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抵製和反抗並未使穆罕默德·阿裏改弦易轍，反而使他變本加利地實施鎮壓。1830年，埃及政府頌布了懲治抗稅抗丁和暴動的法令。此後，一係列此類法令接連頒布，懲罰日趨嚴厲。凡由於逃避服兵役而故意傷害自己軀體者，將被判終身服苦役，並由其親屬替他服兵役。凡聚眾叛亂者，主犯流放蘇丹五年，從犯服苦役五年，其他人鞭笞四百。不過，鎮壓愈烈，反抗也愈烈。到19世紀30年代後半期，在此起彼伏的人民反抗怒潮的衝擊下，阿裏的改革計劃即使采用暴力手段和強製措施也已難以繼續推行下去。
第二次土埃戰爭
結束第一次土埃戰爭的屈塔希亞協定隻是穆罕默德·阿裏與素丹馬哈茂德二世之間的暫時妥協，此後土埃雙方都在積極地為新的較量作準備。馬哈茂德二世竭力在國內推行改革，試圖憑藉普魯士教官的幫助組織一支新軍；對外則進一步投靠英俄等歐洲列強，希望借助它們的力量來遏製阿裏的勢力。阿裏除了繼續擴軍備戰外，一再要求素丹將被占領地區的世襲統治權正式授予他；同時進一步向東擴張，派兵進入伊拉克，鼓動當地的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起來反對奧斯曼的統治。
隨著歐洲列強更深地插手東方問題，土埃衝突與歐洲列強之間的爭奪互相糾纏在一起，更加趨於複雜化。對於俄國來說，埃及還隻是個遙遠的目標，而控製黑海兩海峽顯然更為重要。沙皇利用俄國在第一次土埃戰爭末期曾出兵援土的有利條件，在戰爭結束後立即與土耳其簽訂了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使俄國成了奧斯曼帝國的“保護人”。英國的戰略是維護奧斯曼帝國，遏製穆罕默德·阿裏，牽製俄國和法國。法國一直是英國在中東的老對手，且與穆罕默德·阿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因此，當英國在土埃衝突中傾向土耳其之時，法國便開始暗中支持埃及。在土埃對抗問題上，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國也傾向於援土反埃，比較接近英俄兩國的立場。列強的明爭暗鬥必然促使土埃之間的矛盾更趨激化，最終導致第二次土埃戰爭。
1838年中，穆罕默德·阿裏停止向奧斯曼素丹納貢，打算宣布埃及獨立，但立即遭到英俄等國的反對。這年8月，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簽訂新的英土商約。該條約規定隻對進入奧斯曼帝國的外國商品征收5%的低關稅，廢除帝國境內的所有專賣製度，允許外國商人在帝國各地自由經商，為歐洲商品（特別是英國商品）進入奧斯曼帝國大開方便之門。阿裏知道若埃及實施該條約，本國的民族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乃至崩潰，因此拒不承認這個條約。在這種情況下，埃英關係和埃土關係均急劇惡化。在英國的慫恿下，奧斯曼素丹宣布討伐阿裏，第二次土埃戰爭遂於1839年春爆發。
戰爭初期，土耳其一度處於優勢。1839年4月，土耳其陸軍渡過幼發拉底河攻入敘利亞，土耳其海軍也對敘利亞海岸展開攻擊。在整個5月裏，土軍接連攻占了敘利亞東北部的許多地區，進抵戰略要地阿勒頗城下。不久，軍事形勢發生逆轉。6月初，易卜拉欣率領的埃軍開始反攻，土軍銳氣受挫。6月24日，土埃兩軍在敘利亞邊境的尼濟勃進行決戰，結果土軍大敗，傷亡5000人，被俘10000人。由於土軍主力在此役中被打垮，埃軍隨即順利地再次跨越托羅斯山脈，攻入土耳其本土。尼濟勃戰役後五天，即6月30日，素丹馬哈茂德二世在內外交困中一命嗚呼，年僅16歲的阿卜杜·麥吉德繼任素丹，這使土耳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7月初，土耳其海軍司令艾哈邁德·法齊率30艘戰艦和2萬餘水兵投向埃及。新素丹認為大勢已去，準備遣使去埃及求和。英、俄、奧、普、法五國聞訊後立即照會土耳其政府，提出土埃問題應由歐洲列強參與解決。但是，列強之間在土埃問題上又存在著嚴重分歧。英國主張隻給穆罕默德·阿裏統治埃及的世襲權利。而法國認為應維護屈塔希亞協定，繼續讓埃及統治敘利亞。俄國則完全站在土耳其一邊，準備出兵援土反埃，以乘機向南擴張。奧地利不願看到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引起巴爾幹的民族解放運動，因而支持英國。普魯士為了對付法國，也在土埃問題上傾向英國。
經過一番緊張的幕後活動，英國終於在聯合普、奧的基礎上拉攏俄國，決定撇開法國達成解決辦法。1840年7月15日，英、普、奧、俄、土五國簽訂倫敦條約。條約規定，授予穆罕默德·阿裏家族統治埃及的世襲權利，阿克省劃歸阿裏終身管轄，埃及軍隊則應從其他地區撤出，歸還土耳其艦隊；奧斯曼素丹批準的所有協定和法令應在埃及和阿克省生效，埃及應每年向素丹納貢；若阿裏在十日內不接受條約，將剝奪他管轄阿克省的權利；若再過十天阿裏仍不接受條約，將剝奪他統治埃及的權利及其他一切權利；在阿裏拒絕接受條約的情況下，五國還將對他訴諸武力。該條約公布後，法國朝野嘩然，對英國表示強烈不滿，有人甚至主張以武力援埃反土。
自恃有法國作靠山的穆罕默德·阿裏斷然拒絕接受倫敦條約。1840年9月，英俄奧聯合艦隊炮轟貝魯特，接著英土聯軍在黎巴嫩登陸。同時，奧斯曼素丹宣布革除阿裏的一切職務。本來，阿裏仍可憑藉數十萬銳氣正盛的陸海軍與列強和土軍周旋一番，但兩個重大事態的發展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了這一打算。一是敘利亞人民的反埃大起義。在埃及統治敘利亞的初期，由於易卜拉欣將阿裏在埃及實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搬到那裏，曾使敘利亞的生產力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後期，埃及當局也開始對敘利亞人民橫征暴斂，實施強行征兵製。埃及占領軍還解除了各教派民兵的武裝，剝奪了某些地主的包稅權。這些做法不僅使被占領區的下層群眾處境艱難，也嚴重損害了當地各教派封建主的利益，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憤怒。1834年，巴勒斯坦農民舉行反征兵起義。1838年，敘利亞東部山區的德魯茲派群眾揭竿而起，堅持反埃鬥爭達一年之久。1840年6月，以馬龍派和德魯茲派為主的黎巴嫩各教派聯合舉行反埃武裝暴動，直接配合英土聯軍對黎巴嫩的進攻。利用敘利亞人民在各地紛紛起事的有利時機，英土聯軍於11月初攻占阿克要塞，使駐紮在敘利亞的埃及大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二是法國態度的轉變。法國統治集團權衡再三，仍不敢為了埃及而與英、俄、普、奧四強兵戎相見。10月20日，對英國持強硬立場的梯也爾內閣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宣布辭職，新任內閣總理基佐一上台便采取措施緩和列強之間的矛盾。這樣，阿裏對法國援助寄托的希望也化為泡影。穆罕默德·阿裏別無選擇，隻好屈膝求和，答應列強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條件。此後幾個月，駐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的埃及軍隊狼狽撤回埃及。
1841年2月13日和6月1日，奧斯曼素丹頌布兩道敕令，授予穆罕默德·阿裏家族統治埃及的世襲權利，並準許阿裏管轄蘇丹。但敕令對授予上述權力作了許多限製性規定，如和平時期埃及軍隊總兵員不得超過18000人，未經素丹同意埃及不得製造戰艦，埃軍上校以上軍銜軍官的任命必須得到素丹的批準，奧斯曼帝國與外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均應在埃及得到實施等等。
在第二次土埃戰爭中遭到的失敗標誌著穆罕默德·阿裏建立的大帝國土崩瓦解，此後埃及再次降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屬國，而且開始淪為歐洲列強的半殖民地。由於1838年的英土商約開始在埃及實施，阿裏政權對工業、農業、商業、外貿等實行的嚴格壟斷被逐步廢除。結果，一方麵是價廉物美的外國商品、特別是英國商品潮水般湧入埃及市場，另一方麵是埃及的農副產品和其他原料被歐洲商人廉價收購而大量流出埃及。這樣，阿裏通過經濟改革苦心經營起來的埃及民族工業很快被衝得七零八落，大批工廠倒閉。例如，英國商號代理人直接深入內地大量廉價收購埃及棉花，收購量從1840年到1852年即增加了四倍以上。同時，英商又利用極低的進口稅向埃及傾銷棉織品，致使一度蓬勃發展的埃及紡織業急劇萎縮。為阿裏對外擴張服務的軍事工業一落千丈，聞名遐邇的亞曆山大造船廠後來竟變成了一個破爛不堪的裝配修理車間。在埃及農村，連年戰亂、苛捐雜稅、加上各類災荒，導致大片農田荒蕪。阿裏政權在1840年開始實行承包製，將大批土地承包給王公貴族和達官顯貴。在阿裏王朝蔽蔭之下的新地主們乘機大肆兼並土地，使廣大農民又失去了在阿裏統治初期獲得的小塊份地，埃及農村的生產力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到19世紀40年代後期，穆罕默德·阿裏在埃及推行的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全麵改革實際上已告失敗。阿裏本人因難以忍受一連串沉重打擊，終於精神失常，於1849年8月2日逝世。綜觀穆罕默德·阿裏的一生，雖然他的對外擴張和暴虐統治給埃及人民帶來了災難，但他畢竟以鐵腕推動了埃及社會前進，締造了統一的近代埃及民族國家。
列強插手埃及和穆罕默德·阿裏改革的最終失敗說明，雖然西歐資本主義對馬木路克埃及的衝擊為阿裏的上台和他的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殖民列強並不希望在歐亞非三大洲的要衝出現一個政治獨立、經濟強大而又不受它們控製的埃及帝國，因為這樣一個大帝國必將取代正在日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而成為列強對中東進行殖民擴張的新障礙。這正是阿裏改革難以取得成功、埃及不可能真正振興的外部根源所在。然而，外因畢竟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阿裏封建王朝的專製性和擴張性，始終對阿裏改革的積極潮流起著逆向作用，對緩慢成長的埃及資本主義因素起著抑製作用，這正是阿裏改革遭到失敗的內因所在。
外國資本滲入與開鑿蘇伊士運河
1850年以後，歐美殖民列強（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已不再滿足於將埃及作為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而開始致力於向埃及直接輸出資本。形形色色的冒險家爭先恐後來到尼羅河畔，開辦銀行、建立公司，承包各類工程，進行土地投機。外國資本大規模滲入埃及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殖民列強為控製這塊扼亞非歐三大洲戰略要衝的富庶之地而進行角逐的過程，英法兩國之間的爭奪表現尤為激烈。
繼穆罕默德·阿裏和易卜拉欣（在位僅幾個月）後統治埃及的阿巴斯（1848—1854年在位），愚蠢地將埃及遭到的厄運歸咎於阿裏的改革開放，下令廢除一切改革措施，並試圖恢複閉關自守政策。然而，外國商品的湧入和埃及原料的流出已成為任何人都難以阻擋的潮流。到了後來，阿巴斯也不得不同意外國資本直接向埃及投資。1851年7月，利用內外交困的阿巴斯急需獲得支持的機會，英國與埃及簽訂協議，獲得了在埃及修建貫徹尼羅河三角洲的鐵路的特許權。1856年，亞曆山大至開羅鐵路修成；兩年後，這條鐵路又延伸到蘇伊士。英國人還在尼羅河三角洲架設了電報線。這條鐵路不但促進了英國對埃及的經濟滲透，而且加強了英國與印度的聯係，標誌著歐洲列強終於打破了自阿裏時代以來一直存在的阻止外國人直接向埃及大規模投資的壁壘。
英國搶先一步控製了埃及的鐵路和電信業，使法國等國既眼紅又不安。野心勃勃的法皇拿破侖三世竭力兜售蘇伊士運河計劃，主要目的就是試圖通過這條運河來排擠英國勢力，進而控製埃及。在這樣的背景下，費迪南·德·萊塞普斯因其所處的特殊地位而成了法國政府推行蘇伊士運河計劃的得力組織者。
萊塞普斯的父親曾隨拿破侖遠征埃及，後任法國駐埃及領事，並積極支持穆罕默德·阿裏奪取政權。因為這一層關係，隨父親住在埃及的萊塞普斯從小就經常出入阿裏宮廷，並與阿裏的兒子賽德過往甚密。1832年，萊塞普斯繼承父業，出任法國駐埃及副領事，後來又晉升為領事。由於長期呆在埃及，萊塞普斯一直專心研究蘇伊士運河問題，並煞費苦心地擬定了開鑿運河的計劃。1852年，已退出外交界的萊塞普斯將自己的計劃呈送阿巴斯和奧斯曼帝國政府，但均未獲采納。1854年7月，阿巴斯被刺身亡，曾長期留學歐洲、親法的賽德繼位。他上台後，開始實施經濟自由和門戶開放政策。萊塞普斯聞訊即趕赴埃及，向老友賽德遊說自己的蘇伊士運河計劃。缺乏深謀遠慮而又急於有所建樹的賽德被萊塞普斯描繪的美好圖景所吸引，欣然表示接受。1854年11月，賽德與萊塞普斯簽訂了關於修建和使用溝通地中海和紅海的蘇伊士運河及其附屬建築物的租讓合同。1856年1月，雙方又簽訂了一項新的租讓合同，對1854年合同作了補充和擴大。其主要內容為：授權萊塞普斯建立國際蘇伊士運河公司，運河租讓期自運河通航之日算起為99年，在此期間公司可向通過運河之間的每位旅客和每噸貨物征收不超過10法郎的稅金，公司在開羅和運河區之間挖一條淡水渠，把尼羅河水引向塞得港和蘇伊士，河渠和河水屬公司所有，無須交納地價和地稅；公司可免稅進口建築工程所需之機器設備，並在租讓期內有權無償地開采和使用工程所需之礦藏和石料；運河工程所需的4/5勞工由埃及方麵提供，他們的報酬由公司確定並付給；埃及每年可獲得公司淨利的15%。
在處理耗資如此巨大的蘇伊士運河工程時，賽德的態度是極其輕率的。有的記載稱，對萊塞普斯單方麵搞的租讓合同，賽德沒看就簽了字，連他的司法和財政顧問們都沒有審查過。因此，其中有許多條款對埃及非常不利是可想而知的。如合同規定埃及的部分土地和礦物資源在長達一個世紀的租讓期內無償地供外國承包者使用，又不作任何數量、質量和種類的限製，此後給埃及帶來了巨大損失。蘇伊士運河公司股票開始出售後，雖然萊塞普斯千方百計推銷，仍有近50%的股份無人認購。萊塞普斯竟利用賽德給他的已簽名蓋章的空白支票，硬把股票總數的44%賣給埃及。賽德居然也對此默認，還借了一筆外債來付款。
1859年4月，不顧英國和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反對，運河工程在塞得港正式破土動工。但由於英土阻撓租讓合同中涉及勞工問題的條款實施，工程進展十分緩慢。1861年8月，在英土對運河的態度因歐洲形勢的發展而轉變的情況下，賽德決定實施勞工法令，開始強征勞工。當年12月，政府就征調了14697人到運河工地。從1862年開始，采取勞工一月一輪換的辦法，每月有2萬多人被強征去運河工地服役。到了後來，由於勞工越來越難抽調，賽德竟根據萊塞普斯的建議大批裁軍，讓整團整營的士兵脫下軍裝去運河工地幹活。
運河工地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缺乏飲用水，夥食量少質差，傳染病盛行，氣候多變，勞動繁重，工資低下。在這種狀況下，許多勞工病倒、致殘，甚至死亡。據許多史料記載，當時工地上到處可聽到病人和傷殘者的呻吟，到處可見喪命者的屍體。越來越多的勞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而以怠工、逃跑的方式表示反抗。為此，運河公司製定了一係列嚴厲的懲治方法，還將埃及警察調來鎮壓反抗者。
在開鑿蘇伊士運河的同時，賽德又將在埃及經辦銀行、航運、水電及其他一些企事業的特許權授予歐洲人，使合資和外資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在埃及興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合資的埃及尼羅河航運公司和馬吉德海運公司、英資埃及銀行、英資萊姆勒電車公司、法資亞曆山大自來水公司、法資埃及磨麵公司等。賽德實行的引進外資的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阿巴斯閉關政策的一些消極後果，有利於埃及經濟的發展。但賽德不像其前任那樣重視維護主權，而且處事輕率，不懂得如何引導、調節外資為埃及利益服務，而是一味迎合歐洲列強殖民擴張的需要。這樣，歐洲列強便逐步加強對埃及的經濟滲透，進而獲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特權。
賽德於1858年頌布了全麵改革土地製度的法令（即著名的“賽德法令”），促進了埃及農村土地私有製的確立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有利於農業生產和工商業的發展。然而，他卻沒有以此作為積累資金的契機，仍完全靠借外債來進行各項建設。
1863年，賽德逝世，伊斯梅爾繼任埃及總督。此人自幼留學法國，崇尚西方文化，一心想使埃及全盤歐化。他上台後便開始推行一係列仿效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被史家們稱為“歐化改革”。在政治上，他仿效西方建立了一個谘議會，但該機構毫無實權，對埃及的專製獨裁統治並無製約作用。在經濟上，他以更大的規模推行經濟開放政策，當時輸入埃及的外國商品和資本、流出埃及的農副產品和礦產品、以及埃及舉借的外債都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文化上，他大力創辦高等院校、職業技術學校和世俗中小學，還派遣許多學生出國學習。
伊斯梅爾也十分重視蘇伊士運河，不過又覺得運河租讓合同對埃及過於不利，因而在勞工數量和土地、淡水渠的占有權利等問題上與運河公司發生了爭執。在這種情況下，伊斯梅爾居然請法皇拿破侖三世來調停。法皇經過一番調查，作出了埃及政府可廢除勞工法令並收回淡水渠和部分土地的占有權，但須向運河公司賠償8400萬法郎巨款（約相當於公司最初資本的40%以上）的仲裁。這時英國看到運河即將變為既成事實，決定采取“先成之，再奪之”的策略。奧斯曼政府的態度也隨英國的態度而變化，希望埃及與運河公司盡快達成協議。1866年1月，伊斯梅爾接受拿破侖三世的裁決。2月22日，埃及與運河公司正式簽訂了關於蘇伊士運河的全麵合同。此後，運河工程進展加快。
1869年11月27日，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運河全長162.5公裏，河麵寬52米，是埃及人民創造的又一奇跡，大大有利於促進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據不完全統計，埃及為開鑿蘇伊士運河耗費了1680萬英鎊的巨額資金，有12萬埃及民工為這條運河獻出了生命。然而，在當時，蘇伊士運河的主要受益者卻不是埃及人民，而是歐洲列強。1870年通過運河的船隻為50萬噸，1874年增加到200萬噸，公司的年收入高達1200萬法郎，大部落入以法國為主的歐洲財團手中。埃及雖然在運河通航後的頭幾年也獲得了一些利益，但與因開鑿運河而欠的巨額債務相比，這些收入微不足道。後來，隨著埃及整個財政經濟狀況的惡化，埃及對蘇伊士運河享有的權利也逐步消失。蘇伊士運河不但不再給埃及帶來任何收入，反而使其進一步卷入列強爭奪霸權的漩渦之中而不得安寧，加速了它淪為殖民地的進程。
埃及財政破產
伊斯梅爾的歐化改革和經濟開放政策，促進了埃及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內外貿易的繁榮，使阿裏時期初創的民族工業得到一定程度的複興，推動了埃及近代化進程，同時埃及的財政狀況卻日趨惡化。1862年，賽德首次向外國借款300多萬英鎊。伊斯梅爾上台後，埃及的外債總額以平均每年增加650萬英鎊的速度上升，到1873年已達6800多萬英鎊。由於政府為榨取民脂民膏而濫發各類債券，埃及的內債劇增。19世紀70年代初，債台高築的埃及政府已不得不用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去償付債款利息。1875年下半年，埃及財政已到破產邊緣。為支付11月底到期的一筆巨額債務，伊斯梅爾竟決定出售埃及擁有的蘇伊士運河公司股票。英法兩國聞訊都想奪得這批股票，經過一番明爭暗鬥，英國占了上風。1875年11月25日，埃及將自己擁有的蘇伊士運河公司44%的股票（價值4億法郎）全部以低價（僅1億法郎）賣給英國。在掌握了這批股票後，英國在運河公司和埃及的地位大大增強。但是，埃及出賣這些股票得來的錢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到1876年，埃及的公私外債總額已高達9000多萬英鎊，相當於政府歲入的10多倍，年息為8%，每年僅付利息一項就要耗費國家財政收入的2/3。這年4月，埃及政府被迫宣布財政破產，停止償付債務。
埃及財政經濟狀況的急劇惡化，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第一，封建官僚腐敗無能，本國管理幹部和技術人才奇缺，這是埃及在經濟開放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礙。在埃及這樣一個封建專製國家裏，統治者個人的財產與國家的財產幾乎難以分清。1854年阿巴斯被刺身亡，他的兒子繼承了一筆總數達320萬英鎊的財產，而那年埃及國庫的總收入不過220萬英鎊。伊斯梅爾同樣將大量國家的資金用來買進股票，購置土地，為個人和親屬牟取暴利。埃及的王公貴族、文武官吏們也都像總督那樣巧取豪奪，揮霍無度。據不完全統計，1866—1874年，埃及平均每年都要花500—600萬埃鎊進口西方的鞋帽、服裝，家具、玻璃器皿等消費品。有的學者指出，除蘇伊士運河外，伊斯梅爾時期埃及用於有效建設項目的錢可能還不到這個國家所借外債的10%。由於封建官僚腐敗無能，當時埃及雖已擁有少量技術和管理人員，但卻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在對外經濟交往的許多關鍵問題上，沒有本國專家提供谘詢和參與決策，而是由一些不學無術的官員隨意拍板，導致效率低、失誤多，收益少、損失重的情況屢屢出現。除處理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輕率和失誤外，又如英資承擔的亞曆山大港改造工程，合同上的預算為300萬英鎊，但一位英國財政專家後來私下承認，實際上隻需這個數目的一半就足夠了。
第二，對外經濟交往的法律基礎極不健全，是使埃及的經濟開放政策難以順利實施的主要原因。埃及政府消極承擔奧斯曼帝國與列強簽訂的特惠條約遺產，給埃及帶來了各種法律問題和巨大的麻煩。其表現之一是，埃及與外資所訂經濟合同的條款往往對埃及極為不利，缺乏現代經濟契約的互惠精神。蘇伊士運河租讓合同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其表現之二是，外國投資者遭遇的困難和損失常常轉嫁給埃及方麵。如外資為主的尼羅河航運公司於1858年倒閉，在一些歐洲股東的壓力之下，埃及政府竟用高價買下公司的全部股票，因此損失了34萬英鎊。其表現之三是，當埃及與外國投資者發生經濟紛爭時，最後裁決權總不在埃及手中。如有個叫羅斯迪的外國人一直要求埃及政府賠償他在阿裏時期遭受的損失，又提不出什麼證據。但由於外國領事支持此人，埃及政府不得不賠給他400萬法郎。其表現之四是，在農產品銷售、關稅、金融、土地買賣、勞動力流動等方麵，埃及政府沒有製定必要的法規對外資加以管理、引導、限製，其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如當時埃及的銀行大都是外國人開的，金融交往文書均用外文，使埃及人難以涉足。住在埃及的外國人可以高利借錢給埃及政府和個人，而伊斯蘭教的成文法卻禁止穆斯林放高利貸。這樣，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活動都被外國人控製。
第三，公共工程攤子太大，缺乏統籌規劃，舉借外債失控，這是導致埃及財政狀況急劇惡化的直接因素。麵對潮水般湧來的外資，埃及的決策人物頭腦發熱。除蘇伊士運河外，伊斯梅爾更是大興土木，特別是搞了許多非生產性項目，如以歐洲的標準在開羅和亞曆山大修建許多豪奢宮苑建築、到沙漠裏去修建溫泉療養地等，浪費了大量人力財力。由於在基本建設方麵既無總體規劃又缺乏具體的統籌安排，一些項目的作用互相抵銷，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阿巴斯搞亞曆山大——開羅——蘇伊士鐵路實際上是以不開鑿蘇伊士運河為前提的，但賽德上台後，卻推行以運河為中心的交通運輸發展計劃。結果，蘇伊士運河通航後，該鐵路的營運量和收入一落千丈，開羅至蘇伊士一段一度被迫停運。在借錢方麵，埃及政府既不考慮自身償還能力，又不顧貸方的苛刻條件，表現得十分輕率。西方財團在本國發放貸款，利息一般隻有3—4%，而給予埃及的長期貸款的利息（包括償債基金和傭金）超過了10%，短期貸款利息最高的甚至達到20—24%。為了得到貸款，埃及政府有時還將國家稅收等作為擔保，並將借來的錢用於有利於歐洲財團的項目之中。
第四，沒有合理調整本國產業結構，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體係，而是一味迎合外國資本的需求，日益依附於英法等國，這是埃及經濟在對外開放後逐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賽德、伊斯梅爾等人雖然在改革土地製度和興修水利方麵做了一些有利於農業發展的事，但一直將適應歐美市場對原料的需求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方針。結果，埃及農業走上了片麵發展棉花、蔗糖等幾種作物的畸形道路，而糧食生產一蹶不振，被迫大量進口糧食，且屢屢發生饑荒，造成局勢動蕩，民心不穩。這一時期獲得發展的工業也主要是那些為歐美市場服務的行業，特別是製糖業和軋棉業，這標誌著埃及民族工業已逐漸變為歐美資本的附庸。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埃及棉花出口遭受沉重打擊，許多軋棉廠被迫關門，說明了這樣的工業是多麼脆弱。埃及統治者在發展交通運輸業上花費的資金也許最多，但這一當時東方最先進的交通運輸網卻被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兩國所控製，成了歐洲殖民勢力向紅海、印度洋、東南亞乃至中國進行擴張的中轉站。埃及本身並未因跨越自己國土的交通線而受益，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陷入了列強爭霸的漩渦之中。
埃及財政的破產，給殖民列強提供了進一步控製該國的有利時機。英法等國立即采取種種手段向埃及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接受債權國對埃及財政的監督。1876年5月，伊斯梅爾被迫頒布法令，成立由債權國代表組成的埃及國債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決定把埃及政府貸款，王室貸款和短期貸款合並為統一債務，總額為9100萬英鎊。英國不滿足於僅在委員會中占一席之地，並認為合並債務對法國有利，因此竭力進行私下活動以擴大自己的發言權。英法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達成了共同控製埃及的妥協方案。1876年11月，伊斯梅爾再次頒布法令，任命英國人為國家財政收入和預算的總監督、法國人為國家財政支出的總監督；同意成立由英國、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埃及代表組成的混合管理委員會，管理亞曆山大海關和全國鐵路，由英國人任委員會主席，將海關和鐵路收入用來償付債務。這樣，由英法兩國對埃及實行雙重監督的製度便形成了。
但是，列強並不就此滿足，還要求從政治上直接控製埃及。1876年，列強迫使埃及政府同意建立由英、法、德、俄、美等14國組成的混合法庭。該機構不但有權處理外僑之間及外僑與埃及人之間的糾紛，而且可以否定埃及的立法。1878年，在英法等國壓力下，伊斯梅爾同意成立由英法等國控製的最高調查委員會，全麵調查埃及的財政狀況。最高調查委員會經過一番調查後提出報告，要求實行一係列改革，而其前提便是改組政府，讓歐洲人進入內閣。同年8月，伊斯梅爾宣布任命英法的代理人努巴爾帕夏為首相。努巴爾組閣時竟然讓英國人利佛斯·威爾遜當財政大臣、法國人德·布裏尼埃當公共工程大臣，還任命意大利人和奧地利人擔任了副大臣。此後，努巴爾對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唯命是從，伊斯梅爾的權力也大受限製。埃及各級行政機構中歐籍官員激增，到1881年底已達1325人，超過政府機關官員總數的10%。埃及內閣的實權完全落入兩位外國大臣手中，因此被埃及人民輕蔑地稱為“歐洲人內閣”。
至此，埃及的經濟命脈完全被以英法為主的外國資本所控製，國家主權也遭到列強踐踏，政治上的獨立已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