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一個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幾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內山書店去看望魯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總退卻》後記中,追記了訪問魯迅的經過,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十分真摯、感人,字裏行間洋溢著她對這位良師的崇敬。

一路上,我懷著滿腔的驚悅或惶惑,以為把這樣幼稚的作品,去請教那樣一位當代文學家評閱,也許會遭到輕視和拒絕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預想,當我們走入內山書店時,他從一隻火缽旁邊站起來,很親熱地招待著我們,他聽了我的來意之後,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說內中有幾篇他已經看過的,接著便懇切地鼓勵我,繼續寫作,並且立刻允許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個老人——雖然他上唇上是留著那麼一抹濃黑的胡須,他更沒有一絲名人的架子。那天我們在咖啡店裏談了兩個鍾頭,我完全不感覺有什麼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勁地說著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和不斷地給予我們熱烈地鼓勵(我們可以想起,那時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樣一個沉悶的狀態中),他的說話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樣充滿著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緒,當我們從咖啡店裏出來的時候,除了滿意以外,更驚愕中國現在還有一個青年的老人。

過了一個星期,序文就寫好了,當我第二次去見他時,他很關心地詢問我的生活狀況,又對於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幫助。這時,從流露於他臉上那種真誠的表情,我才認識這位被人家罵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偉大的熱情者。

魯迅的序文,寫於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國小說發生、發展的曆史,以及對小說的看法和意見;後半部分是魯迅對葛琴創作的評價,見解精辟、透徹,猶如畫龍點睛。

深切的期望,熱情的鼓勵,嚴格的要求,重新點燃了葛琴的創作熱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頓,道路如何坎坷,她銘記著魯迅的教導,積極投身革命文學活動,她參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魯迅為首的六十位作家簽名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擁護統一戰線政策,並不遺餘力地堅持寫作。

葛琴在《總退卻》後記中回憶道:那時——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時期,要靠寫作維持生活,幾乎是不可能,於是我被擲回農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時我對於創作的興趣卻沒有減低,每每想起魯迅先生和好友們熱切的鼓勵,使我從生活的深淵中燃起無限的勇氣。

魯迅愛護作家,特別扶植女作家的成長。對當時的一位劇作家讚揚葛琴說,文藝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氣和希望了。1932年以後幾年中,葛琴一直與魯迅保持較為密切的聯係,魯迅有時在經濟上對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鄉的新茶,通過弟弟葛桂芬送往內山書店,再轉給魯迅。

魯迅為《總退卻》所寫的序言,由於當時世道的艱難,生前沒能出版,在他逝世後才開始付排,葛琴懷著無限的悲槍,寫了後記,作為對良師的悼念。

“一二·九”運動之後,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正在逐步形成。團結抗日的共同信念,縮短了人們認識上的差距,聯絡了作家的感情。

1936年春,葛琴邀請邵荃麟、王惕之、蔣牧良、張天翼、葉以群、吳組湘、劉白羽等黨內外作家雲集了山,暢談寫作。

丁山位於美麗的太湖之濱,是有名的魚米之鄉。這裏的物價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敵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為創作根據地,來來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鄉,地熟人也熟,有關事情都由她一手包辦,夥食辦得很好,頓頓有魚蝦,餐餐有雞鴨,這對於窮困慣了的左翼作家們,是多麼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會,其中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個人的創作計劃,進行寫作;並通過自由討論的方式,對作品進行分析和評價,提高創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見,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憶這段往事時,仍然十分留戀。他說:“當時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但和後來的批評不一樣,那時的批評,使人感到熱乎乎的,越批評越覺得自己對革命有用。”他還說:“葛琴當時也寫了幾篇,其中有一篇叫《窯場》,對別人的意見,她虛心聽,態度嚴肅、認真,她不大批評別人”。

討論和寫作之餘,作家們還常常乘小船在廣闊的太湖上蕩漾,高唱《國際歌》,暢談蘇聯——列寧,暢談理想、未來和前途,這對於長期被白色恐怖包圍的作家們,在精神上是多麼大的解放,又是多麼富有詩意呀!

全麵抗戰爆發後,葛琴和荃麟已結為夫婦,他們沒有貪戀於新婚的歡樂,更沒有沉緬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為組成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到處奔走呼號,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隨時準備轉移;哪裏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們總是按照黨的指示,跟當地堅持地下鬥爭的黨組織相配合,辦報紙,編刊物,組織民眾,並且通過刊物團結大批文藝青年和文化人,指導並培養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黨的派遣,率領三十多人的戰時抗日政治工作隊,冒著風雪,到了龍泉。為擴大宣傳輿論陣地,荃麟任縣教育科長,葛琴任縣審編辦公室主任,並主編《龍泉快報》、《大家看》,在他們的努力下,小小的龍泉山城,當時竟有十餘種鉛印、油印和石印的報刊發行。強有力的政治宣傳,廣泛深人的組織發動,在龍泉山區各界人民的心裏,播下革命火種,點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閉塞的龍泉城,出現了從來未有的勃勃生機。

皖南事變前夕,浙東的政治空氣已經充滿了濃重的火藥味,浙江一帶的反動派,迫不及待地搶先向共產黨地下組織下了毒手。當時,葛琴和荃麟正在金華。一天清晨,有人來通知葛琴說,黨的特委機關被破壞了,要他們趕快離開金華。當時在一起的共有七個人,經過商量,決定分兩路走:一路經淪陷區,繞道上海,找新四軍;一路走大後方,經福建去桂林、重慶。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誌走第二條路。三個人分別裝扮成醫生、護士、藥劑師,葛琴化名何桂貞。途中的遭遇十分驚險。三個人到達江山時,天色已晚,經別人幫助,住進了鄉城的客棧,客棧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對他們照顧得特別周到,蚊帳、被褥都很齊全。剛剛飽餐之後,準備美美地睡上一覺時,查夜的憲兵闖進了他們的住處。照例先詢問了姓名、籍貫、年齡和職業,然後就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們的假身分證,馬馬虎虎地盤查了幾句之後,在小皮箱裏發現一張葛琴在家鄉宜興讀中學的畢業文憑,上麵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證上的完全不符,卻貼有一張葛琴過去的照片。按照慣例,如果憲兵們發現了這一點,他們立刻就會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卻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邊等待搜查,邊吃著桃子。不知是那鎮靜、沉著的神態起了作用,還是查夜的憲兵多喝了幾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輕而易舉地躲過了這次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搜查。當他們把所有的東西收拾完畢後,已經是淩晨三點鍾了。憲兵雖沒有再來,但睡覺是完全落空了,於是他們決定趕搭去浦城的商車,在茫茫的黑夜裏,又開始了艱難的行程。

到達福建後,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個叫蝦蛤村的小村子暫時定居下來。

經人介紹,葛琴在《現代兒童》雜誌任主編,當時她懷孕在身,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們在蝦蛤村住了約半年,待她分娩滿月,健康恢複到可以乘坐長途汽車時,就離開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聶紺弩編《新墾地》,她一路上風塵仆仆,懷裏又抱著出世不久的嬰兒,精神卻十分飽滿。不久,她做了《新墾地》的編輯,選稿、定稿,十分繁忙,還得哺育嬰兒。

1944年夏,日本軍隊占領衡陽,逼近桂林。在這緊張的時刻,葛琴協助荃麟把組織的資助和溫暖,送到許多人身邊,冒著生命危險送走一批又一批進步文化人士,然後自己一家才撤離桂林。那時,敵機整天在桂林上空轟炸,火車站裏,車上車下,擠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發作了,發著高燒,葛琴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攙著病重的荃麟,四歲的女兒牽著母親的衣襟,拚命地擠上了一節敞篷火車的尾卡。正在這時,敵機用機槍追著人群掃射,葛琴一家在槍林彈雨中幸存下來。

在重慶,葛琴與郭沫若等文化界進步人士一起聯名簽署了《文化界對時局進言》、《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等宣言,表達要求民主建國的意願。

1946年,抗日戰爭已經結束,周恩來派荃麟從重慶去武漢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隨同前往。當時,計劃在武漢創辦一種報紙。形勢的發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愈,政治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十分惡劣。他們住在中山路側小巷道內的二樓木房裏,樓梯搖搖欲傾,樓房四麵通風,由於天井較小,房子顯得黝暗。到武漢不久,葛琴生下第三個孩子,剛分娩幾天,就自己忙著下地做飯了。一次,一位朋友的愛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產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燉了一隻老母雞,當晚給葛琴送去。送雲時,正逢中原解放區的幾個同誌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雞湯招待那些解放區的同誌。

產期過後,葛琴任《大剛報》副刊主編,拿極低的工資,以掩護荃麟在家養病。

荃麟也為她編的副刊出主意、組稿、改稿、寫稿,使得那個副刊成為替人民說話的陣地之一,並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進步文化陣地。

1946年以後,武漢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經常在“虎口”裏幫助同誌們轉移。一位死裏逃生的作家回憶說,“那時,我上了敵人的黑名單,被通緝,從河南逃到武漢,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親姐姐一樣照顧我,我好像從一個陰森冰冷的地方來到了溫暖的家。一天夜裏,我下了夜班,剛剛睡著,覺得有一個人輕輕地摸著我的頭,我抬頭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訴我,荃麟要你馬上轉移,明天上午敵人要逮捕你。夜三時左右,葛琴化了裝,一直把我送上碼頭,我安全地轉移到了南京。她對我的深情,我終生難忘”。

內戰的炮聲隆隆地在人們的耳邊震響,國民黨在國統區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血腥屠殺,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剛一到家,就被當局發現了,葛琴的一個學生(當時也是特務組織的成員)出於同情,馬上跑來報信,告知敵人對葛琴盯梢,並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親急中生智,當機立斷,迅速趕到南京,搞了一個名片,說葛琴是某某報(陳立夫辦的報紙)副刊主編。當時正趕上當地小學開運動會,國民黨縣黨部的紳士們都來參觀運動會,葛琴買了些禮物,攜帶名片,佯裝拜訪,紳士們信以為真。她趁此機會,連夜坐小船,離開了闊別多年的家鄉,轉道上海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