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琴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達、爽朗，待人和藹、可親，樸實、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戰爭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環境中無私奉獻的堅強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曆程，於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誼醫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後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過的，她以頑強的毅力和高度的樂觀主義精神進行著反迫害、反病魔的鬥爭。
一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內陳設的簡陋，固然可以說明主人的儉樸；但它的雜亂，卻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跡。
葛琴向我微笑著，一個勁兒地點頭，她張著嘴，卻說不出一句話來。我仔細地端詳著，苦苦地搜索著留在記憶中的影子。一對明亮的眼睛，顯示出老戰士的深沉和堅定，一雙溫暖的手和那用盡全力發出的“嗬，嗬”的笑聲，仍然使人感到當年樂觀、開朗的性格猶在，對人關懷、體貼的的美德尚存；滿頭白發、偏癱失語，記錄了她十多年來所經受的磨難和摧殘。
小琴告訴我：“媽媽的問題快有結論了，爸爸的問題也正在著手解決。胡耀邦對爸爸、媽媽的問題很關心。”她長籲了一口氣，停了一下，接著說：“媽媽終於熬出來了！”說到這裏，隻見葛琴張著嘴笑了。我為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這樣想了，也就這樣說了。“荃麟要是也能熬過來，該多好啊！”話未說完，隻見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感到後悔，但話已出口，又怎麼能收回來呢？我的這句話觸動了葛琴那斑斑傷痕的心靈，也捅破了她們母女之間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層薄紗。隻見葛琴收斂了笑容，嚴肅起來，嘴角也抽搐起來了，眼睛裏充滿淚水，接著，就是一陣頻頻點頭。小琴隻好順著我的話問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嗎？”她異常鎮靜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訊，孩子們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訴她。這個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裏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著失去親人的悲痛，堅定地等待著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災難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間人物論”而遭到批判的荃麟頭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著豐富革命經驗的葛琴，預感到荃麟的問題一定要株連到她，她做好了一切準備。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從北京大學回到自己的家，當夜深人靜的時候，葛琴對女兒說：“情況可能還要惡化。如果下個星期你回來看不見我了，就一定要照顧好弟弟，把家維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對得起黨的。’噶琴的話不幸而言中，當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時，院子裏死一般的靜，連喊了幾聲媽媽，卻沒有回音。
從此，葛琴就在幹校的“牛棚”裏，過著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們則飄散四方，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荃麟關在什麼地方，一家人誰都不知道，也無從問個明白。一個戰爭年代幾經分聚離合的家，就這樣又被拆散了。孩子們到處尋找父親、母親；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默默地祈禱和祝願“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個青山，好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們的分離，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離，並不是罕事。在過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兒。那時，他們隨時都有被捕、坐牢、殺頭的危險，孩子們也隨時有成為孤兒的可能，但那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過去，畢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國民黨統治區啊！
漫長的四年過去了，等待著葛琴的何止是暫時的分離，而是永遠的離別。荃麟終於沒有熬過漫漫長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卻留在人世間，以她特有的剛毅和堅強，經受著煎熬，支撐著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勢十分嚴重，等到把她送進醫院的時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經沒有了。小琴接到母親病危的通知，匆匆趕到醫院，隻見滿頭白發，雙目失明，瘦得變了形的母親，靜靜地躺在那裏，當葛琴聽到是自己幾年不見的女兒進來時，她無聲地哭了，艱難地伸出一隻手，把小琴的身體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雙手，摸出女兒這幾年來所經受的磨難；她要通過這雙手，把母親的溫暖和堅強，傳給自己的女兒；她要告訴女兒，曲折的道路還沒有盡頭，要挺著胸膛活下去。接著，她著急地示意，叫人從枕頭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確良襯衫給小琴，這是她珍藏了幾年的一件東西，是她唯一能夠給女兒的遲到了幾年的結婚禮物。小琴抑製住悲痛，辛酸地接過它。回到家，忽然發現口袋裏有東西，一摸是五十元錢，她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了。這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從自己僅有的一點生活費裏節省下來的，這是一顆純潔、善良的母親的心啊！
在醫院，對葛琴的看管放鬆了些，葛琴見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見到一些病友，他們不僅給她帶來了興奮和安慰，而且帶來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勝利！”從此，她的健康狀況一天天好起來，每天頑強地扶著床練習走路，認真地向病友們學說話，那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感動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為她落淚。
正在她的病情稍見轉機的時刻，接到了出院通知。從此，她用語言表達思想的機會便永遠喪失了。偏癱失語，成了她終身的殘疾。女兒小琴看到母親病成這個樣子，想把母親接回家去養病，但專案組竟無情地回複說：“病情要服從案情。”葛琴又一次住進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二葛琴，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每一個腳印，都量出她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每一篇作品，都跳動著她那顆高尚、坦蕩的心。她出生入死，無私無畏。從大革命開始，直至新中國成立，她的足跡踏遍了半個南中國。
葛琴生於1907年12月24日，江蘇宜興了山鎮人。她的父親葛沐春，是一個開明的文化人，年青時曾進師範學堂讀書，後在家鄉創辦了山小學，自任校長十六年。
為了謀生，也曾開過陶瓷作坊。宜興的高利貸剝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貸剝削的殘酷，逢年過節，母親要出去躲債，天黑才回家，從此，在葛琴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憎惡剝削，同情被壓迫者的種子。葛琴的母親一共生了十一個孩子，活下來的隻有四個。她是長女，由於父親的思想較新，又是小學教員，所以能夠衝破女孩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呆在深閨大院的封建枷鎖。葛琴是全村第一個上學讀書，第一個剪短發的女孩子。十三歲葛琴小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南京中學，由於家境貧寒，無力供養她上學，所以未能如願。求知欲十分強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蘇州樂益女子中學，父親不願意讓自己的長女過分傷心、失望，便答應了女兒的要求。為了籌借學費和路費，隻好讓女兒給城裏一個姓鮑的做寄生女，這筆錢，直到葛琴工作後，很長一段時間才還清。進入中學後，葛琴更加發奮學習，尤其是數理化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學校的活動分子，愛好體育運動，是校籃球代表隊的主力隊員，會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學經常在一起，習武練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畢業後，考入上海景賢女子中學，接觸了進步的老師和同學。樸素的階級覺悟，成為她接受馬列主義的最好土壤。在學校任教的張聞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啟蒙老師，由張聞天介紹，她進入上海大學，並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員。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成為一隻“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得意洋洋地飛掠著”。
葛琴一經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個孤獨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壓迫、被剝削者中間尋求知己，結識朋友，在他們中間磨練意誌，摔打筋骨。她深深地紮根在工人群眾中，把黨的指示帶到他們中間去，把革命的火種播在工人心田，赤貧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啟蒙老師。她在工人階級的懷抱中成長，鑄造了大膽、潑辣、無所畏懼的堅強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軍占領武漢，轉而進攻江西、福建、浙江，和軍閥孫傳芳交戰。上海工人為了配合北伐進軍，決心打開上海大門，以武裝起義奪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裝起義中，不僅是光榮的參加者，而且是勇猛的鬥士。在起義前的示威遊行中，她走上街頭，散發傳單，與工人一起，秘密運送槍械、文件；在密集的驟雨般的街壘戰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線送去一袋袋的燒餅和大桶大壺的開水；她們還用沙包之類的東西，築起臨時救護站，隨時搶救受傷的工人糾察隊員。工人糾察隊員們，把她們的英勇行為，傳為佳話，稱她們是“三劍客”——女中豪傑。
1927年，“四·一二”政變當天，上海十萬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要求歸還武裝奪回總工會的示威遊行，葛琴在遊行的行列中，與戰友們手挽手，肩並肩，昂首挺胸，高呼口號。當隊伍行至寶山路時，蔣介石下令開槍，屠殺工人群眾，造成血流成河的慘狀，葛琴目睹了這一切。工人運動遭到血腥鎮壓，革命出現暫時低潮，葛琴和許多優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戰鬥。
大革命失敗以後，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帶做共產黨地下工作，擔任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內部交通員，並先後以公開身分在暨南大學附小、浦東新陸師範附小，宜興丁山小學等校做過教員，後又在杭州城西小學、裕成小學做校長，因鬥爭需要，她經常變換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韻焦等。在此期間，她接觸了大批進步文化人，並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閱讀了不少文學書籍，產生寫小說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們鼓勵下，開始了最初的創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說《總退卻》，發表在丁玲主編的《北鬥》雜誌上。
葛琴在回憶自己寫《總退卻》時說：我寫小說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開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後，丁玲先生編《北鬥》時候。有一天她給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記得信裏規定有十個範圍，關於農村、工人、士兵、學生等等，就是說你能寫哪一方麵的你就選哪一方麵的寫。當時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麵也不能寫，從未寫過的緣故，但更苦的是從未接到過這樣的信，好像不寫就不好意思再看見她。所以苦思結果，我選了士兵這一範圍的。
《總退卻》寫的是抗戰中的士兵的轉變及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葛琴親自參加過“一二八”上海抗戰，和十九路軍受傷的戰士有比較多的接觸，對那些戰士的同情與感懷；對見死不救、賣國殃民的賣國賊種種罪行的憎惡和仇恨充滿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寫起來了。
接著又在《現代》、《文學月報》、《夜鶯》、《文季月刊》、《國聞周報》、《大公報·文藝》等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閃爍》、《羅警長》、《犯》、《藍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和他們的抗爭的，屬於“左翼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的範疇。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進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憶說：災難和貧困突然把我擊落到一個極困苦的環境裏，而孩子蘇蘇又在這時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時向我壓下來，我隻得離開上海到偏僻的農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殘酷打擊下焦頭爛額地奔波著，幾乎把寫作的興趣完全喪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來上海，才又繼續寫了幾篇，那時一位摯友勸我把稿子集起來，出一個小冊子，同時他答應幫助我出版，這才重新提起我的勇氣，於是把舊稿整理一遍，想請魯迅先生替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