，國內武人的橫暴，以及生計的窮促等等我都不必再數。一言總括，這都是因不像西洋那樣持向前圖謀此世界生活之態度而吃的虧，你若再倡導印度那樣不注意圖謀此世界生活之態度，豈非要更把這般人害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