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從烏爾曼（RichardUllman）的前言中一定已經知道80年代計劃是要嚐試提出有關改進國際生活的實際建議。基於此種目標，本書中的論文也就需要加以若幹解釋，因為每一篇與此種模式都各有其特殊的偏差。第一種統治並不提倡改變而主張此種現狀的延續，隻加以若幹的修正而已。但在這裏包括這種意見卻是非常重要。曼德包的分析對於有關替換途徑的思考可以提供一種有用的參考。
更重要者是第一種統治值得一種辯護，不僅是因為惰性可能把它硬加在我們的身上，而且也是因為它有一些很少說明的優點——除了采取一種最零碎的形式以外一而且更少向未來投射。80年代計劃強調對國際問題尋求可以達到的解答。然則為什麼它又還要研究解除核子武裝的問題呢——那對於80年代顯然是一個不可行的目標？第一，凡讀巴爾頓論第三統治論文的讀者應能看出，當思考一個無核子武器的世界的性質，和如何前進的路線，以及前途上的障礙時，也就會強迫我們考慮有關政治選擇，世界秩序，和核子武器意義的基本問題——否則這些問題也就可能會被忽視。第二，假使解除核子武裝是一個為較遙遠未來著想的目標，所以今後的10年可以是一個使趨向那個目標的某些步驟開始實施的階段，當然，同時也應盡量避免再形成新的障礙。
舉例來說，假使廢除核子武器的困難是與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的數量以俱增，於是若幹趨向第三種統治的步驟在今後10年間也就可能至為需要，否則核子蕃衍也就終將使解除核子武裝的理想變得完全不可能達到。第三，因為解除核子武裝是已如此廣泛的被公認為一種抽象的基本目標，所以謹慎的態度是應該對於此種條件事實上是否合於理想首先加以較係統化的探討——或至少應明了其利弊之所在。最後（第四），假使說解除核子武器的是否合於理想又與其所采取的形式（其製度，其安全保障，其在政治和態度上所要求的改變）具有密切關係，則我們對於我們所應趨向的何種解除核子武裝的世界，所具有的知識是愈精密則愈佳。
最後，假使說80年代計劃的意義是要想刺激如何使國際情況變得較好的思考，則這本書又為什麼要包括一個情況如何可能變壞的分析，以及假使真的變壞又應如何應付的對策呢？為什麼要考慮這種煩惱的第四種統治，其原因是當我們設想應付核子武器所構成問題的新途徑時，那些問題的本身又還在那裏不斷的改變。當前的情況促使我們研究下述各種措施：阻止使核子技術變得不安定的發展，預防戰略不平衡，以及阻擋核子蕃衍的潮流。
但假使技術帶來了不安定，則一種設計用來應付這些問題的核子統治也就可能變得不適當或不能適應。又或假使美俄戰略能力發生不對稱的增加，則將使中央的平衡受到破壞；又或核子技術、材料、和誘因廣泛的散布，則不久（即在10年之內）將會產生一大堆新的核子國家。第四種統治是明白承認此種戰略議程的多變性質。其所建議的政策和計劃是想使國際情況至少可以比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或根本提不出解答的情況要較好。以同樣的基本觀念為出發點，四位不同的分析家對於這些不同的統治將會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藍圖。盡管其基本假定和參數是完全保持不變，但對於應如何保存和改進現有（第一）統治的途徑，兩位分析家在其建議的細節上可能發生顯著的差異。
同樣的，對於如何廢除核子武器的問題（第三種統治），兩位分析家也不會開出完全相同的處方。在第二種和第四種統治的情況中，特殊的可能性似乎變化還會更大。有關第一種和第三種統治的設計大體是受到其假定和目標的影響，至於某一特殊第二種統治的設計是僅受到一種要求的限製，那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中應大量的減低其對核子武器的依賴程度；而設計第四種統治的細節則更簡單，隻須概括地假定戰略情況將會惡化即可。僅當能夠根據幾種實際政策考慮來對於各種不同途徑加以比較時，此種“統治”的研究路線始可顯示其充分的價值。
這幾套理論的每一套對於下述這些習見的問題所具有含意是什麼：核子軍備的數量，管製其部署和使用的思想，可能提供若幹國際控製的條約和製度，以及日益增多的國家對於核子武器的獲致？除了這些分析性的問題以外，為了判斷每一種統治的價值，比較也是必要的。每一種的可行性是怎樣？其持久性是怎樣（那也就是說它能否對抗政治競爭和技術改變所構成的潮流的未來侵蝕）？其彈性如何（是否某一統治的內在特點要比其他的統治較易於達到和持續）？每一種統治將如何應付不利的事變——日益增大的不信任、對抗、戰爭？每一種統治將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的情調和氣質，以及在各種不同的其他“問題方麵”（issuefronts）的進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