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
新視點
作者：薑龍飛
“開埠”一詞，讓人糾結的是那個“埠”字。街頭巷尾，隨便找幾個上海人問問：“埠”字何解？相信少有人弄得清爽。
查辭書，埠有三解。解一，碼頭；解二，城市；解三，特指商埠。開埠一詞成為上海人的熟語，是從170年前上海依約開放為國際通商口岸為起點的。斯時之上海，恰好把“埠”字的三大義項全部囊括了。碼頭？是。城市？是。商埠？也是。既然都是，那還“開”哪門子“埠”？
沒錯，“埠”之成立，的確是要以“開”字為前提的。沒有開放，沒有熙來攘往你進我出物流滾滾，無論碼頭、城市或商埠，都是死水一潭，別說發展，維持都難。但上海這座水陸碼頭，雖然早就存在，卻隻對內“開”，不對外“放”。“開埠”之前，它隻是咱中國人自家的園子，客往客來，除了個別海外走私客，都是一水兒的黑頭發黃皮膚。
開埠之於上海，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開門揖商，而是特指它的對外打開。1843年之前，允許對外通商的，除了廣州，由十三公行壟斷外，全國找不出第二座口岸。
相比晚清和近代，倒是明代中國，海上交通的景致更盛。如雷貫耳的鄭和七下西洋，就是發生在1405-1433年間的事。但到了嘉靖朝（1522年）往後，情況不對了，政府越來越腐敗，海疆防衛空虛，別說正規作戰了，居然連襲擾東南的海盜也打他不贏。匪患中，最大的一支就是來自日本的倭寇。
所謂“倭匪”，有研究者認為，其實真倭（日本人）並不多，大約占30%左右，其餘多為中國的底層百姓，假倭是也。但無可否認，真倭基本上都是頭領寇首，占有決策指揮的絕對地位，中國人隻是一些逐利之奴，不問歸屬。這在任何一個朝代都不罕見。就像八年抗戰中的百萬偽軍，未見得有什麼民族意識政治目的，稱之為“漢奸”都嫌勉強，充其量算是幫凶。但由此可見，內外勾結確是倭患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
於是，禁海便成明王朝之首選——打不贏外寇，咱還管不住刁民嗎？所以，毛澤東同誌極其精辟地概括，中國人民遭受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情況並無明顯改觀，海上門戶閉是常態，開是偶然，鎖國的理由似乎也更為充分：防範顛覆。
自從清兵入關，晚明的最後一支餘脈，便落荒到了福建廈門一帶，後又東渡台灣。這是清王朝最大的心病。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複台灣，看上去是中國人的勝利，卻成了愛新覺羅氏的眼中釘。因為鄭氏正是被明隆武帝賜姓的南明餘部，曾有過阻父降清、起兵抗清的經曆，政審絕對通不過。清軍入關之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表麵上窮凶極惡、霸氣十足，強悍到無以複加，骨子裏卻虛弱得很，殺戮的刀口下流淌的，說穿了是一個遊牧民族的絕望與恐懼。執政的合法性先天不足，你叫他如何自信得起來？為防範沿海民眾與遠在台灣島上的“國姓爺”勾搭串聯，資敵抗清複明，禁海便也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
至於禁海對經濟的危害，你道那個出身草原的部落不懂嗎？錯矣。小小內宮太監馬三保尚且曉得七下西洋，偉大的康雍乾豈會罔知？麵對“攘外”與“安內”，但凡兩難並列，專製君主曆來都是首選“安內”，其次“攘外”。至於江山社稷，隻要還夠皇家安放一張龍椅，但割何妨？
家國利益第一，家在國之前。當然，此家非吾家。
上海“開埠”，世人皆知它在經濟上的積極意義，但更要緊的，是它宣告了一種治國之策的破產：以閉鎖求自保，一葉障目，鎖了對手，也閉了自己，與世界隔絕交通，雖苟安了一時，但阻滯了筋絡、委頓了血脈，到頭來除了將自己矮化成侏儒，雌伏在列強炮筒下乖乖聽命外，豈有他哉。家如卵，國似巢，覆巢之下，安得完卵！
圖：王恒編輯：鄭賓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