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想象力隻能是為了安定的生存、無畏懼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產設備的先驗性。這決不可能是那些由統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解放想象力，給它以一切表現手段，前提是壓製許多現在是自由的東西，許多使一個壓抑性社會長期存在下去的東西。這種倒轉不是心理學或倫理學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在這裏徹底使用的政治這個術語的意義上），即那種使基本的社會製度得以發展、確定、維護和改變的實踐。不管個人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這種實踐都是個人的實踐。因此，我們又一次麵臨這樣的問題：被管理的個人——他們的殘缺不全已擴散到他們的自由和滿足中，因而在擴大的規模上再生了殘缺不全——如何能從自身中、從他們的主人那裏解放出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圈子，為何是可想象的？自相矛盾的是，似乎並非關於新社會製度的觀念，在回答這一問題上碰到了最大困難。
現存社會本身正在或已經按日漸增長的計劃性方向改變了基本製度。既然為了普遍滿足基本需求而發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是安定的先決條件，那麼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特殊利益占居著主導地位。質變取決於整體反對這些特殊利益的計劃性，一個自由合理的社會隻能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因此，那些能夠設想安定生存的製度，公然蔑視傳統的關於權力主義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權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類。今天，以現實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來同中央計劃的對立，成了維護壓抑性利益的一個意識形態支柱。真正的個人自決的目標取決於社會對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有效控製（根據所達到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這裏，失去剝削特點的技術合理性，是為所有人有計劃地發展可利用的資源的唯一標準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上的自決，將是浪費性的。這種工作是一種技術工作，而且作為真正技術的工作，它有助於減輕體力和精神勞動。
在這一領域，如果集中控製為有意義的自決確立了先決條件，那麼集中控製就是合理的。於是，有意義的自決可以在自己的王國裏，如在關於經濟剩餘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決定上，在個人生活上，成為有效的。總而言之，集權的權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結合，相應於發展的程度，有無限多的種類。隻有當群眾已分解成擺脫一切宣傳、灌輸和操縱，能認識和理解事實，評價可替代的目標的個人時，自決才是現實的。換言之，隻有當社會由一個具有新質的曆史主體來組織、維持和再生產時，社會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發達工業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物質的以及文化的體係否定了這一緊迫要求。這種體係的力量和效率，心靈同現實、思想同所要求的行為、向往同現實之間的徹底同化，阻礙著新主體的產生。它們還阻礙著這樣的觀念，即，“自下而上的控製”取代現行的對生產過程的控製方式，將意味著質變的到來。隻要勞動者過去是而且現在仍是對現存社會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訴，這種觀念就不僅過去有效，而且現在仍然有效。
然而，一旦這些階級成了現存生活方式的一個支柱，他們控製權的上升就會在一種不同的基礎延長這個道路。但是，畢竟存在著一些事實，使得對這個社會及其命定發展的批判理論有了效力：整體的日漸不合理性，對生產力的浪費和限製，侵略性擴張的需要，戰爭的持久威脅，加劇化了的剝削，以及不人道。它們全都指出了一個曆史的替代目標：為了滿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勞力有計劃地使用資源，把閑暇變成自由時間，平息生存鬥爭。
但這些事實和替代目標的存在，就像是一些毫無聯係的片斷，或者像一些無言的客體組成的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主體，沒有能按新的方向驅動這些客體的實踐。辯證理論沒有被駁倒，但它提不出治療的方法，它不能是實證的。誠然，辯證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實時超越了既定事實，這是它的真理性標誌。它確定了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這些可能性的實現隻能存在於對理論作出反應的實踐中，但目前實踐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在理論基礎以及經驗基礎上，辯證概念表達了它自身的失望。人類現實是它的曆史，而在現實中矛盾並沒有自行爆炸。
流水線式的獎勵性的統治同它的有助於自決和安定的成就之間的衝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對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於生產的衝突，因為隨著對自然的技術征服進一步增長，人對人的征服也增長了。而且這種征服減少了作為解放的必然先驗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義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為對這個世界的壓抑性生產力的意識，作為破壞這個整體的絕對要求。
但這種絕對要求，在它能成為曆史實踐的推動力、質變的有效原因的地方，並不占主導地位，沒有這種物質力量，甚至最尖銳的意識也是無力的。不管整體的不合理特點以及變革的必然性表現得多麼明顯，對必然性的洞見還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標。麵對既定生活體係無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標一直像是空想的。對必然性的洞見，對邪惡狀態的意識，甚至在科學的成就和生產力的水平已排除了這些替代目標的空想特點的階段（空想的東西不是既定現實，而是它的對立麵），也將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