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當社會流行罵毛批毛或否定毛澤東時，不少人希望聽到梁漱溟的批評，90歲高齡的梁漱溟卻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話讓很多人失望，但失望者很少想過，這是一個世紀長者的直言。如果真正的知識來自人生社會的總結，真正的見地來自曆史發展的至痛經驗，而非一時的感情、好惡以及書本上的學理或名相，那麼對毛澤東這樣的曆史人物，梁先生的態度可能仍值得我們尊重，甚至是我們思考的基礎或起點。
二
考察梁先生一生，他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如果走近梁先生，我們也許能夠理解，梁先生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給我們示範了一種中國人格，這種人格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最忽略求知的氛圍中極為稀有，我們的社會總是輕視人的思想、壓抑人的個性，我們自身也往往會背叛曾有過的多思多情、曾有過的自尊自強，轉而依附，媚雅媚俗，隨大流，與時遷移，梁先生卻一以貫之地堅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時代變遷中直道而行。
梁漱溟在北京長大，受家人寵愛，到6歲時還不會穿褲子。他上了四所小學，學的都是初淺的知識。但他一旦開智啟蒙，就開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14歲時，梁漱溟開始思考人生苦樂問題。他覺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幹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這種思考與佛學合拍，因此梁漱溟拚命看佛書，在佛學的殿堂裏登堂入室。18歲時，梁拒絕父母為其訂婚，19歲開始茹素，到30歲前一直想出家。
在中學期間，梁漱溟崇拜年級低於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足以籠罩我。”梁尊稱其為“郭師”，課餘常去討教，並將他的談話整理成冊，冠名“郭師語錄”。被人諷之“梁賢人遇上郭聖人”。但梁漱溟卻珍惜這一經曆，他曾說：“我一向狹隘的功利思想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個人是同學甄元熙，甄鼓勵他剪辮子，介紹他加入京津同盟會。
梁先生的這些異乎尋常的舉動在外人看來荒誕不經，這一類的舉動也幾乎伴隨了他一生。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這些言論，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但考察梁先生行跡，我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言論，絕非出於狂妄，也非出於自戀，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許，是對自我精進的要求。
因此我們能夠理解梁漱溟的非常言論背後自有達觀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請他吃飯，飯後在樹下聊天，恰敵機在天上扔炸彈，袁鴻壽大驚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到戶外防震棚裏避難，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的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的草地上露宿。
因此我們能夠理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西方文化影響並支配中國上層知識精英之際，梁漱溟仍能夠堅持自己的思考，並為中國社會提供有意義的知識產品。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表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極大的勇氣批評新文化運動“向西走”的不對，宣稱他就是要“向東走”。在東西文化觀上，他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各有所長。他不是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國經典懸擱起來，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就是說，他沒有把人類文化的經典選擇性利用，而是把它們都作為自己思考的基礎。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要麼欠缺西方知識、要麼排斥中國經典、要麼對佛教文化想當然，甚至不少人以為隻有科學或西方社會學科教授的，才稱得上知識，其他不過是野狐禪、無用之物。
在國共激烈衝突之際，梁漱溟發表了《中國文化要義》。基於他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觀察與研究，他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缺乏階級的分野，以此否定階級鬥爭理論，張揚自己多年來進行的鄉村建設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這也同時代流行的階級鬥爭思潮和運動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