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在國統區無法生活下去的進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這是一個表麵上繁華，而對這些人來說，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許多人都很不習慣。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護他們，生活上關懷他們。一位東江遊擊隊的雙槍手，名字叫阿林，在戰鬥中負傷後，到香港去養傷，她的公開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設法照顧她，還多次英勇機智地對付英國巡警的搜捕和特務們的釘梢，直到這位雙槍手安全轉移。
葛琴在香港從事婦女統戰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員，還擔任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編委。她與馮乃超等四十多人聯名簽署了《香港文藝界呼籲政府停止內戰製止暴行》宣言，還參加簽署了《揭露傾銷偽片罪行影劇界聯合抗議書》和香港文化界《擁護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等宣言。她經常以筆作武器，直接參加戰鬥。這時期，她在《大公報》、《華商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政治性雜文，起了戰鬥鼓舞作用。
隨著形勢發展，他們在香港最後一年的擔子更重了。1948年底，準備在北京籌備新政協，建立人民政府，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他們在香港除了組織和輸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藝工作者到解放區外，還聯絡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們受到反動派迫害，設法幫助他們離開險區。
經過二年多緊張工作，勝利地完成了周恩來交給他們的任務，懷著無限的喜悅，最後撤離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國後，葛琴曾擔任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專業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
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堅持寫作，並注意發現、培養文藝新苗。
三葛琴從1932年開篇寫作，到“四人幫”奪下她手中的筆，先後共寫了五十萬字，大約出版十幾本中、短篇小說集及電影文學劇本，散見於各報刊雜誌上的散文、小說、雜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左翼文藝遭查禁，革命作家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聯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們鮮紅的血，書寫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史的第一頁”。葛琴踏著先烈的血跡，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膽、潑辣，殺向文壇，對罪惡的現實控訴、揭露，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鬥》雜誌發表了她的處女作——《總退卻》。這是一朵幼小，但卻有著頑強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藝表現重大題材的初步嚐試。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著無產階級文藝的陽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園丁的精心培植。魯迅為《總退卻》寫了序，馮雪峰更是精心熱誠地培植保護這棵幼苗。小說問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為筆名，在《北鬥》雜誌2卷2期上發表了評論文章——《關於〈總退卻〉和〈豆腐阿姐〉》。對《總退卻》的現實意義和青年作家的出現，給予充分肯定。
這兩篇小說，不是怎麼“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說法，這是“幼稚的東西”。但這個“幼稚”卻是不能卑視。兩位作者，不用說是初次在原稿紙上寫上自己名字的人，她們簡直還不知道怎樣去鍛煉句子。什麼叫做小說的結構……，但是對於群眾生活和鬥爭的熱情，對於急於要求文學去表現偉大題材的濃厚興趣，便成為她們勇敢的試作動機，她們不過是跟著一種新的文藝運動而產生的、正在產生和將要更多地產生的無數青年群眾作家之一罷了。
而這些青年群眾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許要為“文學大家”和“賞鑒家”們所鄙棄的，但對於同樣“幼稚”的廣大群眾，卻有很大的意義和興趣。不但如此，這樣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對於我們是愈多愈好，因為這將造成發達的豐富的文藝生活，而偉大的那強有力地感動著數千百萬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將由這種多數人的和發達的豐富的文藝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時，也細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沒有在《總退卻》中完全實現。她沒有真正深刻地表現出兵士的轉變，同時，他們在總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麵的。我們不能在作者所寫的兵士的轉變過程中，同時明確地理會到上海戰爭的本質。
回顧葛琴三十年的創作生涯，深感這位作家的創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樣艱難、坎坷。在這條充滿荊棘的路上，灑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記著作家一步步堅實的腳印。三十年來，對於葛琴，從沒有過一段完整的創作時間。緊張的戰鬥之暇，繁忙的工作之餘，瑣碎的家務之後，是她創作的全部時間，“擠”又是她獲得這些時間的主要方式。解放後，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構思成熟了，卻沒有時間把它記錄下來，待下一次再重新構思，也毫不惋惜，從無怨言。
作品的內容和題材，一般說來，是作家生活經曆的真實寫照。葛琴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她幾十年來為人民、為革命所經曆的痛苦、歡樂和追求，她執著於現實，而不拘泥於現實。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及作家個人的情感，三位一體，息息相關。她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他必須是一個優秀的好人民。千百萬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經得起人民的考驗，要挑得起人民給予他的重擔。他的一切不是為了別的，更不是為了他自己個人，個人的得失榮譽，必須是確確實實真心實意地為了大眾人民。”
真實，富有強烈的時代感，是葛琴創作的主要特色。魯迅在《總退卻》序言中曾說：“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
血淚的控訴，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條主線。葛琴生長在高利貸殘酷剝削的江南農村，親眼目睹了農村破產，農民瀕於死亡的慘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觀察生活的獨特角度，細膩地描寫了底層勞動人民精神上的苦悶、迷惘，生活上的貧窮、無出路，內心深處的呐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說《騾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爺娘，他也恨他的爺娘，爺娘狠心把他賣了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說集《總退卻》收了她“七·七”抗戰前寫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說《枇杷》中，作者對主人公小溜兒，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愛。小溜兒在批把豐收的季節，望著一枝枝枇杷果，饞涎欲滴，卻沒有人送給他一個吃，並遭到孩子們的奚落。趁母親給人家做工時，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說的結尾，令人心酸落淚。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真實畫幅。
抗戰以後，作家閱曆廣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駕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無論是從題材的選擇，表達思想的深刻上，都迥異於她前期的作品。從描寫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跳到另一個天地。《葛琴創作集》共收錄了抗戰時期的五篇小說，作品勾畫了抗戰時期中、上層各種各樣人物的臉譜。有在遊擊區搞陰陽兩麵，專門進行政治投機的紳士；有驕傲自滿、誇誇其談，一事無成的政治工作幹部；有每天無所事事、專橫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寫這些庸俗卑瑣的靈魂時，運用了強烈的諷刺和揶揄手法，對他們的醜惡嘴臉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這些作品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絢麗多采的畫麵，而是通過對人物鞭辟入裏的刻畫，抓住了讀者的心。
短篇小說《貴賓》（收入小說集《結親》），寫於1948年，當時被稱為幻想小說。它描寫的角度別開生麵——事情發生在未來的國度。看來作家不是信筆寫來，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出於她對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注和高度責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嚴肅作品。文章的標題和副標題何等的醒目啊廣來年人民自己的國度裏還會有這樣的人嗎？”革命勝利前夕，向讀者——廣大的革命者，敲響了警鍾。
小說采用烘托筆法，細膩而集中地描寫了一個被視為“貴賓”的資產階級政客——陸錦霞，作家對她仇恨共產黨、仇恨人民的陰暗心理，以及歇斯底裏的精神狀態，作了深刻的剖析。
陸錦霞是當時聞名的婦女民主會領導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惡這兩個沒出息的字眼……什麼‘人民的勤務員’，即使要她參加，她對這一曠古未有的稱號，也有從長考慮的必要。”她口口聲聲把年輕的共產黨員稱為“小共”、“小黨官”。
她來到莫幹山療養院，對那裏的一切都十分輕蔑，她認為療養院的負責人把那些“受傷的兵士，肺癆病的工人，農民之類塞進去……簡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難。”
她認為“革命的醫生、護士全沒頭腦”，如果有人勸她到那裏去休養，那簡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陸錦霞同當時的世界是那樣格格不入，“她一口氣凝結在心底裏，她簡直悔恨做一個中國人，一個飄浮在這時代海洋裏孤單的中國人！她突然緊抱住自己，覺得四顧茫然，連窗裏那一片浴滿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來了。”
作家通過書中老頭兒、革命老媽媽和一些年輕的農民之口，對她作了無情譏笑，說她“沒有受過苦，不懂得革命是什麼”，說她“白享革命的福。”
寫得多麼維妙維肖！三十年後再重新讀它，仍然對作家產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霧的犀利的目光，深遠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
中，這篇小說被人“對號入座”，加上了攻擊江青的罪名，葛琴連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後，葛琴主要從事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寫有《三年》、《女司機》、《海燕》，作家對不同時期的新型婦女給予熱情歌頌。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時時想著把她和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經曆，用文藝形式表現出來。她訪問過方誌敏烈士的家鄉，搜集了方誌敏烈士的事跡和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的故事，正當她準備將這些素材撰寫成文時，“四人幫”一夥奪去了她的創作生命，封住了她說話的口。她隻能把這些閃光的東西，永遠埋在心底，藏在記憶中。這是她終身的憾事，也是文藝事業的損失。值得慶幸的是，1990年葛琴在女兒和文學研究者的幫助下整理出版了葛琴解放前創作的短篇小說12篇，定名《貴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駱賓基，抱病寫了回憶文章，作為這本書的《代序》，他寫道：我們今天要繼承的正是這種“文以載道”的藝術觀和這種關係到民族素質的偉大的傳統精神。葛琴的作品就是這種藝術觀的體現。而作者本人，又可以說，就是我們這種崇高理想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