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
火，是生命。楊剛是一團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團烈火，燃燒在歲月的長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遠挑動豎琴”，“彈著生命濃鬱的音樂”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國紀念碑底座上一顆儲滿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並不了解她。1979年，楊剛的摯友——著名作守蕭乾，借給我好幾本她的著作，還附一則小傳及數張照片。於是，我便在無數為中華民族流血犧牲的先輩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積滿塵埃的曆史長途上，辨認出她的足跡。
一楊剛一生走南闖北，雲遊八方，常無定居之所。青年時代，她在北平參加革命，中年之後，她在北京辭別人間。她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在北京生活的時間最長，前後大約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傳》的《代序》裏說：“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親。”她說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寫照。她是一位女強人，聰明、勇敢、勤奮、堅貞，但她是個女人，並非無情。她有過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愛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溫暖嗎？不是！而是她把熾烈的感情、深摯的愛，給了祖國和人民，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事業。
楊剛曾用英文寫過《一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自傳》，但她隻寫了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片段。要了解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須從頭說起。
二楊剛的家鄉——湖北沔陽，北有漢水，南有長江，那裏像一個地勢低窪的小盆地，水害連年，河水經常淹沒那裏的莊稼和村莊。民謠說：“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陽的苦難。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窮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個。祖父是個秀才，早逝後，撇下二十五歲的祖母獨立支持赤貧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給人家洗衣服、修鞋補襪、織布來糊口，靠勤儉供兩個兒子念書。當兒子在清末的考場上大顯身手，連連獲得成功時，不久，這個家庭便突然富貴起來：楊剛的伯父當了廣東省的地方官，父親做了武昌的守備，後又做過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財政廳、政務廳廳長。1905年1月30日（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楊剛便誕生在江西萍鄉父親楊會康的任所裏。她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她在英文自傳裏說，她的父親“總像是在以十足的鎮定和威力在指揮著什麼……他平時雖然沉著安詳，脾氣卻很暴，有時會無緣無故發起火來……他完全不能控製自己。他的意誌頑強，當他立意要如何時，往往使人覺得他的心腸是鐵做的……他可以當麵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強而固執，認為照別人的意見辦事是可恥的。而楊剛的母親，出身富紳，沒有文化，心地善良，對人忠厚，慷慨大方，見義勇為。她對人對事都有自己的見解；在丈夫麵前，既不甘拜下風，更不屈從，不喜歡聽憑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
所以楊剛的父親常罵她“固執，不聽話”，而她則責備丈夫“自私、殘忍，是個無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堅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後，沔陽一帶土匪蜂起，經常明火搶劫。這時，她便成了對付土匪的總指揮。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護送走。而自己則同廚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裏，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麵——善良、仁慈，遠近聞名，鎮內外不少窮人向楊家求援，她從不拒絕，總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給予幫助。每逢他們遇到婚喪，她更是熱情相助，不等他們求上門來。後來，“慈善”引導她信了佛，於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內容。
人，是在無意識的觀察中成長的。楊剛在這樣的大家庭中，不僅有父母的影響，也有那些男傭女仆們的影響。嬰兒時代，在她的記憶裏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歲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記憶得到了充實。中國人口之眾，在人類曆史上，從來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中國的統治思想一直都認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楊剛的祖母也特別討厭女孩，認為女孩都是“賠錢貨”。楊剛說：“我是母親生的第四個女孩，祖母永遠不能饒恕我，也不能饒恕我母親……”
五歲時，楊剛上了家塾，開始了那個時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讀“四書”、“五經”及文史古籍。此外，還有商務印書館出的新式教科書及地理。她父親認為，應當讓孩子讀些實用的西學，可是又認為新式學堂隻能培養一些無法無天的寄生蟲。
楊剛回憶說，她父親總是非常嚴厲地要求孩子們去做他們不願做的事情，而禁止他們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對讀小說，不僅《紅樓夢》、《西廂記》不許讀，連曆史小說《三國演義》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楊剛回到沔陽家鄉，繼續在家塾學習。那時老師有絕對權威，可以任意處罰孩子：餓，打，跪石頭，不好睡覺……楊剛的頭就被老師打破過，淌了一臉血，但她並沒有得到同情，母親說：“誰讓你不聽老師的話？你這是活該！”這冷酷無情的話，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習俗對母親束縛的結果，實際上，作為母親，她心裏未必不痛。關於楊剛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寫的自傳殘稿《童年》中有一段具體的描述：“……從六點鍾起床，一直念到夜裏十二點或淩晨一點，隻有在吃飯的時候才歇口氣。撂下飯碗又去念書……我們每天要念上十八個小時的書，中間沒有休息，隻有夏天才準許我們中間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綠豆粥……整天都望著塾師那冷酷、怒氣衝衝的臉，聽著兄弟姐妹們挨罵哭泣的聲音……我們一邊念書，一邊卻留意聽著街上賣糖的吆喝聲。門隻要一響，我們就感到興奮，但願不是塾師來了客人就是家人來看望我們了，這樣就可以休息片刻……所謂學堂不啻是座監牢，塾師不過是個獄吏。我們竭力想擺脫他。挨打之後，我們就越發恨他了。”
於是，她和兄弟姐妹們，曾經報複過一位不學無術而又格外殘暴的“無敵”塾師：在他的茶裏投放巴豆，使之整夜瀉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眾生相，無窮的動亂，家塾的生活，這些便是她記憶裏關於童年的主要畫麵。
三楊剛原名楊季徵，1922年進江西南昌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葆靈女子學校學習，以後改名楊繽，並開始寫作，筆名貞白。她學識超群，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她不愛管閑事，卻愛幫助人；她不談論芝麻小事，卻愛與同學談論政治；她熟悉各地軍閥的情況：他們的實力、後台、動向，以及互相之間的較量。她發表起議論來日惹懸河，說得頭頭是道，辯論問題，堅持己見。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南昌的學生們也掀起了擁護北伐的熱潮，她和好友廖鴻英、譚誨英代表葆靈女中參加全市學生總會的活動，上街遊行示威，在街頭巷尾給老百姓講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還冒險帶頭剪掉辮子，以實際行動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是年11月，北伐軍占領了南昌，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在那個難忘的慶祝集會上，她見到了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及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後，經市學生總會的聯係，教會學校也首次成立了學生自治會，葆靈女中經過全校民主選舉，廖鴻英當選為主席，譚誨英為英文秘書，楊剛為中文秘書。從此，校內外的一切活動，就由學生自治會負責，凡有事情，她們就在飯廳裏飯前飯後向同學們報告，征求意見，作出決定。對楊剛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社會生活，動蕩的中國社會陶冶著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點，並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裏堅定了人生的選擇。
四1927年，“四·一二”事變使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黑暗的陰影不斷擴大，但光明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長。那時，南昌的學生運動和其他地方一樣，雖然沒有洶湧的浪潮，但6—7月間動蕩不安，人心惶惶，時有罷課。葆靈女中校長易人，換成一位曾留學美國的中國人。楊剛夏天畢業。由於她平時和畢業考試成績優秀，經學校推薦，9月免試直接進入北平燕京大學。
軍閥混戰，土匪猖獗，苛捐雜銳，災荒連年。中國在動蕩著，人民，在苦難中。
楊剛告別故鄉北上，在三哥的幫助下來到北平。古都一片殺機。但燕京大學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蔭小道卻冷靜地歡迎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國文學係讀書。她的勤奮、聰明和淵博的學識，獨立思考的性格和風度，很快贏得了美國女教授包貴思（GraceM·Boynton）的好感，並結下深摯的友誼。這時，她開始用筆名楊剛發表詩歌、散文與小說。
從1928年至1937年，楊剛基本上學習、生活、工作、戰鬥在北個。這是她一生中極為重要的時期，無論是她的政治生活，還是文學創作，都是如此。在大學，她是一位活動家。1928年，她在滿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並參與領導北方學界反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鬥爭。1930年4月20日，他們舉行示威遊行預演，大約五十名學生被捕。為了營救他們，楊剛參與組織燕大營救團體，籌措獄中同學的生活用品，時常入城集會，籌備紀念活動。整整一個夏天，她都沒有休息。
每天一早5點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時整天不吃飯，深夜才回到宿舍。但是，鬥爭就是幸福。楊剛說：“生活是那樣充滿了工作，我感覺到了活著的價值。”
8月1日，事先籌劃好的由學生、洋車夫、士兵參加的示威遊行照計劃進行。而後果，都在他們的預料之中，但楊剛及其同誌們，既不灰心，也不在意。遊行開始後不久，閻錫山出動兩倍於遊行者的便衣偵緝隊從四麵八方，向這些手無寸鐵的遊行者襲擊。楊剛的頭發同時被幾隻大手狠狠地揪住，眼裏冒出許多金星，她被捕了。
但她十分鎮靜。當兩條大漢要用繩子捆綁時，她譏笑說：“你們是兩個壯漢子，還需要用繩子捆我？”於是，她被投進陰濕烏黑臊臭的女牢裏，後來又轉到警備司令部的牢房裏。
夜，外麵黑糊糊的。審訊室裏透出昏黃的燈光，傳出淒慘的尖叫聲——是她的同誌在受刑。她心裏燒著憤怒的火，上牙磕打著下牙。但她心裏，又默默地祝願他們堅貞不屈。
終於，她也被帶進審訊室。但她已經拿定主意如何對付敵人。她一一回答法官的問訊，心裏一點也不慌。她的回答永遠不會使法官滿意。法官失望地用板子使勁敲擊桌子，厲聲厲色地威嚇，而她始終泰然自若。
在牢房裏，她同其他犯人麵麵相覷，聽著互相的呼吸或罵語；有時她趴在隻有一線光亮的獄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槍實彈的看守士兵談話。楊剛說：“他們幾乎個個深深同情我們，並且安慰我們說，總有一天局勢會改變，那時我們就會重獲自由；但他們這些可憐的丘人注定要倒黴一輩子。他們祈求專製統治者的末日早早到來。”有一次，楊剛同一位到屋簷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談：兵；你們吃大麥粥，鹹菜，不三不四的湯，比我們強多了；我們每日兩遍米糊糊加水……狗，他們全是狗。我們同你們一樣，也是犯人。你們還有釋放的一天，我們得熬一輩子。
楊；你是幹什麼的？兵；種地的。我們是莊稼人。
楊；你不能種下去嗎？誰叫你當兵的？兵：我們都快餓死了。種莊稼，什麼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稅，還有種種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楊：可是當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們還不是等著餓死嗎？兵：當初誰知道呀！我寧可餓死也不願意像這樣給關起來挨餓，反正都是死……
楊剛毫無顧忌的言談和行動，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們警告楊剛：“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輕，你這樣隨便跟他們講話，大夥兒都會跟著遭殃。”
以後，楊剛受審時，總是三個法官，後麵站著兩排荷槍的士兵，前麵站著兩條壯漢和一個老頭兒，他們是等著毒打犯人，專門給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著繩子、木板、鎖鏈和各種大小木塊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牆上掛著刀和皮鞭。
敵人以輪番毒打和毒刑來檢驗楊剛的抵抗力，企圖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個弱女子，死亡也不會使她屈服。
“我沒什麼可供的。隨你們怎樣吧。我既然給你們抓來了，就不打算活著離開警備司令部。”這是她的回答。
兩個星期後，閻錫山的隊伍全軍覆沒，要當總統的迷夢完全破滅，他的司令部離開了北平；於是，楊剛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監獄。
這次獄中的酷刑，沒有磨掉她的棱角，她還是楊剛！那隻是鬥爭的起點，一場小小的實習和鍛煉。出了獄，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參加北平黨和團市委聯合召集的西郊區黨團活動分子會議，討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和非常委員會的問題。她是唯一與會的女同誌，給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個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