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法學研究
如今真是一個商品社會了，甚至語詞也有了賣點。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後現代主義在中國，乃至在中國法學界也逐漸興盛起來了。在中國法學界，最早大約是我在1994年的一篇評論波斯納的書評中提到了並分析了後現代主義的一些思想來源和特點。隨後，在1996年，在同季衛東到一個學術討論中，我對後現代主義及其法學提出了一種看法。我的基本觀點是，後現代主義是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思潮，對法學也有一定的影響；不應當對後現代作“時代化”的理解，從而簡單認為後現代主義與被認為尚未或正在現代化的當代中國無關；應當努力從學理上理解後現代主義，但不是按照現代主義的進路隔靴搔癢簡單地予以理解甚或批評；我同時還分析證明，由於製度的因素，後現代主義很難在法學上有太大的市場；最後，我認為，當代中國的這一代法學家包括我自己都是現代主義者。很快，大約由於我在文章中表現了對後現代主義的一種“寬容”，以及我的一係列文章與傳統的法理學研究不同，不喜歡唱高調、跟風；而且不僅論證方式不同，甚至敘述風格也與當時的主流不同；對一些當時或至今為學界視為神聖的概念、原則從經驗上予以驗證、考察和反思；因此我也很快被一些法學界人士指責為後現代主義或後學。盡管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大約是從我的文章中才第一次了解甚或聽到的這個詞。
這之後，後現代主義法學就隨著這個名詞的引入逐漸就蓬勃起來了。但如果仔細考察一下，其之所以蓬勃，原因並不是法學內思想學術的發展，而更多是法學內的政治經濟的發展。這個名詞具有一種分類的社會功能。首先，它可以作為一種貶低爭論對手的武器，變成了一種拒絕思考對方提出的問題的標簽，可以很便利地將一切非我族類的人或/和研究結果排除在視野之外。其次，這個標簽的另一種社會政治功能就是自我標榜、標新立異，可以跑馬占地。更有甚者，大約看出如今是一個符號的世界，是注意力經濟，有概念股，新名詞也有其賣點，因此，一些學者開始把大量的與傳統法學不完全相同或與自己的理解力有差距的法學派別或研究成果都稱之為後現代法學。尤其在中國，這一點格外明顯。一些學者把法律經濟學、批判法學、法律與文學、女權主義法學、批判種族理論等都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包括這次會議）簡直是，凡是與傳統法學研究或詮釋法學不一致的都可以稱之為後現代主義。
這種現象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誤解是難免的，任何理解之前都必定有一個誤解。誤解本身是理解過程的一個構成部分。我們隻能寄希望經由時間來形成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共識。如果考慮到學術中的政治經濟利益，這種相互之間難以交流理解的狀況是一定會存在的，或者由於前設的不同（道不同），我看也無法通過理性交流來消除，隻能通過法律學術和法律實踐的發展逐步消解或遺忘。而且如果從學術上看，這種偏好就如同給人起名字一樣，叫阿狗阿貓都沒關係，都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標記而已。
我所關心是後果。這種現象帶來了一種混亂，在學術界會造成了一種理解的困難，造成一種標簽化的閱讀和理解，拒絕認真理解被閱讀的研究成果，並可能造成一種虛假的學術繁榮，並不有利於中國法學的發展。
如同我先前討論過的，後現代反對的就是一種“時代化”，即用時間作為一個組織社會現象或學術研究的基本框架。而現在絕大多數對後現代的使用，都是一種“時代化”，即把發生在當代的種種法學新發展都用“後現代”這個詞統一起來了。這種用法不僅混淆了當代不同法學之間的差別，而且誇大了時下的法學與先前的法學之間的差別。它一方麵強調了時間的斷裂，另一方麵又把時間維度本身當成一種有神奇魔力的組織框架。它把時代或所謂的時代精神本質化了。
事實上，現在一些被標簽為後現代法學的學術流派很難稱之為後現代的。不僅其內部差別很大，而且它們與先前到法學流派差別就理論思路而言並不那麼大。讓我們來做一點簡單地分析。
例如，目前在美國最流行的、影響最大法律經濟學，顯然延續了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和科學精神，並且這一傳統可以更早追溯到古希臘，例如畢達哥拉斯就即希望用科學、數學來解釋世界。近代的法律經濟學的先驅也許是邊沁，但邊沁從政治上看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理性主義者。至於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以及卡拉布雷西無論如何也不能算後現代主義者。
批判法學當然是受到了後現代思潮的某些影響，但是其主要來源也仍然是現代主義的，理性主義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有比較多的懷疑主義的因素，但也受到其他學派思想的影響。例如霍維茨、特魯貝克、圖希內特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們的著作都有很深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影子。甚至懷疑主義也並非後現代的特征，而是一切力求創新的研究者（而不是“常規科學”的研究者）的特點。隻要看一看霍姆斯書信中所流露的懷疑主義，隻要聽一聽漢德的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對任何都不那麼確信其正確”，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至於批判法學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命題：法律即政治，也不過是在重複著古希臘的強權即真理的命題。而這個命題在聖奧古斯丁那裏，在馬基雅維裏、霍布斯那裏都一直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家的思想主線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