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庫
作者：王猛
鄭永年，1962年生於浙江餘姚，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著有《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未竟的變革》等。
鄭永年近年在兩岸三地非常活躍，盡管他領導的東亞研究所目前已占據新加坡研究中國問題的壟斷地位，但他仍然聲稱，必須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維和觀點，“我最大的敵人是昨天的自己。”這頗有幾分“高處不勝寒”的味道。
對於中國大方向和大政策，鄭永年把握得比較到位也比較及時，並且他還善於運用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話語。但也有人指出，鄭永年畢竟長期沒有在內地生活，對於國內情況他雖然經常跟蹤，卻缺乏真實體驗。
對於這些外界的評論，鄭永年並不太在意。他更關注的是，中國目前這種急劇的變化。“你看到的可以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也可以是一個改造得更好的社會。”現年49歲的鄭永年非常認真地說，“我希望活到100歲，好好地做學問，把中國解釋清楚。”
他隻解釋中國
“中國太浮躁了，沒有理性思考的空間，但這個社會需要有人思考。”鄭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當成一個專欄作家，但寫專欄隻是業餘愛好，他的主要學術著作都是用英文寫就的。而“解釋中國”正是他現在著力研究的課題。
鄭永年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就產生了解釋中國的想法。他最初的構想是以西方的語言和理論來研究，但很快他就發現了問題。西方理論畢竟是解釋西方經驗的產物，馬克思的“勞動分工論”、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都是通過考察當時西方社會，把社會現實概念化、抽象化的結果。中國的現實與西方不一樣，生搬硬套這些理論並不能完全地解釋中國。
1997年加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後，鄭永年開始建構他的學術世界。但他很快發現，國外那麼多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概念，沒有一個與中國相關。德國、法國、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識體係，中國轉型的量級是歐洲的幾倍，卻沒有能力向世界說明自己。在鄭永年看來，缺乏認識自身、解釋自身的知識體係正是中國始終無法走出曆史循環，成功轉型為現代社會的症結所在。研究中國問題的過程中，鄭永年最大的痛惜正來自於此。
這麼多年來，鄭永年的自我期許是一名知識分子，而非公共知識分子。在他看來，兩者的區別在於，知識分子做研究、寫文章隻是為了解釋世界，而公共知識分子更著重影響社會和政策，但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沒有較好的學術基礎，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麵影響。“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搶政治家的工作，熱衷於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在媒體上，每個人都在說中國應當怎麼樣，應當怎麼發展，一個比一個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烏托邦，道路並非學者能夠控製。如果中國知識界不跳出泛意識化的爭論，有意識地建構起重新解釋中國的理論，很難找到中國的發展道路。”
經濟國家主義
那麼他是怎麼解釋中國的呢？鄭永年首先從國家的動員體製入手。在他看來，中國是國家動員型體製，而西方是市場動員型體製。在西方，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