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達社會的省思
赫伯特·馬爾庫塞（1898一1979），美藉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單向度的人》是他最有影響的著作，寫成於1964年，至今已成批判理論的經典。
在這部書中，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裏批判意識已消失殆盡，統治已成為全麵的，個人已喪失了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透過繁華的表相，觸摸到荒涼的質地，這是該書的魅力之所在；如同一服清醒劑，警告現代人省思自身的存在處境，並進而思考人性的真正意義。
這裏選錄的是該書的第十章《結論》，題目為編者所加。發達的單向度社會改變了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關係。
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義，與此相對照，不合理的王國卻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園，即那些可以“增進生活藝術”的觀念的家園，如果現存社會掌握著所有正常的傳播手段，根據社會的要求使這些手段有效或無效，那麼，同社會要求相異化的價值，也許所具有的唯一傳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虛構。
美學的向度仍然保持著一種表達的自由，這種自由使作家和藝術家能夠直率地表現人和萬物，即說出那種按其它方式說不出的東西。我們時代的真正麵目表現在塞繆爾·貝克特的小說中；我們時代的真正曆史書寫在羅爾夫·豪赫胡特的戲劇《代理人》中。這裏說出來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種現實中的理性，這種現實除了不證明違背它的精神的罪惡而外，能證明每一事物合理並為每一事物開脫責任。
想象正退居到這種現實上，這種現實正趕上並超過想象。奧斯威辛集中營繼續糾纏的不是人的記憶，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間戰，火箭和導彈，快餐店下迷宮似的地下室，清潔衛生並飾有花床的漂亮發電廠，對人民沒有真正危害的毒氣，我們都參與的秘密。
這就是人類偉大的科學、醫學和技術成就得以產生的基礎；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災難中的唯一承諾。隨心所欲地發揮幻想的可能性，根據良心來行動的能力，違背天性的試驗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轉變成現實並把虛構轉變成真理的能力，都證明了想象力已成為進步的工具。像現存社會中的其它東西一樣，想象力也是一種在方法上被濫用的東西。想象力確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風格，遠遠勝過了在仙境裏操縱言詞、把情理之言變成廢話並把廢話變成情理之言的艾麗斯。
以前的各種對立的王國，如巫術和科學、生命和死亡、喜悅和不幸，在技術和政治的基礎上結合起來了。隨著高度保密的核電站和實驗室成為令人愉快的環境中的“工業公園”，美便顯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鋪滿（“柔軟的”）地毯、備有躺椅和電視、帶有偽裝色的“豪華的防放射性塵埃避彈所”，是“按和平時期的家庭房間（原文如此！）和戰爭突然爆發時的家庭防放射性塵埃避彈所的組合來設計的。”如果這些現實物的恐怖性沒有滲透進人的意識中，如果這種恐怖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乃是因為這些成就：（1）根據現存秩序來看是完全合理的，（2）是超出了傳統的想象力界限的人類獨創性和力量的標誌。這種美學和現實的可惡結合，擯棄了那些把“詩的”想象力同科學和經驗的理性對立起來的哲學。技術的進步伴隨有想象力的進一步合理化，甚至現實化。恐怖以及喜悅、戰爭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們災難性的特點。
它們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現；它們的現代化身是技術統治的因素，並且服從於這種統治。社會在縮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盤時，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礎上證明自身，形象轉換成曆史的能力和設計。這種轉換像從事這種轉換的社會一樣，將是壞的和被歪曲的。脫離了物質生產和物質需求的玉國，想象力便是純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國裏是無效的，隻對幻想的邏輯和幻想的真理負有義務。當技術進步排除了這種脫離現象時，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邏輯和自己的真理，它縮小了心靈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縮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間的裂縫。
這兩種對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礎上成為互相依賴的。著眼於發達工業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發揮難道不影響那些在實現的機會上可被檢驗的技術可能性嗎，浪漫的“想象力科學”的觀念似乎具有了更濃厚的經驗的意義。想象力的科學合理的特點，在數學、在物理科學的假說和試驗中早已被認識到。”它同樣也在精神分析學中被認識到，精神分析學在理論上依據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為一種療法力量。但這種療法力量也許比對精神神經病的治療大有進步。有一位科學家，而不是詩人，描繪了這種展望：“對事物的整個精神分析，能幫助我們治療我們的形象，或至少幫助我們限製我們的形象對我們的影響。所以，人們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樂，給它以良計，完全允許它的一切表現手段，允許在自然的夢中、在正常的做夢活動中出現的一切物質形象。
使想象力快樂，允許它繁榮昌盛，這恰恰意味著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為心理學衝動和力量的真實功能。”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過程。我們被我們的形象所把握，忍受著我們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學很清楚這一點，而且也清楚結果。然而，“給想象力以一切表現手段”，將是複歸，殘缺不全的個人（在他們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殘缺不全的）將組織並摧毀的東西，不單是現在允許他們做的事情，這種釋放將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災難之中，而是自由掃除它最壓抑性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