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淑
羅淑原名羅世彌，偶用筆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於四川成都。她的父親羅樹屏原籍直隸，是個屢試不第的讀書人，清末在四川綿竹縣做過縣令鄒某的錢糧師爺。鄒縣令去世，羅樹屏把家搬到成都。羅淑的母親是羅樹屏的繼室，1899年生長子世安，四年後生羅淑，之後又生了兩個兒子世儀和世澤。
辛亥革命前後，四川社會動蕩不安，軍閥混戰，兵變迭起。羅村屏遂於1912年在簡陽縣城北盛產井鹽的老馬灣買下一處宅子，十來口鹽井和一處與住宅相連的熬鹽的灶房，舉家遷到鄉下，這時羅淑已經九歲。
老馬灣麵對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個方圓不過數裏的山坳。自從清嘉慶年間這裏發現了鹽，吃“鹹水飯”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羅家遷到這裏的時候，老馬灣裏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來家灶戶，百多口鹽井。鹽，到處都是鹽。
空氣裏整日彌漫著一股酸腐的鹵水味道，樹皮發黑，地裏的莊稼稀稀拉拉。臨江有個運鹽的船碼頭，一座石頭砌的堅實的吊腳樓，叫作“公垣”，是鹽務局的稅卡，也是鹽倉。各家灶戶每天生產的鹽都必須送到這裏集中存放，由鹽務局的人過稱抽稅，然後才能賣給鹽販子。每次開倉放鹽，碼頭上人頭攢動，岸邊擠滿運鹽船，鄰近府縣的鹽販子為了幾斤“敷水”的好處，常和鹽務局的師爺爭吵廝打。在山間小路上往來奔忙著為灶戶背煤、挑鹽、割草的零工，沱江邊的淺灘上印滿了纖夫的腳印。
鹽井開在山坡的高處，所謂鹽“井”，可謂鬼斧神工。井口不過湯碗大小，卻有數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對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總有一個麵黃肌瘦、短手短腳、十一二歲的小老麼，驅牛繞著木製的輪盤轉，把鹽水車上來，再由筒匠把鹽水翻倒進地盆。鹽水通過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彙入半山坡鹽灶房的那四口大鍋，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鹽來。這鹽不含氯化鎂，沒有苦味，炒川菜，醃泡菜沒有這川鹽，可就不是那個味兒了。
對於羅淑來說，老馬灣是個既美又醜，既寧靜又凶險的地方。父親的帶小花園的宅子固然舒適美麗，可是走出黑漆大門，緊挨著就是熬鹽的灶房。那裏麵的景象使人驚心動魄：一排四口大熱鹽鍋，每口鍋的直徑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斷地翻滾著大白泡。那舀鹽水的大木構，起鹽的大鐵鏟，都不是一般人舉得起，使得動的。
灶匠從頭至腳被煙熏得漆黑，尤其是臉，烏黑一團，隻看得出兩個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鹽灶砌得很低，幾與地平，灶匠添鹽水的時候，萬一被煤煙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騰著白色溶液的鹽鍋的危險，起鹽的時候更是艱險，要把達幾百度高溫的熾紅的巨大鹽抉從大鍋裏撬出來，抬到地上逐漸冷卻。羅淑熟悉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這裏幹活的人們，聽過鹽工掉進鹽鍋被燙死的故事。
羅淑的母親收留了一個老乞婆的女兒，給羅淑作丫頭，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邊無主的荒墳山上一個洞穴裏。江邊有許多這樣的洞穴，相傳是古時候流放的犯人來開采鹽井時居住的。羅淑和玉姑娘時常穿過沒膝的蓬蒿，去給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長得小巧白淨，尖鼻子薄嘴唇，比羅淑大兩三歲。她乖巧伶俐，是個厲害姑娘，帶著羅淑到處轉，講了許多故事給她聽。日後她做了羅淑小兄弟世澤的情人，。世澤背棄她娶了一位闊小姐，她大鬧婚堂，最後委委屈屈做了世澤的妾。不過那已是後話了。
羅樹屏是個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財，嗜鴉片，家業一天天敗落下來。他索性把誌趣放在讀書上，生意委給賬房先生。雖然住在偏僻的鄉間，他卻非常關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訂著《民報》、《神州日報》、《民主報》等報紙，家中的孩子時常翻來亂看。
搬到鄉下的當年，羅樹屏和鄰近的灶戶共同辦了個家塾，課讀子弟。當然教的都是經史子集之類。這時辛亥革命已經把新思想帶給了青年人，孫中山成了他們的偶像。大家都不愛讀古書，都想學孫中山去學醫，到外國去，學點實實在在能救國救民的東西。這時灶戶的子弟中已經有了留學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學堂的人，這對青年人是股很強的衝擊波。首先是羅淑十三歲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帶動下，宣布他要學醫。聽說德國的醫學最發達，而德國西門子電機廠在成都辦有德文學校，畢業後保送德國，他執意要去。羅樹屏深喜兒子有誌氣，馬上就答應了。
誰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文學校停辦，德國人也走了。世安為了繼續學習德文，在同學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馬灣，向父母要求到重慶去讀書。馬宗融是個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歲，高大魁梧，熱情爽朗。樹屏公被世安和他糾纏了好幾天，終於給了盤川，答應他們去重慶讀書。不料兩個少年去的並不是重慶，而是千裏之外的上，海！樹屏公這一氣非同小可，羅老太太也幾乎哭瞎了眼睛。她們一致認為世安上了宗融的當，受了宗融的騙，把宗融恨入骨髓。當時羅淑已經十一歲，半懂不懂的。她隻覺得新奇，崇拜見多識廣的哥哥。她立誌要和男子一樣刻苦讀書。
當父親生氣不肯給哥哥回信的時候，是她在媽媽的支持下，給哥哥寫信、寄錢。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餘，去了日本。後來因為參加留日學生的東京街頭遊行，反對段棋瑞政府賣國的軍事密約，被日方驅逐回國。他倆在上海加入留日學生救國團，參加過《救國日報》的發行工作，之後於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
羅淑和世儀、世澤兩個弟弟留在老馬灣讀家塾。羅淑是家塾裏唯一的女孩，她沉穩莊重，思想細密，追求真理的勁頭熱烈而執著。她一身男裝：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辮子端端正正垂在腦後。家塾裏沿牆擺著六個男生的課桌，上方正中坐著老師徐新齋。老師的身後通一間小小的內書室，藍布門簾垂著，羅淑就靜靜地坐在門簾後麵聽老師講課。遇到需要老師個別輔導的時候，老師就跨入內書室，單獨給羅淑講解。
然而，羅淑的思想也起了變化，家塾裏教的那些古書越來越不能滿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經在提倡白話文；1919年，五四運動的春風吹到了成都；報紙上出現了討論婦女問題、勞動問題的專號；有不少文章是反對封建文化，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五四時期在四J；D相當有名，寫過《說孝》、《吃人與禮教》等文章的吳又陵（吳虞），對羅淑也有影響。更何況，還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裏一向和妹妹最好，自從離開家，樹屏公一直不肯原諒他的不告而別，很少給他寫信。
這樣，世安和妹妹之間的書信來往就多了起來。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講給妹妹聽。他憂國憂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國活動的行為，深深地感染著羅淑。新思想激勵著羅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門，到外麵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學習新知識；她想要像哥哥那樣去學外國文，或者別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1921年，羅淑請求父親允許她去上新式學堂，樹屏公遲疑了一陣，還是同意了。
這時的他已經年逾花甲，身體十分虛弱。更兼家道敗落，拂意之時多，稱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經不行了，為什麼不讓女兒出去闖闖呢？羅淑起先進的是簡陽女校。女校畢業後，於1923年轉到成都一女師，上了舊製中學第十班。這時她近二十歲，在老馬灣已經是個應當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進了一女師的高級中學師範科第二班，立誌畢業後做一名教師。
一女師當時在成都以管教嚴、學風好著稱，學生中有很多富人或軍政要人家的“閨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兒。學校裏窗明幾淨，肅穆幽雅，校長天天要親自下來巡查。窗欞、書櫥都要用手仔仔細細摸過，要求一塵不染。學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藍布衫，黑裙黑襪，頭上的發辮盤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門若不坐轎，必須結伴而行。那時成都的封建勢力還很強，學校裏一般沒有女教員，男老師來上課時，有一名監學坐在教室裏進行監督。這些監學可以任意拆閱學生的書信，盤詰學生的私生活。學生們憎惡這些監學，給她們起綽號，有一個監學幹脆就叫Tiger（虎）。
舊製中學雖說依然要學《禮記》、《左傳》、《易經》、《烈女傳》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學、數學等新課程，還有兩位傳教士教授英語。正課而外，學校裏禁止看“閑書”，《水滸》、《紅樓》、《西廂》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話小說就更不用說了。可是，不論學校的管教多麼嚴，清規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傳播是封鎖不住的。羅淑最愛買書，越是禁看的書越是要買了來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說月報》等進步的白話刊物，更是愛不釋手。
羅淑從不放鬆自己的學業，但也不一味埋頭讀書。社會動蕩變化，祖國在遭受列強蹂躪，她那顆年輕熱烈的心再也平靜不下來，她成了令校長頭痛的活躍分子。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同學們紛紛商議要召開追悼會紀念，校內的保守勢力極力反對。羅淑當年的同學至今猶清楚記得，是她在同學們中間響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當然，我們不管那些頑固派，”
五卅慘案，在全國各地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怒潮。四川學生和各界人民紛紛響應，遊行示威，抵製日貨。女學生原來流行秋瑾式的“東洋頭”，這時也不梳了，改為髻子。羅淑被推選為學生代表，毅然出席了與外校聯合舉辦的反對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的大會，帶回來一些標語貼在學校門口，還把全體同學集合起來，宣講大會的情形，大呼口號：“反對列強瓜分中國！”“還我台灣、琉球！”同學們義憤填膺，眼睛鼓得紅紅的，羅淑臉色發白，呼聲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