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曆的“社會主義大集”
往事回顧
作者：徐開新
1975年1月，毛遠新在遼寧省彰武縣炮製了“哈爾套經驗——趕社會主義大集”，並在全國迅速推廣，地處偏遠的貴州山區也概莫能外。本文作者以其親曆親見，為我們娓娓道來。為保持文章的本真，編者對文中個別時間上的出入不作更改。
1975年冬，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青岩公社在所屬的生產大隊（村），搞了幾個月的社會主義大集（青岩人稱大集為趕場）。筆者當時是教師，被抽調為農村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員，自然就參加了社會主義大集的工作。
何為社會主義大集？它是怎樣出現的？今已81歲、當時主抓社會主義大集工作的青岩公社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謝世俊談到了與大集緊緊相關的3件事：
一是1973年全國都在“農業學大寨”，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到貴陽“傳經送寶”，陳看到公社社員很熱心趕場，拿自家的農副產品到集市上賣，就批評說：“人心都讓自由市場攪散了，貴州農業上不去，就是資本主義鬧的。”第二年中央下文：一切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一律不得到農村和集市采購國家統購和派購的農副產品；而生產隊需出售國家統購和派購的農副產品，一律向當地商業部門交售。
二是青岩傳統上的趕甲子場（俗稱“轉轉場”），從1958年大躍進至“文革”後期，列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不斷受到限製，先後改為一周一場，10天一場，15天一場，甚至完全取消趕場。1975年某趕場日，區革委兼區武裝部主要領導聽說群眾趕集禁止不住，就親自帶領民兵和青岩中學數百紅衛兵，到青岩城周邊進城路口設置卡子，勸說、阻攔進城趕場群眾。帶著幾斤、幾十斤、甚至上百斤各種各樣農副產品走了數裏、數十裏的趕場人，不得不原路回家。謝世俊還記得南街周屠夫煮了一大鍋狗肉，一碗也沒賣出，領導就動員他們機關幹部一人吃一碗。社員戴永芳膽子大，用自行車載100多斤自家種的紅薯從青岩直接去貴陽，剛到南明橋上叫賣，被南明區工商管理人員發現，紅薯連帶自行車被收繳了，沒收理由是搞投機倒把。當時公開的集市貿易禁止住了，但躲躲藏藏的黑市交易是禁止不住的。
三是1975年謝世俊作為公社革委會分管財貿的副主任，受命參觀“廣州交易會”，在展覽廳的一組圖片深深吸引住他，說的是遼寧省出現一個批資本主義、幹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叫“哈爾套大集”，“四人幫”很支持，姚文元在大集前加上社會主義，中央還錄製了新聞記錄片）。這個哈爾套社會主義大集說白了就是官方指定時間、地點，由代表國家的商業部門與生產隊集體和農民個體按國家定價交換商品。
1975年秋收過後，青岩公社革委會決定學習遼寧哈爾套，開展社會主義大集工作，先召開社隊幹部、駐隊工作組會議，將公社的15個生產大隊分為東片歪腳、南片新哨、西片穀通、北片龍井4個趕場點，明確生產隊集體的農副產品按派購數量交售，社員每戶交售任務為“5個1”，即1斤辣椒、1斤葵花、1斤烤煙（或土煙）、1隻雞、10個雞蛋。不論集體個人，多交有獎，所謂獎就是多交售的可按比例購買一些當時需憑票證銷售的商品，如化肥、煙酒糖、煤油、膠鞋、鋁鍋、棉線團、肥皂等。會議還強調：趕社會主義大集是政治任務，要宣傳到各家各戶，人人皆知；黨員、團員、社隊幹部要發揮模範作用，帶頭超額交售。
初冬的某日清晨，一支由公社幹部、農村工作隊員、供銷社職工、學校教師組成的50餘人隊伍扛著紅旗、開著拖拉機、駕著數輛馬車，浩浩蕩蕩出發了。車上載著滿滿的化肥、農藥、農膜、鐵犁、鋤頭、鐮刀、米籮、鬥笠等農用物資，以及布匹、針線、肥皂、煙酒糖等日用百貨，約20分鍾來到龍井大隊。在龍井小學操場上彩旗招展，四周牆壁貼滿“大幹社會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多交售農副產品支援國家建設”之類標語。場上一字排開的數十張課桌上堆滿各種商品，高音喇叭不斷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樣板戲”歌曲。龍井寨附近的大壩、關口、姚家關、西衝等村寨的男女老少公社社員穿著整潔的服裝，三三兩兩挑著、背著、提著各式各樣的農副產品來到集場收購處交售。場上數十個工作人員滿麵笑容，熱情接待既賣又買的公社社員。工作人員很自豪，胸前佩戴的《青岩公社社會主義大集工作證》，似乎在告訴你：“我們和你一樣，都是在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在割資本主義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