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丁玲過去從不曾想也從未做過的事。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還團結和帶動了一大批頗有才幹的文化人，如塞克等。
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發揮這些人的特長，並聽取他們的意見，有時也會對他們提出誠懇的勸告。他們常是愉快地說。“說得好！說得痛快！”
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西安時，她主編了一套《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由西安生活書店出版，全書約十來冊。團裏的通訊組還以戰地社名義，編印了《西北文藝》若幹期。
丁玲在西戰團的團員中享有相當高的威望，人們尊重她，不僅因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壇上負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是一位不畏艱險的勇敢的鬥士。書店向讀者介紹《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一文中寫道：“丁玲女士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女戰士之一。自全麵抗戰爆發以後，她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在山西等前線，作艱苦的鬥爭。她們這種為國效勞的精神實使我們感奮。本書的內容，就是他們在戰地的各種工作各種生活的反映。這裏麵有血有肉，可歌可頌。”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結識了陳明。這位“—·二九”運動鍛造出來的共產黨員，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眾工作才幹。他當時是宣傳股股長，協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業，親密的合作，使他們靈犀相通，結為伴侶，相扶相攙，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後一刻。
當新聞記者，編《解放日報》副刊，進馬列學校，在中央黨校學習。這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記錄。更大量的時間，她生活在群眾中，心與戰士、農民相交融，她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雙腳完全移向了工農大眾。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貴的、很幸福的時代，也是她創作實踐的一段黃金時代。豐收的碩果，來自辛勤的耕耘。這期間，她寫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入伍》等小說。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表達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細膩地描繪了知識分子在新天地裏的生活和思想變化。丁玲以對工農群眾的現實主義描寫，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對於人民大眾生活的偏於意念的表達。
這些作品後來也像丁玲本人一樣，在褒貶毀譽之間升沉。小說中的主人公——鄉指導員、貞貞、陳老太婆、陸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樣被人批判和踐踏過，今天，他們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樣，仍然清晰地刻著時代的印記，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鋪滿荊棘的路上走過的帶血的腳印。
丁玲從上海亭子間來到艱苦的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曆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曆了兩個時代”，這一段漫長的路是“用兩條腿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它記載著作者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麵來的痛苦磨練過程。丁玲回憶道：“在陝北我曾經經曆過很多的自我戰鬥的痛苦，我在這裏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裏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覺得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衝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鬆。”（丁玲：《〈陝北風光〉校後記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正如馮雪峰在們丁玲文集）後記》中所說：“這些作品可以作為作者對於人民大眾的鬥爭和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
雜文《三八節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從關心婦女社會地位出發，就戀愛、婚姻、家庭等問題，列舉婦女所遇到的各種思想障礙，並提出，婦女要獲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要有健康的身體，進取的精神，思索的習慣和堅持到底的決心。她從自己半生的經曆中領悟到並告誡婦女們：“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韌的。而這種抱負隻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丁玲：《三八節有感》）這篇雜文反映了在延安婦女問題上存在著的某些真實情況，作者的態度是積極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忽略了延安當時的曆史環境和人們的思想實際。
在解放區，丁玲創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寫了大量的歌頌新人新事的通訊報導。
如《到前線去》、《記左權同誌話山城堡之戰》、《彭德懷速寫》等。
1942年，丁玲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後，她思忖著如何寫好工農兵的問題。
胡喬木對她說：“你到工農兵中去吧！可以多寫些通訊報導，多寫些短文章。”同年7月，為紀念抗戰五周年，朱德約了幾位在延安的作家到總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電報，朱德說：“這裏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請你們看吧，看了好寫。”丁玲本不讚成作家沒有生活，僅從文字中攝取材料來寫小說的，但在那裏讀了兩天後，前方的英雄事跡，確實是感動了她，她連續寫了《十八個》、《萬隊長》、《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後，丁玲到邊區文協從事報導寫作，寫了《三日雜記》。後來延安召開邊區合作會議，會上，丁玲被豐富的素材所感動。不久，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田保霖》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專門派人送來了一封信，請丁玲和歐陽山去吃晚飯。在晚餐桌上，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很高興。
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不久以後，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又向大家說：“丁玲寫了《田保霖》很好嘛！
作家要去寫工農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邁開了新的腳步，她在人民群眾中進行了緊張的采訪活動。
在楊家嶺，她訪問了從前線歸來的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劉伯承給了她明確的指示和具體的幫助。丁玲說：“他表現出來的才智、細致，對於幹部的愛護，對人民的負責，更給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寫在（到前線去）的前邊》）她還訪問了蔡樹藩、楊秀峰、陳再道、陳賡、陳錫聯等人。他們都很健談，提供了豐富、動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窯洞的黑角裏，一手扇著扇子，一手寫成了《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她高興得一邊寫一邊笑。
這些樸實無華的作品，表現了丁玲多方麵的創作才能。她猶如一個高超的畫家，或輕描淡寫，或酣暢淋漓，繪製了時代的畫卷。
在桑幹河上“這些人真使我感動，我不能不深情地望著他們，心裏擁抱著他們，而把眼淚灑在這難走的亂石澗上，灑在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1945年初秋，丁玲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於9月離開延安，徒步經晉綏解放區，年底抵張家口。她本來要去東北，因內戰中斷交通，隻好在張家口停腳。人走進闊別多年的城市，情感卻仍停留在老解放區的農村，連做夢，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黨中央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丁玲的眷戀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她吃派飯，和身上長著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個炕頭，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鄉分浮財時，有的老太太們挑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樣好，丁玲總是去幫忙挑選。村裏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適，她在旁邊馬上就能說出來，某處還有幾間什麼樣的房子，分給什麼人住合適。
村裏的幹部都為她如此熟悉情況感到驚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人、熟悉人。當她從張家口撤退時，一幅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她的頭腦中描繪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裏卻全是懷來豚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上改中活動著的人們。”“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丁玲：《〈太陽照桑幹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當她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已經完成了。“需要的隻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厲害，隻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每當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時候，就像火線上的戰士衝鋒陷陣那樣，堅持著寫下去。1948年6月，《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終於完稿了。
它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是從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國土改會議以前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翻身過程；小說通過華北地區一個村子土改運動的真實描寫，深刻地反映了農村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鬥爭，顯示了農村階級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丁玲在創作小說中的人物時，立足於現實，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這個形象即如此。丁玲說，她開始在懷來搞土改時，一個地主的侄女長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裏閃過一下，她向周圍的人打聽，才知道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難，卻被村裏一些人視為異己。丁玲雖然再也沒有見過她，但她的影子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這個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廣闊道路。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使丁玲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壇上得到了較高的讚譽。1957年以後，這本書跟著丁玲同樣遭到了不公正的貶抑。
歡欣、忙碌，忘不了歌唱1949年，丁玲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個春秋，在風浪的衝擊下，她更加堅定、純真，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聯常委、《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務，傾盡全力完成黨交給她的工作任務。
她曾作為中國作家和中國婦女的一名代表，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積極奔走。散文《旅歐散記》等作品，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活動和見聞。
新中國的明媚春光，熱情、開朗、忘我勞動的人們呼喚著她，她決心用深情的筆墨描繪和歌唱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為之鬥爭的新生活。雖然事務纏身，她仍然寫下相當數量的評論、雜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時代中來》和《到群眾中去落戶》兩個集子中。其中有宣傳闡述黨的文藝政策的演說和論文，有關懷作家成長的書信和報告，有緬懷革命烈士，歌頌英烈們豐功偉績的紀念文章，也有歌頌中蘇、中朝人民友誼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