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民族運動興起
自從埃及被迫接受不平等條約之後，它便一步一步地淪為殖民地，先是喪失關稅自主權；接著實行雙重監督製度，喪失了財政自主權；而後又成立“歐洲內閣”，歐洲人控製了政權；1882年奧拉比運動被鎮壓之後，英國人對埃及實行軍事占領，埃及的獨立已名存實亡，1914年正式淪為英國殖民地。
隨著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埃及人民同帝國主義及與之勾結的土耳其—契爾克斯族封建集團的矛盾，日益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1882年奧拉比領導的抗英戰爭，1906年丹沙微慘案引發的反英民族運動的高漲，就是這一矛盾的表現。在反帝鬥爭中，廣大農民、市民、士兵、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伊斯蘭啟蒙運動和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日趨覺醒，他們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號和建立共和國的主張；一部分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土著地主，也在一定時期參加了這場反帝鬥爭。
一、賈邁勒丁的伊斯蘭啟蒙學說和埃及知識分子的改良思想
封建專製統治，使埃及人民一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侵入，又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災難。
實行“雙重監督”後的第一年（1877年），埃及財政收入僅950萬英鎊，但還外債就需750萬英鎊，再除去上交奧斯曼帝國的年貢等費用，用於國內的錢隻剩100萬英鎊左右。英法兩監督對此還不滿意，要求“歐洲內閣”榨取更多財富，結果許多地方隨意增加新捐稅，甚至開始征收一年後的稅，使許多農民被迫抵押土地，用押金交納租稅。這種掠奪式的橫征暴斂，嚴重破壞了農村生產力。1878年，上埃及發生大饑荒。當時在埃及的歐洲人報告道：“婦女兒童們長途跋涉、挨村乞討，……死於饑餓者難以計數。”埃及工商業者處處受到外國資本的掣肘和打擊，日子同樣很不好過。他們手中數量不多的資本和財產，也成了“歐洲內閣”敲榨勒索的重要目標。許多商人不但要交納日益提高的貨物稅，還經常被迫購買名目繁多的債券，已瀕臨破產的邊緣。“歐洲內閣”還將沉重的財政負擔轉嫁到地主們身上，1871年，為撈得一筆巨款以應付財政危機，伊斯梅爾曾頒布“補償法”，規定地主隻要一次付出六倍於土地年稅的錢，以後便可免交土地年稅的一半。出於同樣目的，“歐洲內閣”現在又打算廢除“補償法”，讓地主們恢複交納全部土地年稅。這一措施遭到地主們的強烈反對，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部分議員在議會中要求政府延長“補償法”的有效期。
總的來看，除了少數買辦資產階級以外，埃及各階層人民都對英法“雙重監督”和“歐洲內閣”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滿，埃及人民與封建統治集團和外國殖民勢力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國難當頭，出路何在？埃及知識分子首先起來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
在穆罕默德·阿裏時代，埃及已出現了以留歐學生為主的第一代新式知識分子。到19世紀70年代，這批知識分子的數量已相當可觀，成了埃及知識階層中較為活躍的力量。埃及知識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商人家庭，完成學業後或經營農業、或做生意、或在企業和政府機關中供職。“雙重監督”製形成後，不但從農和經商的那些人前途暗淡，當職員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也每況愈下。由於大批歐洲人湧入，許多埃及知識分子被企業和行政部門排擠出來。那些保住了飯碗的人，待遇也比歐籍同僚低得多。如在政府機關中，歐籍雇員年平均薪金為300埃鎊，而埃及雇員僅30埃鎊。因此，埃及知識分子中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日益強烈。他們積極宣傳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如裏法阿·塔赫塔維，曾去法國學習五年，1832年回國後從事翻譯、教育工作。他主持翻譯了《拿破侖法典》等數百部西方著作，並研究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思想，所著《巴黎遊記》闡明了立憲機構應當監督行政機構的原則。當時新式知識分子認為，隻有實現君主立憲，排除列強幹涉，才能使國家富強起來。不過，當時埃及大多數老百姓都是文盲，又深受宗教思想的束縛，一時還難以理解這些主張。在喚起廣大民眾方麵，新式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遠不如以愛資哈爾大學為中心的宗教學者們的影響大，而後者的思想武器便是賈邁勒丁的伊斯蘭啟蒙思想。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生於阿富汗，少年時代就學習語言、曆史、哲學、法律、《古蘭經》、聖訓學、醫學等，後又離家去印度學習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十分淵博。青年時代，他到西亞、北非和歐洲的許多地方遊曆講學，親眼看到西方與東方之間在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麵的巨大差距，對歐洲殖民勢力給東方伊斯蘭國家帶來的災難深惡痛絕，因此決心以啟蒙教育來喚起各國穆斯林反抗列強，振興國家。此後，他到處宣傳自由，主張改革伊斯蘭教，號召東方伊斯蘭世界團結起來擊退西方的滲透和侵略。他還倡導學習自然科學和先進的文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東方各國強盛起來。他的思想在伊斯蘭世界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保守勢力的反對。
1871年，伊斯梅爾想借助賈邁勒丁的威望籠絡埃及知識分子和穆斯林群眾，便聘他為愛資哈爾大學教授。賈邁勒丁覺得這是實現啟蒙教育計劃的好機會，欣然應聘來到開羅，從此開始在埃及宣傳自己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和社會改良思想。他打破愛資哈爾大學隻講授伊斯蘭教神學和法學的慣例，在課堂上講述古代伊斯蘭學者在自然科學方麵的發明貢獻，還帶著地球儀走上講台，向學生們解釋地球的形狀。他的做法被頑固派斥為“異端”，卻受到青年學生們的熱烈歡迎。他教出的許多學生，如穆罕默德·阿卜杜和薩阿德·紮格盧勒，後來都成了埃及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物。
埃及陷入“雙重監督”的半殖民地狀態後，以賈邁勒丁為代表的激進的宗教學者們逐漸從課堂和清真寺走向社會，利用一切機會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們辦起了《埃及報》、《商業報》等進步報紙。賈邁勒丁的得意門生和擁護者阿卜杜、艾迪布·伊司哈格、塞利姆、奈加什等人在報上接連發表文章，宣傳愛國主義，抨擊英法對埃及的奴役。賈邁勒丁本人在一次集會上慷慨激昂地說：“埃及人正在奴役中生活！在暴政的壓迫下生活！……埃及的同胞們！如果你們有熱血，就應當起來反抗！”他們講的道理樸實易懂，還帶有伊斯蘭色彩，在中下層人民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賈邁勒丁的伊斯蘭啟蒙思想中有不少內容是與歐美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相一致的。而新式知識分子們也認識到，西方的民主思想若蒙上一層宗教色彩，就更易廣泛傳播。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一些革命理論與東方伊斯蘭啟蒙思想便在埃及逐步互相交融。為將要興起的民族民主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廣大埃及人民，特別是思想活躍的青年們，從賈邁勒丁等人的學說中看到了希望。許多青年學生深夜上街散發傳單和小冊子，還利用假期到農村宣傳革命思想，以喚起人民。阿卜杜以生動的語言描述了當時埃及民眾思想上的深刻變化：“麻木的感情複蘇了，壓抑的理智覺醒了，全國到處都覺悟了，其中尤以開羅覺悟得最快。”
二、祖國黨的成立和民族運動的興起
在愛國民主思想迅速傳播的條件下，一些秘密的革新組織應運而生。此類組織最早出現在軍隊中，因為當時埃及社會中最有組織的力量正是軍隊。
從穆罕默德·阿裏時代起，埃及軍隊裏的高中級職務就大都由土耳其族和契爾克斯族軍官擔任，埃及籍官兵很少有人能升到中級以上職位，且薪餉大大低於土、契族軍官，還經常被迫去幹許多與軍事無關的苦役，如挖運河或耕種赫迪夫的私人田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埃籍官兵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很容易接受賈邁勒丁等人的主張。直接促使軍人們組織起來的是1875—1876年對埃塞俄比亞戰爭的失利。在那次戰爭中，土、契族高級軍官玩忽職守，外籍顧問出賣情報，致使埃及幾個師被殲，許多埃及籍官兵遺屍異國，這激起了具有愛國思想的中下級軍官的極大憤慨。同時，由於埃及財政狀況急劇惡化，本已很低的軍人薪餉經常被拖欠乃至克扣的情況，使軍隊中充滿惶惶不安的情緒。正是在這種形勢下，1876年戰爭結束後不久，一批參加過戰爭且受革命思想影響的中下級軍官便秘密串聯，建立了一個名叫“青年埃及協會”的組織，旨在進行反對伊斯梅爾和英法殖民侵略的鬥爭。該協會的創建人是阿裏·魯比，但核心人物卻是艾哈邁德·奧拉比（1841—1911年）。
奧拉比1841年出生於尼羅河三角洲劄加齊格附近，8歲就被送到愛資哈爾接受宗教教育，14歲應征入伍。由於他機敏能幹，又正趕上當時的埃及總督塞德起用一批埃籍軍人，因此，升遷很快，年僅20歲就獲得了中校軍銜，成了最早升到這一級別的土著埃及人。但是，伊斯梅爾當政後在軍隊中變本加厲地排擠埃籍軍官，使奧拉比此後10多年沒升一級，而許多無能的土、契族軍官卻飛黃騰達，這使他十分痛恨專製統治下的不公正和腐敗。在對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擔任軍需官的奧拉比直言不諱地批評上級指揮不當，招致一些高級軍官的嫉恨。戰爭結束後不久，他和魯比等人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入獄。後來，他雖被釋放複職，但已對伊斯梅爾不抱什麼希望，即決定建立秘密組織。青年埃及協會的骨幹分子還有阿裏·法赫米、阿卜杜·阿勒·希勒米、穆罕默德·奧貝德等青年軍官和一些學生、記者等。他們基本上是接受了伊斯蘭啟蒙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軍隊的中下層擁有許多支持者。
在軍官們開始有組織活動後不久，一部分代表地主利益的議員和知識分子於1878年建立了“祖國協會”，因其活動中心在開羅附近的赫勒萬，又被稱為“赫勒萬協會”。該協會的領導人穆罕默德·謝裏夫是土族大地主，擁有幾千費丹土地，與赫迪夫家族有聯係，受過西方教育並娶法國女子為妻。另一個核心人物穆罕默德·蘇爾坦是土著埃及人，擁有上萬費丹土地，是當時埃及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們都深受西方君主立憲思想影響，在議會中十分活躍，想在埃及實行仿效西方的改良，但並不打算搞激烈的變革。祖國協會最初的主要目標隻是反對“歐洲內閣”廢除“補償法”和解散議會，後來由於賈邁勒丁和阿卜杜等人參加並引導協會的活動，才使其政治目標擴大為推翻伊斯梅爾的統治。《埃及報》和《商業報》逐步變成了協會的喉舌。
青年埃及協會在軍隊中有堅實的基礎，而祖國協會在文職人員中影響頗大，雙方都想借助對方的力量，便逐漸掛上了鉤。1879年，兩協會終於聯合起來建立了埃及最早的民族主義政黨——祖國黨。早期的祖國黨並無嚴密的組織，仍是兩協會鬆散的結合體。祖國黨成立後即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這一響亮口號，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埃及民族國家，將矛頭指向“歐洲內閣”和伊斯梅爾。這一口號的提出，標誌著阿拉伯人民族意識的複蘇和埃及民族主義的興起。具有反封建反殖民主義雙重目標的民族主義組織登上埃及政治舞台，預示著一場革命風暴即將來臨。
三、“歐洲內閣”的垮台和伊斯梅爾被廢黜
長期以來，“歐洲內閣”一直以財政困難為由克扣軍餉，引起軍隊官兵日益強烈的不滿。1879年初，首相努巴爾又以縮減開支為借口，宣布將二千餘名軍官轉為預備役（實際上是遣散回家），並命令他們到開羅來交出武器和領取極少的欠薪。這一蠻橫行徑終於使廣大官兵心中的怒火爆發出來，成了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興起的導火線。
2月18日上午，以拉蒂夫·塞利姆少校為首的2600多名官兵聚集到內閣和財政部所在地尼羅河宮周圍，高呼反對“歐洲內閣”裁減官兵、要求補發全部欠餉的口號。許多市民起初在附近看熱鬧，後來也加入到示威行列之中，甚至有幾名議員也趕來支持軍人們的舉動。由於努巴爾和英籍財政大臣威爾遜拒絕考慮軍人們的要求，還謾罵示威者，憤怒的軍民們揪打了他們倆，並把他們關在財政部裏。伊斯梅爾聞訊喜憂參半。一方麵，他對“歐洲內閣”限製自己的權力日益不滿，想借助軍人的力量壓一壓努巴爾等人；另一方麵，他對“造反”行動又極其恐懼。抱著這種複雜的心情，他趕到財政部，順水推舟地答應了示威者提出的要求，軍人和群眾們這才釋放了努巴爾和威爾遜。
事件發生後，伊斯梅爾一方麵向英國方麵賠禮道歉，還逮捕了塞利姆、奧拉比、魯比等愛國軍官，另一方麵則竭力向英法施加壓力，要求努巴爾辭職，恢複自己的實權。他甚至揚言，如他沒有實權，就不能對維持秩序負責。在這種情況下，英法被迫換馬，同意讓努巴爾辭職，但要求伊斯梅爾必須做到以下幾點：努巴爾辭職隻具有個人的意義，決不能改變製度及此前英法與埃及達成的所有安排；應任命親西方人士擔任新首相；英法兩大臣應繼續留在內閣，並擁有對任何決議的否決權。2月下旬，萬民痛恨的努巴爾終於狼狽下台。3月中旬，著名的親英派、伊斯梅爾的兒子穆罕默德·陶菲克出任新首相。英法兩大臣不但在新內閣中留任，而且還獲得了否決權。同時，被捕的軍官們陸續被釋放，奧拉比和魯比均調出開羅。
雖然英法與伊斯梅爾達成了暫時的妥協，但埃及人民卻不願就此停步，更反對倒退，他們要繼續前進。祖國黨人公開指出陶菲克內閣是“第二屆歐洲內閣”，號召人民繼續鬥爭，在此前後，由英法操縱的以威爾遜為首的調查埃及財政狀況的最高委員會拋出了一份報告，試圖進一步控製埃及的經濟命脈。這份報告遭到埃及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為民族民主運動進一步深入發展提供了契機。4月2日，325位社會知名人士聯名上書伊斯梅爾，要求組織一個純粹的埃及人內閣，確認內閣向議會負責的製度，並提出了一個毋需宣布國家“破產”就可解決債務問題的方案。這份被稱為“民族法案”的文件與威爾遜的最高調查委員會報告針鋒相對，受到埃及各界的廣泛支持。
伊斯梅爾雖然並不同意實行憲政，但卻把“民族法案”的出現看作擴大自己勢力的一個機會。4月7日，他召見各國領事，以遵從民意為名宣布解散陶菲克內閣，責成祖國黨人謝裏夫組閣並起草憲法，還同意英法兩大臣不再留任。謝裏夫隨即組成完全由埃及人任大臣的民族內閣，並很快向議會提出了憲法草案。這部被稱為“1879年憲法”的文件規定議會有立法權，各部大臣應對議會負責，體現了祖國黨人實施憲政的主張。伊斯梅爾為了樹立開明君主的形象，也表示讚成這部憲法。
伊斯梅爾的一係列越軌行動，使英法等歐洲列強越來越不能容忍。4月25日，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裏在給駐埃及總領事的信中指示：如赫迪夫繼續一意孤行，英法兩國政府在判斷形勢和采取行動方麵將擁有完全的自由，以保衛它們在埃及的權益。隨後，英法兩總領事即把這一意思轉達赫迪夫，對埃及進行露骨的威脅。德國駐埃及總領事也向伊斯梅爾提出抗議，奧匈帝國、俄國和意大利接著相繼采取了類似的步驟。6月19日，英法兩總領事會見伊斯梅爾，正式要求他退位並離開埃及；還盛氣淩人地指出：如伊斯梅爾同意這麼做，就可保住一部分財產並讓陶菲克繼位，否則這兩條都可能失去。同時，列強聯合起來采取外交行動，要求奧斯曼素丹廢黜伊斯梅爾，德國首相俾斯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伊斯梅爾當然也在積極行動。他派特使攜大筆金銀財寶趕赴伊斯坦布爾，指望再施賄賂伎倆以保住自己的寶座。
不過，在奧斯曼素丹的外交天平上，列強共同施加壓力的份量要比伊斯梅爾的這些財寶重得多。6月26日，素丹正式頒布敕令廢黜伊斯梅爾，命他的兒子陶菲克繼任赫迪夫。當天下午，新赫迪夫繼位儀式立即在開羅舉行。6月30日，統治埃及17年之久的伊斯梅爾帶著一筆金錢和幾個王妃，乘遊艇離開亞曆山大，流亡意大利。
四、一八八一年埃及民族民主運動的空前高漲
陶菲克上台伊始，便拒絕批準伊斯梅爾曾表示願意接受的憲法草案，使謝裏夫不得不宣布辭職。9月21日，陶菲克任命前“歐洲內閣”的內務大臣裏亞德為首相。此人在“歐洲內閣”時期便是鎮壓人民的幹將，頗得英法賞識；現在大權在握，便凶相畢露地對愛國力量下手了。他下令封閉祖國黨人辦的報紙，解散議會，並逮捕、囚禁和流放了大批愛國人士。德高望重的賈邁勒丁也被驅逐出境。他臨行前鼓勵送行的人們堅持鬥爭，還風趣地對他們說：“我給你們留下阿卜杜，這對埃及來說就足夠了！”
陶菲克和裏亞德對支持他們上台的英法等國百依百順。陶菲克任命英國的貝林和法國的布裏尼埃為兩總監，並賦予他們比以前大得多的權力：可以參加內閣會議；財政大臣每周應向兩總監彙報一次，其餘大臣每月彙報一次；非經英法兩國政府同意，埃及方麵不得解除任何一位總監的職務。這樣，“雙重監督”已從財政方麵擴大到了政治領域，“歐洲內閣”也已死灰複燃。此後，兩總監逐漸淩駕於埃及政府之上，以致他們不在埃及時，埃及政府隻得頻頻發電報向他們請示。據記載：一次貝林將一份報告送裏亞德審批，裏亞德連看都不看就簽了字，還厚顏無恥地說：“隻要你滿意，我就同意。”1880年初，陶菲克將埃及在蘇伊士運河公司享有的最後一點盈利權低價出售給法國人，使埃及對運河不再擁有任何權利。這年3月，在英法兩總監的策劃下，成立了統盤處理埃及國債問題的清算委員會，由前“歐洲內閣”財政大臣威爾遜任主席。7月，陶菲克頒布了由清算委員會炮製的“清算法令”，該法令實際上是1879年最高調查委員會報告的翻版。它將埃及政府的收支，埃及鐵路、電報、海關的收入，以及埃及四個省的土地租稅收入全部置於清算委員會的控製之下，使埃及的財政金融和經濟命脈完全依附於英法和其它歐洲列強。根據清算法令，最終取消了1871年的補償法，使埃及地主們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