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評梅

夜晚的天空,有時繁星滿布,好像黑絲絨上嵌著密密麻麻閃光的寶石;有時卻疏疏落落,綴連無多,剩下人們最常見最熟悉的星座。但星球世界確有大大小小的成員,每顆星球都有自己的光芒。

二十年代我國的文壇,曾出現過一個才華閃爍而短命的女作家。她雖然長期不見書傳,但翻翻二十年代的一些報刊雜誌——《晨報副刊》、《語絲》、北京詩學研究會出版的《詩學半月刊》、中國文學研究會北京分會編印的《文學旬刊》、天津綠波社的《綠波旬報》、北京綠波社和星星文學社合編的《文學周刊》、《婦女周刊》、北京《文學》、《薔薇周刊》,以及《中央日報》附印的《紅與黑》——有個名字:評梅女士(或波微),會時常跳入眼底。她的作品有戲劇、詩歌、散文、小說、遊記、書信、書評,還有散文集《濤語》(1929年,神州國光社;1932年,盛京書店,北新書店)、小說散文集《偶然草》(1929年,北平華嚴書店)。小說《紅鬃馬》。《匹馬嘶風錄》為其代表作,具有曆史之蒼涼感。整個作品以追求真理、光明和愛情為主題,感傷色彩濃重,具有浪漫主義風格。後人為她編輯出版了《石評梅選集》(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石評梅作品集》“散文集”(1984年,書目文獻出版社)、“詩歌小說集”(同上)、“戲劇·遊記·書信集”

(1985年,書目文獻出版社)三卷。

她的創作以新詩見長,又因主要生活在北京,故有“北京著名女詩人”之稱。

但她的第一篇問世之作,卻是當學生時寫的一個六幕劇《這是誰的罪?》,1922年4月在《晨報副刊》上連載。評梅所在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常常召開遊藝會,排演各種節目,這個劇就是應同級級友會演出的急需,她用了兩夜時間匆匆趕出來的。劇本並不十全十美,當時有的評論曾指出過它的弱點,但它卻顯露了作者的文學才能。

她的詩作很多。1924年秋,她曾將新作的一百多首詩彙為一卷,交給她的朋友孫席珍選定,孫席珍說:我老實地替她選出了較好的幾十首,為她加了一個《百花詩選》的題目,交給王統照,要他登在《文學旬刊》上;《文學旬刊》隻登了一半,還有一半被埋在故紙堆中去了;另外她還打算和陸晶清合出一部集子,叫做《梅花小鹿》,原稿我也見過……

她很愛好植物,她的詩文中有很多是歌詠植物或者以植物為背景的,我之替她的一卷詩命名曰《百花詩選》者,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她未有詩集問世,遺作還能從前麵提到的幾種刊物上見到一些,一般都比較長,幾十行,甚至一百多行。追求愛情、自由光明、理想,是她的詩魂。

它們有生命的歡歌:我依稀是一隻飛鴻,在雲霄中翱翔歌吟;我依稀是一個浪花,在碧海中騰躍隱沒;緣著生命的途程,我提著豐滿的籃兒,灑遍了這枯燥的沙漠。

埋葬了的花魂,蟄伏了的秋蟲,都在彩色的塵土中複生!

朝陽嗬如烘!

雪濤嗬上湧桃妹妹和柳姐姐,替杜鵑結識了一座音樂亭!

——《春的微語》也有帶淚的悲音:心頭的酸淚逆流著,喉頭的荊棘橫梗著:在人前都化作了輕淺的微笑!

——《微笑》有對舊世界的控訴:朋友嗬!

在荒蕪紛靡的小徑裏,鷹搭了巢!蜂做了窗!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痛苦啊,呻吟在地獄生活的同胞!

勝利的魔鬼獰笑。

——《細微的回音》也有建立新社會的雄心:和平原須戰爭,戰爭原為和平莫有戰爭嗬——又何須和平?我的雪裙要血澆!

我的鋒花要含苞!

我誓願把希望的種兒,灑向人間,開一樹燦爛的紅色!

——《寶劍贈與英雄》她的詩詞藻比較華麗,但亦時有樸實、清淺、明快的句子:“牧童倦了,羊兒眠了,晚霞看得醉了,夕陽微笑著回去了。”

這是小朋友逛山帶回的消息。

——《心影〕她的散文和小說主要寫於後期,但畢業前發表的一個二十萬字左右的遊記,卻很值得一提。

女高師每年都要組織自己的畢業生參加旅行,她隨第二組國內旅行團——由本科的十二人和博物科的十四人組成,沿京漢線,落腳保定、武漢,又乘船到南京、杭州、上海,取道青島、濟南,返回北京。所到之地,主要參觀學校、工廠,當然也要飽覽佳地名勝。她將旅途見聞感受寫成遊記《模糊的餘影》,連載於1923年3月至10月的《晨報副刊》上。文章夾敘夾議,情景交融,詩文並茂。文筆清麗流暢,精練,雋永,頗有古遊記風。如遊至南京紫霞洞,作者寫道:牧童說:“看,快到了!”隻見一片青翠山峰,伊如玉屏,晶瑩可愛!過石橋,拾級而上,至半山已可望見寺院;犬聞足音,狂吠不已;牧童叱之,遂嘿然去。至紫霞道院,逢一瘋道人,是由四川峨眉山遊行至此;其言語有令人懂的,有令人百思不解的;其瘋與否不能辨,但據牧童說“是不可理解,說起來莫有完”。紫霞道院中有紫雲洞,其深邃陰涼,令人神清,有瀑布倒掛,宛然白練,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沁人心脾!忽有鍾聲,敲破山中的寂寞,搏動著遊子的心弦;飄渺的白雲,也停在青巒;高山流水,興盡於此。尋舊徑,披草萊,回首一望,隻見霞光萬道隨著暮雲慢慢地沉下去了。

如此用筆處,俯拾皆是,可見作者頗有古文修養。

她生命的晚期,正是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雖然還未見記載說她曾投身革命,但時代的潮流,本身的正義感、同情心和以往與青年革命家高君宇的密切交往,革命對她有較大的影響。她這時的作品總的視野開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