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長江上行船，從四川到上海，中間要碰到多少礁石險灘……我的一生是充滿坎坷的。——丁玲1978年2月，漫天飛雪……
我們來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訪使我們懸念的丁玲。踩著厚厚的積雪，令人想起唐代詩人踏雪尋梅的故事。詩人尋梅是一種詩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們不是詩人，但也在尋梅。丁玲不正是經過幾多風雨，幾多寒暑，傲雪鬥豔的紅梅嗎？想起她的功績，她的磨難，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騰著一個世紀的酸甜苦辣。
當她邁著蹣跚的步履，帶著慈祥的笑容，閃著和藹可親的目光走來的時候，當握著她那溫暖的手，當談話自然而輕鬆地展開，當聽到她開懷的笑聲時，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無影無蹤。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實實在在，可親可近的人。
從那以後，我們多次去看她。盡管她無比繁忙，仍然樂於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國友人，以及像我們這樣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婦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飛秋陽落在黃熟的稻田上，清淺的小溪碰著亂石在低唱。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臨澧農村裏一家名門望族誕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後叫丁玲，出世的時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過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財產和威風：擁有二百多間屋子的庭院，帶著窗子的大床……但在這個處在衰敗的大家庭裏，幾乎沒有一個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淪在酒色中。伯父上山當了和尚，一個叔叔做了土匪。
父親蔣浴嵐，聰明、慷慨、灑脫，卻染上抽大煙，拿銀子當銅錢花的惡習。他十幾歲中秀才，又留日學法政，因身體多病，意誌消沉，退學回國，在家無所事事，翻翻醫書，看看病，擺弄古董，請客吃飯，剛剛三十歲出頭就病逝了。父親的容貌，在三歲多的女兒的記憶中是模糊的，但他遺留的華麗的衣眼、飾物以及家業，給女兒烙下抹不掉的貴公子放蕩揮霍的印象。母親姓餘，閨名曼貞，生在常德書香人家，幼年讀私塾，學會了寫詩作畫。嫁到蔣家，從不愛管閑事，不過問家中的經濟情況，對丈夫的放縱揮霍也不多說一句。她過著少奶奶悠閑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裏繡花、下棋、看書，就是到花園蕩秋千，消磨無聊的時光。她羨慕唐朝武則天的時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蔣勝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變遷還是在死了丈夫以後。丈夫死時，她才三十歲，家庭已經破產，那些上門來吊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正像丁玲在小說《母親》中描寫的那樣：“在女人中，她是一個不愛說話的。生得並不怎麼好看，卻是端莊得很，又沉著，又大方，又和氣，使人可親，也使人可敬。她滿肚子都是苦，一半為死去的丈夫，大半還是為怎樣生活；有兩個小孩子，拖著她，家產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樣的凶狠，爺爺們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總不能。世界呢，又是一個勢力的世界，過慣了好日子，一天坍下來，真受苦……”
母親走投無路的當兒，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勢力動搖不穩，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員分崩離析。1910年湖南常德縣城吹來了變革的風，幾個留日學法政回國的青年，溝通了小城與外界的聯係，他們興學辦報，十分活躍。母親受新鮮事物的感染，心動了。她從小就羨慕弟兄，不願隻躲在屋裏過一生。社會在變，母親也在變，思想的衝突，經濟的矛盾，變革的要求，把母親從將要崩潰的基石下擠了出來。她賣掉家產，到娘家寄住，決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兒的名字蔣冰之改成蔣偉，稱其子名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師範求學。
“那時我隨著守寡的母親在這裏肄業。三十歲的母親在師範班，六歲的我在幼稚班。這事現在看來很平常，但那時卻轟動了縣城。開學那天，學生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親穿得很素淨，一件出了風的寶藍色的薄羊皮襖和黑色百褶綢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態，很使我感到驕傲呢……有些親戚族人就在背後嘰嘰喳喳，哪裏見過，一個名門的年輕寡婦這樣拋頭露麵！但我母親不理這些，在家裏燈下攻讀，在校裏廣結女友。”（丁玲：《向警予同誌留給我的影響》，刊《收獲》1980年1期）丁玲的母親掙紮著，從封建思想、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闖出來，走的是一條嶄新的路，不但給女兒做出了榜樣，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剛毅、自強的母親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誦唐詩。
寡母孤兒的處境極其艱辛。在家規森嚴的舅父家，丁玲常與奶媽、丫頭和長工在一起。寄人籬下的生活地位，來自舅父舅母的壓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層感傷，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學校，母親與後來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結為至交，她們在一起發誓：“振奮女子誌氣，勵誌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丁玲稱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傳來的時候，母親、九姨、丁玲一同經受了風暴中的緊張、擔心、興奮和喜悅。母親還和女兒一起為一個在起義中犧牲的親戚舉哀。
一年後，母親和向警予來到長沙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丁玲也跟去上了學。因沒錢繼續求學，隻念了一年，母親便在桃源縣當了小學教員，丁玲一個人留在長沙。這個年齡最小的寄宿生，聰明、伶俐又好學，經常考頭名。隻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團聚。九姨常去看她，帶兩塊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帶一兩個故事來溫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後，母親擔任了常德女子小學的學監，又創辦儉德女子小學，還為貧苦的女孩開辦“工讀互助團”，學生不交學費學文化學手藝，還得點工資補助家庭。
丁玲也從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長高、長大了。不再依附在媽媽的身邊聽詩聽故事。
她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或躲進舅舅的書房閱讀草本小說和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連《小說月報》和《小說大觀》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來常德小住，帶來不少新聞、新事、新道理，以後她去法國勤工儉學，仍然常常來信，介紹外麵世界的新思潮，為丁玲打開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親隻剩下相依為命的女兒。但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這年暑假，她還是親自送女兒赴九十裏外的桃源縣，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縣第二女子師範預科。那時，丁玲的功課全麵發展，經常是門門滿分，獲得年級第一名。她喜歡畫畫、唱歌、體育，特別是算術，成績最佳。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丁玲這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已成了活動分子，出風頭的人物。她那雙又大又亮，靈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經脫去天真的稚氣，閃耀著堅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學、好朋友王劍虹、王一知，不顧社會冷眼，剪去長辮，上街遊行、講演、辯論。丁玲還在學校的平民夜校教課，她是最小又最熱情的教師，學生們叫她“崽崽先生”。這年暑假後，丁玲轉到當時比較進步的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受到國文教員、新民學會會員陳啟民的影響。他給學生講都德的《最後一課》、秋瑾的詩、《今古奇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在陳老師的啟發下，丁玲閱讀了《新青年》、胡適的《嚐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進步書刊。陳先生發現丁玲寫作的才能，著意培養她，鼓勵她多寫多看。丁玲第一學期就寫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記，有兩首白話詩還在當時長沙的報紙上發表出來。
這時丁玲對功課有了偏愛，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學把學生們愛戴的陳啟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憤然離開此校，轉到長沙嶽雲中學，成為該校最早的女學生之一。
“大約是1921年吧，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為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鬥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地’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的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這是茅盾在1933年寫的《女作家丁玲》開頭的一段話。1922年春節，丁玲應王劍虹之約準備去、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上海平民女學學習，舅舅出麵粗暴幹涉，他要求丁玲再過半年畢業後與表哥結婚。母親卻支持女兒，她認為孩子求知識，找出路，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是正確的。家庭內鬧了一場糾紛，丁玲終於擺脫了包辦婚約和其他糾纏，放棄即將拿到手的畢業文憑，於1922年春天來到上海。她把名字改為冰之，廢姓以蔑視傳統意識。後來平民女學遇到困難，不能按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辦學，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後便離開了學校，和王劍虹到南京。她們住在一起，勤奮自學。第二年，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瞿秋白闖進了她們的小天地，和王劍虹戀愛，是她們宿舍的常客。大家談文學，談社會，談人生。共產黨人瞿秋白給不滿二十歲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劍虹又回到上海，進入共產黨主辦的上海大學，在文學係旁聽，鄧中夏任學校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科學係主任，陳望道任教務長，茅盾教小說研究。這所學校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培養過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識分子中受著感染和影響。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幫助丁玲，指引她前進。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後，丁玲與他們同住在上海慕爾鳴路，瞿秋白在思想與文學上都影響過她。丁玲一直欽佩他的才華，尊重他對革命的貢獻。
她盡管進入了革命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產黨人的先進思想還沒有吸引住這位不到上二十歲的少女，看不慣個別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的浮誇言行，還不願意加入共產黨。她對社會、對人生充滿著矛盾和苦痛，特別是兩年多不曾離開的摯友王劍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這使她更加孤獨和寂寞。她那時渴望著飛向自由天地，但沒有探索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青年人，有著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卻沒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選集》萬象書店，1940年）“莎菲女士”的誕生1924年，北洋軍閥之爭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樣衝擊著剛剛醒來不久的國家，許多文化人紛紛南下，而這年夏天，丁玲卻踏上了北去的火車。來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識青年心目中的聖地北京大學學習，聽魯迅先生講課。但願望得不到實現，隻好住在西城辟才幾句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自學，同時在一家私立圖畫學校學習繪畫。她常常在窗紙上、牆上、書本上用粉墨勾畫朋友們的臉譜。缺乏經濟來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個偶然的機會，丁玲遇見了比她更貧窮的青年詩人，首飾鋪學徒出身的胡也頻。兩顆文壇上未來的新星相識，相愛了，這是他們在人生路上的一個轉折。“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曆，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心’，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誼。”（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時代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他們住在北京漢花園一所與北大紅樓隔河、並排、又極不相稱的小樓上，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像許多窮學生一樣，他們讀《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討論歌德、海涅、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魯迅……丁玲對《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賞。盡管大革命運動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開，但丁玲這時的思想還是非常混亂的，“有著極端反叛的情緒，盲目地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紮和痛苦。”（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風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
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隻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經過二十三年的風風雨雨，丁玲展翅高飛過，被撞到地下過，她打過多少圈子，繞過多少彎路，但盡力追求。社會、家庭、學校、友人、敵人不斷地塑造著丁玲的性格和氣質，到這時，她不滿現實，大膽追索的個性已經形成。生活、思想、文學修養也在自覺不自覺中作好了準備！這就注定了她一旦拿起筆，就來得異常猛烈、潑辣。
1927年秋天，她開始用丁玲這個筆名創作，第一篇是《夢河》，冬天，緊接著寫下《莎菲女士的日記》。這兩個短篇小說被當時《小說月報》的編輯葉聖陶從一大堆來稿中識出，登在兩期《小說月報》的頭條位置上。小說的發表，特別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問世，“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小說家》，《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店，1933年）第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夢柯，是個富於正義感的少女，她因不滿教員對模特兒的侮辱離開了學校，住在親戚家，不幸落入愛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當演員，遭到的卻是肉體與精神上更大的淩辱。《莎菲女士的日記》是日記體裁的小說，描寫“五四”運動後幾年北京城裏的幾個青年的生活。女主角莎菲是夢柯性格的發展，她從小離家孤身在外，身患肺病，嚴重失眠，在公寓生活窮困潦倒。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結婚的女孩子，更不睬虛情假意的同鄉小姐。她的好友葦弟，忠厚善良而笨拙，對莎菲體貼入微，但不了解她的心，隻會哭哭啼啼的哀求。莎菲對他同情、感激，但討厭他的怯懦，沒有真正的愛情。來自新加坡的美男子淩吉士，麵孔漂亮，態度沉靜，舉止大方，他的長相、風度使莎菲傾倒，但不久莎菲看透了他，這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的誌趣離不開升官發財，吃喝玩樂。這個人給莎菲帶來極度悔恨，在對他形體的愛和靈魂的恨的幾度周折之後，莎菲終於衝破了他外在美的吸引力，一腳踢開了他。多愁善感的莎菲更加陷入痛苦和絕望。她決計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自己的生命。小說結尾莎菲狂笑地憐惜自己：“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情節就是這樣簡單，但寫得相當生動。丁玲用大膽的毫不遮掩的筆觸，細膩真實地刻劃出莎菲倔強的個性和反叛精神，同時明確地表露出脫離社會的個人主義者的反抗帶來的悲劇結果。莎菲這種女性是具有代表意義的，她追求真正的愛情，追求自己，希望人們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舊勢力決裂，但新東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滿是對著當時的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