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佛蘭芒克問道：我們是否將認為福利經濟時期，已是人類曆史上的陳跡？他又問：難道民主主義隻不過[是]在舊日帝王封建地主之後的一段中間插曲嗎？還是法西斯和納粹為插曲呢？假使兩者都是插曲，那麼在風雲消散以後，我們將有什麼樣的新局麵？
我們既遭遇這個時代，我們就要料度料度世界的前途。
四
就我們所熟知：中世紀人有中世紀人的取舍，與近代人生觀念殊不相同。以欲望為出發點之福利經濟學，可以說是從宗教上禁欲主義反動而來。而欲望的抬頭，又源於個人的覺醒。“讓各個人追求其自身利益，便會造成社會的進步和最大幸福”，即是全部西洋近代文明所由來，除此而外，並無新奇奧妙。然而自由競爭之結果，卻不覺形成近代之資本社會，流弊百出，物極必反，社會革命勢不可逃。此時應運而生的，一麵是布爾塞維克，一麵便是法西斯和納粹。
佛蘭芒克說：納粹主義不過是大日耳曼主義，社會革命和尼采的“權力意誌”之結合。這話甚得其要領。我們要就此三要素而分別論其前途，則納粹前途即可判決。大日耳曼主義，這一種族優越感，科學上全無根據，隻可利用一時，沒有多大前途，當可斷言。其次，權力意念一時壓倒福利欲望亦是可能之事。特別是姑息“綏靖”者流，早應當受一受教訓。然而他的教訓受過之後，卻輪著狂妄底人亦受他所應該受的教訓，法西斯之墨索裏尼已然如此；納粹之希特勒無例外。隻餘社會革命一層，在社會問題未得合理解決之前，還不能算完。然而末後來完成這使命的怕亦不是納粹了。
說納粹沒有前途，大約世人都可相信。武力經濟不能取福利經濟而代之，亦無疑問。但今後之世界，還依然是福利經濟之世界？竊以為：私人資本主義早已走到不能不變地步，固無待言；國家資本主義亦隻是經濟落後國家一時良藥；就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內）好像是吾人最後所歸趨，其實亦無多久命運。——這末一句話大約世人或相信不及了。
須知政治上之民主主義經濟上之社會主義，我對它並不生疑問。不過我要指出它必將轉入另一種人生態度，而後乃得安立。質言之，為法西斯的英雄所鄙夷之福利經濟是有一天要結束底，雖非武力經濟來代它，固自有代它之一種經濟。這一種經濟，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正是同於原初中國人者。
五
原初中國人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是如何呢？你隻須看自古以來所有“理欲之爭”“義利之辨”便可曉得它與西洋近代人生觀念如何不同了。何謂理義？這就是吾人於禍福得喪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這“人生向上”精神，中國人萌露最早，發揮甚至。古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最明白可見。像那法西斯的英雄罵人隻關心一件事——吃得好，長得胖——與禽獸無異，卻罵不著中國人的。
還有中國人特看重倫理情誼，如父慈子孝之類，其精神恰與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這是與“人生向上”同屬理義之內涵底。“人生向上，倫理情誼”便是我平素談論民族精神所約舉的八個字。除此之外，更無其他。這固然是中國的民族精神，其實原本是人類精神，不過一向鬱而未發。但在不久之將來，時機一到，它便發出來了，世人希望之世界和平，亦即奠立於此，卻不在武力經濟又回到福利經濟。
說福利經濟有一天要結束，究竟在那一天呢？人類精神發出來的時機，又在何時呢？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早經指出說過，這就在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二者原不可相離）將要完全實現的時候，因為這時候，個人間的生存競爭停止，人們開始協力共同對付自然界，利用厚生之事，全有團體負責。於是人對物的問題推後一步，人對人的問題則提到前麵來。由於人對人的問題置於人對物的問題之上，義的觀念乃始居於利的觀念之上。此一理論，說起來話長，非本篇所及。
最後我引用英國羅素先生一句話作結束。羅素說：“中國人之特長為人生目的之正當概念（ajustconceptionoftheendsoflife）”。中國可以貢獻給世界者，就是這點東西。
錄自《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64-69頁
1949年11月，成都龍山書局
《大公報》（桂林），194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