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開、依法治企，是市場經濟公平有序的兩個重要保障。但中國現行經濟體製中，法製不健全、權力大於法、市場經濟“遊戲規則”不完善、稅收過高的現象還大量存在，惡化了部分地區和部分行業的市場經濟環境，也打擊了企業家的信心，對他們尋求移民擺脫相對於國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尋求海外商業機會起到了重要誘導作用。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呼籲，給民營企業更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家才不會被“拐跑”。麵對政府管理部門的刁難、潛規則，企業家群體已經成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此外，腐敗現象的蔓延在經濟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發展能力，也構成了中國企業家“原罪”的一部分，並成為部分企業家“馬失前蹄”的“殺手鐧”。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企業家中，比較有名的善終的少，如雲南煙王褚時健、三九藥王趙新先、首富牟其中、長虹倪瑞峰、國美黃光裕等身陷囹圄，他們都是中了錢權交易的標倒下的。
另一方麵，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海外融資的種種政策障礙和審批限製，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選擇移民。雖然花費不菲，但企業家國籍變更後，“出口轉內銷”，能享受到此前難以奢求的“超國民待遇”，有望獲得稅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資渠道也更加多樣化，移民對企業主的誘惑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經濟下滑時期，靠移民爭得喘息機會顯得尤為重要。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為企業上市而移民島國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為了“地位”
到目前為止，民營經濟發展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為第一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其他所有製經濟為補充的經濟體製；從1992年到1998年為第二階段，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非公有製經濟要與公有製經濟“共同發展”；1998年以來為第三階段，確立了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此，民營經濟才獲得了正式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民營企業家獲得了與他們的經濟貢獻相對應的地位，民營經濟也並未贏得相應的待遇。
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地位與他們的經濟貢獻嚴重不一致。他們繳納高額稅收，卻體驗不到納稅人的權利和尊榮，同樣在國家體製內也沒有和他們經濟上影響匹配的話語權，相反，他們必須依附於體製中的權力享有者，從中獲得“保護”，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和他們的關係。為了在體製內尋找自己的位置和一定的話語權及政治資源，他們爭相尋求進入人大或者政協。
為了下一代
中國與西方在社會保障體係、生態環境以及教育品質方麵的差距眾所周知。為了孩子擺脫應試教育重壓，為了獲得健康的生活環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為了生活得更幸福，他們往往在進行一定的財富積累後將目標指向移民。這是中國企業家移民現象日益普遍原因的重要方麵。
對於部分企業家特別是中小企業家而言，移民的益處遠遠勝過留學，最明顯的就是，相比較與國際留學生，移民和公民的子女上大學所需的學費隻是國際留學生的1/5。許多人選擇移民的最初願望就是為了孩子能夠接受國際化教育和先進理念。許多家長雖然將子女送往國外留學，但是，尤其考慮到畢業後的工作和發展，因此，還是選擇了辦理移民，讓孩子在畢業後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平台，可以自由決定留在國外發展。所以，這成了現在移民家庭的普遍共識。
為了便利
有關中國護照，有一個故事能說明問題。知名學者於建嶸教授赴英開會，申請簽證除了需要護照和身份證外，還要求出示戶口本，於建嶸一怒之下取消了行程。
中國護照被視為全球含金量最低的護照之一，在全球183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倒數第三，僅強於朝鮮和巴基斯坦。中國香港免簽國有135個，中國台灣免簽國有124個，而中國護照免簽入境國家寥寥無幾，其中14個還在非洲。去港澳要通行證，多待一天就會被驅逐。
中國護照在世界上多數國家不具“免簽”待遇，導致企業家的商旅活動很不方便，影響了國際間經濟合作，因此移民以獲得西方國家護照，便利出行。因此，移民能解決的最基本問題就是企業家免簽證的便利性。
除此之外，期待沒有因貧富差距導致的“仇富心態”氛圍、為依靠非法手段聚斂的財富尋找“出路”也是促使部分企業家移民的因素之一。企業家考慮和決定移民的動機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諸多原因的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