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1年回國到1997年，短短幾個年頭裏，黃如論在福州、南昌等地興建了一批大的工程，已經在國內房地產行業站穩了腳跟，而永不止步的黃如論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他回國創業，目的就是要做出一番大事業，而要在中國房地產界混出名頭，北京是必選之地。1997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逝世，對於中國能否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各方麵的意見不一。
並且，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井深水大，問題複雜，所以當黃如論在董事會上提出自己的想法時，幾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自知在省會城市發展房地產已經達到階段性頂峰的黃如論，已經下定決心要北上開辟新戰場，他力排眾議，隻身北上，在北京進行了8個月的調查研究，而後依然決定——進軍北京！
如今，許多人都知道處於北京黃金地段的世紀城和世紀金源大飯店，升值潛力巨大，而當初黃如論剛到北京時，這裏還是一片荒草地。短短幾年的時間，昔日的荒草地就變成了今日的“黃金地”，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黃如論決斷的前瞻性。而當年金源集團提出的“我們造城”的口號，也彰顯出黃如論要在北京房地產業中大展拳腳的豪情與抱負。從到北京發展，再到“我們造城”口號的提出，再到世紀城的建設完工，黃如論隻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克服了無數個常人難以想象的難題——有時，因為缺手續，蓋好的房子不能出售；有時，因為工程量巨大，自己的資金用完了，工人們卻還等著錢回家過年；工地上還發生過數百人集體中毒事件，甚至還驚動了中央紀委的領導……所有這些困難，都被黃如論一一化解，而金源集團也迎來了自己進京以後的一個又一個勝利。
黃如論身為“農民的兒子”，首先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渴望，同時還保有農民的淳樸與善良。如果說這一係列的抉擇一係列的放棄，讓他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前進方向，不斷地進行自己人生的新定位，那麼“做人的正氣，做事的霸氣”就是促成他完成轉向和定位的最大法寶。如果說黃如論的事業決策是一個企業經營者和商戰理論家所做出的明智選擇，那麼他的成功，就是身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企業家所具有的個人品質為他贏來的豐碩果實。也就是在這一係列的抉擇中，黃如論將農民的品質與企業家的責任，將個人的財富與對社會的義務融為一體；也就是在這一係列的抉擇中，他實現了人生的理想，也實現了自己靈魂的修行。
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我們都知道，佛教是講求布施的。“布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哪些人會布施？又向什麼人布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謂布施，就是我擁有的比你多，我分給你一些的過程。布施的可以是錢，可以是物，也可以是道理、精神。我是一個乞丐，你也是一個乞丐，我要到了兩個饅頭，你卻什麼也沒要到，我分你一個，這就是布施。我懂得許多道理，而你卻不甚明了，我把這些道理講給你聽，這也是布施。所以，布施應當是相對富有者與相對貧困者共享財富的過程。財富並非隻有物質。
其次，為什麼要布施？在佛教中，人們常說“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報應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大根基。正因為有了因果報應，人們前世犯下的罪，今生要償還；今生所行的善事，在來世也能得到福報。也就是說，布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求得福報。對於因果報應是否存在，我們暫且不論，今人之所以布施更為重要的應當是自己精神上的滿足。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做了好事都會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做了壞事都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這是毋庸置疑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公交車上為老人讓了座，就感覺自己腰板也能挺直了；可如果自己附近有位老人站著，而自己沒有讓座，就會不知所措地望望窗外或者幹脆閉上眼，裝作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做善事可以讓我們獲得心理上的慰藉，這也是驅動現代人行善的最主要原因。當然，也不排除少數人，他們並不是將布施看作一種賜予，而是將其看作一種責任，就好比為人父母要撫養子女，為人子女要贍養父母一樣，天經地義的責任。這也是古往今來，那些以天下為己任者的共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