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世存
一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流行，人們多愛遷就流行而疏忽那些特異之人物；即使特異者被當作一時的裝飾，用過也就棄置一邊，大多數人仍從眾從時。對20世紀來說，流行尤其無遠弗屆。革命世紀、改革時代、中體西用、全盤西化、中國特色、國際慣例等流行思潮呼嘯而來，將人們裹挾而去。這是我們時代的異化奇觀，即使對那些極富有教育意義的特異者，我們可以把他們當做一時的話題，卻不能從他們那裏獲得真正的營養，並用來完善我們自身。
梁漱溟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特立獨行之人。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身教言教無數，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隻是一個象征性人物，學者學子把他當談資，卻少有將其作為研究的對象，當作知識、思想、人格的源泉……因為梁先生太獨特了，他不依附任何勢力，他不趨新媚時，他沒有留過學，沒有上過大學，他既不屬於現代也不屬於傳統，他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東方……這是一個直道而行的狂狷之士，是一個以思考為誌業的思想家，是一個重視行動的仁者，一個相信輪回的覺者。在我們中國人利用一切思想資源來呼喚“精神獨立、思想自由”、來追求自性、個性時，梁先生已經實踐了一個世紀中國人的夢想。但遺憾的是我們仍繞過了梁先生。這不是梁先生的悲劇，而是我們浮躁社會的悲劇。
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傳奇。他隻讀過中學，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長，卻一度舉意過農家生活，並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他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卻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他的趣事名言無數：“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裏等著他！”“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梁漱溟跟毛澤東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澤東結緣。馮友蘭在他去世後寫的挽聯說：“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麵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直言。”上聯即述其德業，下聯則涉及到跟毛澤東的緣分。
1918年，兩人在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的家裏初識，當時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學係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澤東談中國的出路，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毛澤東後來則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中共建國後，在毛澤東的邀請下，梁漱溟從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多次請他到自己家裏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毛邀請梁漱溟到政府裏擔任職位，梁拒絕後，毛仍照顧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這一被稱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認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農民，毛還說梁百無一用，“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麼時候跟中共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鬥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會場上對梁極盡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發言，但會場上幾乎一邊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毛澤東以一國之尊給梁漱溟的結論是：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簡出。“文革”中，他受到衝擊，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來了。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這並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終是平視毛的。他就事論事，“文革”尚未結束，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