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地區的伊斯蘭聖戰
從1804年奧斯曼·登·福迪奧發動豪薩聖戰開始，到1874年薩摩裏·杜爾建立瓦蘇魯帝國為止，是西非曆史上光輝的一頁。從乍得湖到富塔高原，從尼日爾河曲到喀麥隆高原，爆發了一係列以伊斯蘭聖戰為旗幟的統一、改革運動，基本上結束了從1591年摩洛哥入侵以來小國林立、紛擾不寧的局麵，形成了索科托、圖庫勒爾和瓦蘇魯三大國家，古老的博爾努帝國也在聖戰中煥發了生機。
這70年，是伊斯蘭教在西非迅猛擴展的時期，其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為以前任何一個曆史時期所不可比擬。廣大群眾接受伊斯蘭教的宣傳，積極參加聖戰。戰爭勝利之後，新政權都以伊斯蘭教立國，按照伊斯蘭教法治理國家，建立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推廣伊斯蘭文化，程度不等地以伊斯蘭的一神教思想代替了原有的多神教思想，在地域廣闊、部落叢生、小國林立的西非內陸發揮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其信徒之眾多、影響之深遠都是殖民者竭力推廣的基督教所望塵莫及的。
曆史上色彩紛呈的宗教運動，說到底都是政治鬥爭的反映和表現。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無數邦國各據一方、一個民族（或部落）崇拜一個精靈（或祖先）的狀況，阻礙了西非經濟的發展。早已傳入的伊斯蘭教卡迪尼亞派和提江尼亞派的思想，為實現統一、改革舊製度提供了一種思想武器和治國之道，適合當地商人和弗拉尼牧民的需要，更符合正在興起的封建主的要求。因此，在這70年中，大大小小的聖戰連綿不斷，無數的王國和小酋長國被消滅，舊的貴族統治被推翻。新建立的幾個伊斯蘭國家，按照伊斯蘭教義結合西非的實際，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某些國家還出現了一度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
這些改革受到曆史的階級的局限，不可能消除所有痼疾。同時，當它們還在改革和鞏固聖戰成果之時，殖民主義侵略已經迫在眉睫。它們最終也未能逃脫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厄運。但是也應看到，正是這些統一的伊斯蘭大國成了抗擊殖民侵略的主要力量。
一、聖戰前夕的西非和豪薩
西非伊斯蘭聖戰是西非內陸國家各種社會矛盾交互作用的結果。
到1800年時，歐洲殖民者對西非的侵略已達三個多世紀，但所占領土卻不多。除幾內亞比紹和塞拉裏昂的沿海地帶外，歐洲人隻占領了沿海的一些島嶼和據點，基本上沒有侵入內陸。但罪惡的黑奴貿易卻對西非所有地區都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由於歐洲槍枝、火藥的輸入和對黑奴需求的增加，獵奴戰爭和販奴的規模日益擴大。博爾努馬伊（國王）阿裏1658年一次就抓獲了4000多名奴隸。卡諾的一個軍官在一次獵奴戰爭後淨得幾千名奴隸。反對掠賣奴隸成了聖戰前西非各國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
歐洲殖民侵略對西非內陸影響的另一表現是宗教問題。18世紀下半葉，英法相繼侵入埃及、占領印度、滲透到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島，伴隨而來的是基督教的傳播和它對伊斯蘭教的抨擊，這使伊斯蘭教神學家感到了威脅。宗教改革運動應運而生，先是18世紀中期崛起於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派運動，繼而是興起於埃及、以愛資哈爾為中心的蘇菲派的複興運動。西非的宗教領袖不僅接觸了中東的宗教改革思潮，而且也同樣具有一種危機感。例如，早期歐洲的旅行家在撒哈拉見到穆斯林宣教師時，他們總要被問及何以英國要占領印度。臨近沿海的富塔托羅地區更直接感受到亡國亡教的危險。哈吉·奧馬爾在領導聖戰時曾致書聖路易的伊斯蘭教徒，號召他們反抗法國人：“你們，恩達爾的子民，真主不準你們同這些走狗在一起……真主說：不要同猶太人、基督教徒一起生活，誰這樣生活，誰就是猶太人、基督教徒。”在索科托和馬西納的聖戰勝利之初，貝洛和阿赫馬德·穆罕默德都曾下令阻止基督教徒通過廷巴克圖和一切他們統治的地區，認為“基督教徒訪問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是不斷混戰的根由”。
在摩洛哥入侵西蘇丹、桑海帝國滅亡後的兩個世紀中，西非一直分裂為無數的小國，互相爭戰不已，無日寧息。到18世紀末，占領廷巴克圖的阿爾馬人政權已被圖阿雷格人摧毀，圖阿格雷人控製了尼日爾河曲地區；卡爾塔和塞古的班巴拉人王國互相爭戰，長期分裂；位於馬西納的弗拉尼人國家，對塞古王國俯首稱臣；在沃爾特河流域東南部的莫西人國家，雖然處於分裂狀態，但卻是繁榮的；登迪桑海則分裂成許多小酋長國，在西非政治舞台上已不起重大作用；豪薩城邦像過去一樣依然四分五裂，相互征戰；隻有西法瓦王朝統治下的博爾努是一個統一的穆斯林國家，但它已經走向衰落。在早期聖戰中建立的邦杜、富塔托羅、富塔賈隆三國，對西非其他地區渴望改革的弗拉尼人是一個鼓舞，這些人把富塔視為自己的故鄉。
在大多數分裂的國家之中，許多統治者自稱信仰伊斯蘭教，實際上他們不是異教徒就是混合伊斯蘭教徒。所謂混合伊斯蘭教，就是伊斯蘭教傳入西非各地後同傳統信仰相糅合的產物。與此相對應，西非的伊斯蘭教學者也分為兩類。混合伊斯蘭論者包括書記員、占星卜卦者、一部分宣教師，他們定居在城市，同貴族聯姻，其生活與貴族相近，在宮廷中占有較高的職位，占有大量財富，讚成伊斯蘭教與非洲傳統宗教混合和妥協，為各國君主的統治服務。《豪薩編年史》寫道：“當時，所有豪薩國王都不靠法律審判，獨斷專行；依附於他們的學者瑪拉姆唯君命是從。”另一類伊斯蘭教學者與弗拉尼和圖阿雷格牧民生活在一起，到處遊曆，到處傳教，而不與統治階級合流，譴責所有非伊斯蘭教的遺風，主張嚴格遵守教規。他們被稱為“正統派”，這一類學者廣泛地吸收了蘇菲改革派的觀點，主要是卡迪尼亞派和提江尼亞派的觀點。
卡迪尼亞派是一個古老的伊斯蘭教派別，12世紀由西迪·穆罕默德·阿卜杜·卡迪爾·吉拉尼創立於巴格達。15世紀，卡迪尼亞派的一個學者馬格希裏（卒於1504年），曾到阿伊爾、卡齊納、卡諾、加奧等地傳教，宣傳太平盛世必將到來，並為豪薩地區培養了一批學者，他的思想對西非和豪薩地區產生了廣泛影響。18世紀中期，昆塔宣教師穆赫塔爾·孔蒂成為公認的卡迪尼亞派領袖，推動了該派的進一步傳播。提江尼亞派是新誕生的蘇菲派，由摩洛哥人阿赫默德·提江尼創立於18世紀末。它的觀點比卡迪尼亞派更為激進。
在聖戰前夕，正統派和混合伊斯蘭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位於南北商道上的阿加德茲是一個著名的伊斯蘭教育中心，來自西非、北非乃至中東的學者在這裏討論法律、哲學和伊斯蘭世界的現實問題。在這場辯論中，正統派主張純潔伊斯蘭教，認為正統的伊斯蘭教徒不能同非伊斯蘭的習俗、法律妥協，任何違背教規的行為都與叛教無異，而叛教就要處以極刑。他們宣傳馬赫迪（救世主）即將降臨蘇丹，有權對異教徒進行聖戰。混合伊斯蘭教派則反對任何變革，無論采取和平的還是聖戰的形式。
這場論戰深深紮根於西非社會的現實。正統派抨擊的不符合古蘭經和教義之處，正是廣大群眾對貴族不滿之所在。這種矛盾在豪薩城邦表現得最為明顯和尖銳。
豪薩地區的居民主要是豪薩人、弗拉尼人和圖阿雷格人。豪薩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定居在城鎮的弗拉尼人要交納專門的市場稅、人頭稅，甚至在伊斯蘭節日還要交節日稅。他們不能參加或自己專門舉行傳統的弗拉尼人的禮拜。生活在農村的弗拉尼牧民地位更為低下，在使用牧場和水源上受到豪薩人的多方限製，牲畜常常遭到劫掠。他們要繳納沉重的牲口稅、牧地租金和其他貢納，替豪薩貴族放牧牲畜。不論是定居還是遊牧的弗拉尼人都被視為異鄉人，被排斥於豪薩人社會組織之外，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權利，甚至生命和財產都得不到保障。豪薩統治階級的壓迫和歧視，使弗拉尼牧民深為不滿，他們對伊斯蘭正統派的宣傳深表同情。聖戰爆發後，他們紛紛揭竿而起，參加聖戰。例如在克比北部的紮巴馬，弗拉尼牧民和豪薩農民常為放牧發生流血衝突。後來，該地弗拉尼首領阿布巴克·盧杜傑率部參加了聖戰。
在豪薩族內部，階級矛盾也日趨緊張。由各邦國王、陪臣組成的統治階級靠掠賣奴隸、稅收和地產收入為生，畜有眾多的奴隸，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不僅壓迫和剝削異鄉人和奴隸，而且勒索和剝削普通豪薩人。據《卡諾編年史》記載，卡諾國王默哈馬·沙萊法·丹·達迪（1703—1731年在位）為增加年收入，巧立七種稅目，每一種都是掠奪性的，他的繼承者甚至強迫瑪拉姆納稅。
城鎮市民和農民構成豪薩社會的中間階層，他們也是強製性苛捐雜稅的負擔者。豪薩各邦統治者窮兵贖武，兵連禍結，使豪薩農民屢遭掠奪，統治者還要把戰爭負擔轉嫁到他們頭上。因此，豪薩農民和平民在聖戰爆發後站到了反對豪薩貴族的一邊。
奴隸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豪薩的奴隸分為家內奴隸、丘卡納瓦和農業奴隸。丘卡納瓦替國王和陪臣從事各種服役。農業奴隸又分為奴隸村的奴隸和小業主的奴隸。前者多為達官富豪和大瑪拉姆所有，在村頭監督下為主人耕作土地。他們除了從事農業外，還替主人從事手工業、經商、作戰。奴隸又作為祭品、禮品和商品被虐殺、轉贈和買賣。但是，豪薩的奴隸製比古代希臘、羅馬奴隸製相對溫和一些，有的奴隸主將家內奴隸視若家庭成員。丘卡納瓦跟隨國王、陪臣服役，若能得到賞識，還可獲得一官半職。農業奴隸若被允許成婚，則可得到一間安身茅屋。因此，在豪薩地區，奴隸主和奴隸的矛盾、衝突一直沒有激化到爆發大規模奴隸起義的程度。
豪薩貴族掠取異鄉人和穆斯林為奴，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奧斯曼在致戈比爾國王的信中，曾提出過釋放穆斯林的要求。
在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基礎上，以奧斯曼為首的穆斯林改革派抓住有利時機，在戈比爾邦首先發動了反對豪薩貴族統治的聖戰。
二、奧斯曼和豪薩聖戰
豪薩聖戰發難於戈比爾不是偶然的。戈比爾位於豪薩城邦的北部。桑海帝國滅亡以後，解除了北邊對它的威脅。17世紀末，戈比爾聯合讚法臘邦打敗了克比。18世紀，它向讚法臘的優勢挑戰，使之一蹶不振，控製了直到讚法臘以南的大部分領土，向西擴展到阿達拉和康尼，戈比爾到18世紀下半葉成為豪薩城邦中一個強大的邦國，但內外各種矛盾成堆。它遇到了讚法臘、克比、卡諾和卡齊納的攻擊，其中與卡諾和卡齊納的戰鬥最為激烈。戈比爾把卡齊納視為主要敵人，多次對之用兵，直到聖戰爆發時，雙方仍在交戰中。邦內統治階級為爭奪王位繼承權，屢起風波。混合伊斯蘭教徒同以奧斯曼為首的伊斯蘭改革派的爭論日益尖銳。
豪薩聖戰的領導人奧斯曼·登·福迪奧1754年生於戈比爾一個弗拉尼族家庭。該家族15世紀從富塔托羅遷居戈比爾。其父是弗拉尼穆斯林團體的伊瑪姆。他從小隨父研習古蘭經，天資聰慧，篤信伊斯蘭教，曾到阿加德茲學習，朝覲聖地，接觸了伊斯蘭世界的改革思潮，參加了伊斯蘭教的論戰。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教師是傑布裏·奧馬爾，後者曾尖銳地抨擊豪薩宮廷的混合伊斯蘭教和異教徒。1774年，20歲的奧斯曼返回家鄉迪格爾，開始其傳教生涯。他在戈比爾、讚法臘和克比諸邦之間巡回講經布道，呼籲人們完美準確地遵從沙裏阿（即伊斯蘭教法）和先知聖訓，謹防懷疑論和詭辯術，要與混合伊斯蘭教決裂。他以淵博的學識、切中時弊的話題，贏得了廣大信徒的尊敬。其子貝洛寫道：“在他那個時代，所有的人都受他的言辭鼓舞而堅定起來。向他求教並詢問有關宗教問題已成為人們的習慣，瑪拉姆和非瑪拉姆都尊敬他。”人們紛紛擁向迪格爾，使之成了豪薩地區的伊斯蘭教中心，逐漸形成一個以奧斯曼為首的穆斯林社會。
奧斯曼的活動引起了戈比爾統治集團的不安。約1780年，他的信徒要求戈比爾國王巴瓦·江格瓦佐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巴瓦的回答是謀殺奧斯曼，但未成功。巴瓦改變策略，邀請奧斯曼去宮廷任教師。在此之前，奧斯曼一直沒有遊說統治上層的打算，但在去麥加朝聖的途中接到邀請，遂改變初衷，決定從阿加德茲返回戈比爾。他在宮中，先後教授過後來繼承王位的雅庫布、納法塔和雍法。他希望巴瓦在戈比爾實施伊斯蘭教法。巴瓦答應滿足他的要求，承認奧斯曼領導的迪格爾穆斯林社會，允許奧斯曼在國內號召人們信仰真主，同意釋放囚犯，減輕臣民的稅收負擔。
以巴瓦為代表的戈比爾統治階級羅致奧斯曼等著名學者，並無改弦更張之意，隻是為了緩和人民的不滿，粉飾自己的統治。但與巴瓦的願望相反，奧斯曼的信徒在戈比爾、克比、讚法臘進一步壯大，那些來到迪格爾的信徒帶著奧斯曼的著作和宣教憑證返回故鄉，組織自己的穆斯林社會。這使戈比爾統治者大為恐慌，他們在道路上設障，阻止投奔奧斯曼的人群。納法塔繼位（約1794—1795年）後，取消了巴瓦授予奧斯曼的傳教權利，宣布：“第一，除謝胡（即謝赫，指奧斯曼）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向臣民宣教；第二，除從其父繼承伊斯蘭信仰者外，任何人不準成為穆斯林信仰者，均應複歸其父親和祖父的信仰；第三，今後男人不準戴穆斯林頭巾，女人不準戴麵紗。”鑒於勸說統治者改信伊斯蘭教的方法難於實現，奧斯曼重新轉向普通老百姓，準備訴諸武力。
大約從1789年起，奧斯曼以蘇菲派神秘主義手法，製造發動聖戰的輿論。如說他在幻覺中得到了連禱權，可以替信徒向真主說情；卡迪尼亞派的創始人卡迪爾顯聖，命令他繼承其業績；卡迪爾受先知之命，封他為瓦利斯的伊瑪姆，贈他真主之劍，對真主的敵人撥劍相向。事後，他創作了“卡迪爾之歌”，號召信徒拿起武器，“真正武裝起來才是聖訓”。奧斯曼通這類神秘主義活動，積極動員信徒，準備聖戰。
1802年，奧斯曼支持雍法奪取了王位，希望他的這位學生能使國家更加伊斯蘭化。但希望又成泡影。雍法以召見為名，企圖用火將奧斯曼燒死，其陰謀沒有得逞，他又打算將奧斯曼逐出迪格爾，使穆斯林社會群龍無首。奧斯曼回答說：“我決不背棄我的社會，我將離開你的國家，真主的土地廣闊無垠”，表示了仿效穆罕默德出走的決心。1804年，奧斯曼率領信徒撤離迪格爾，朝西北方向的古杜進發。他被穆斯林一致推舉為“艾米爾·穆米寧”，意即信徒的司令，正式宣布聖戰。他說：“假如我打這一仗，我可能成為比我對手更偉大的人，或者我的兒子比我對手之子更偉大的人，或者我的奴隸可能管轄他的奴隸，否則異教徒將把我們從國土上掃出去。”
從1804年宣布聖戰到1812年索科托哈裏發帝國的建立，是聖戰的第一階段，也是聖戰的高潮。聖戰者同豪薩各邦的統治者展開了全麵武裝鬥爭，並將其徹底擊潰。
宣布聖戰之後，奧斯曼的支持者從四麵八方彙集古杜，投奔起義軍的不僅有弗拉尼人，也有豪薩人、圖阿雷格人和博爾努人。豪薩人最初隻占20%，隨著起義的擴大，豪薩農民參加日眾。各族牧民、農民和奴隸構成了奧斯曼起義軍的主力。
奧斯曼出走之後，雍法決定以武力鎮壓起義，派兵追擊奧斯曼。在打敗雍法對古杜的進攻之後，奧斯曼製定了聖戰的戰略：先奪取馬坦卡裏和康尼井，以掩護左翼；從古杜向東南方向出擊，然後向讚法臘河穀推進，並以克比井和卡諾馬為支點，建立一條防線，以保障聖戰軍隊的糧草供應，作為日後攻克戈比爾、讚法臘和克比等邦築牆城鎮的基地。簡單地說，這個戰略就是先占農村、後攻城市。具體負責軍事指揮的是他的弟弟阿卜杜拉、他的兒子貝洛和一個弗拉尼族領袖阿裏玉·傑多，他們都通曉阿拉伯文的軍事典籍，且各有所長，阿卜杜拉善於突襲，貝洛精於指揮騎兵作戰，傑多有實戰經驗，精通戰爭藝術。同時，各地來的穆斯林首領在古杜宣誓效忠奧斯曼，領取綠色的旗幟。這些旗手回到各地發動聖戰，反對各邦的貴族統治者，牽製他們圍攻古杜。
聖戰開始之後，在戈比爾主戰場，起義軍一度在1804年的楚恩楚阿戰役和阿爾薩瓦戰役中受挫，傷亡慘重。但在其他各邦，聖戰進展迅速。1804年，起義軍攻陷了紮裏亞，國王和大臣落荒而逃；1805年奪取克比首府，國王逃亡奧岡古負隅頑抗。克比和紮裏亞的勝利，對扭轉戰局起了重要作用。1805年，貝洛指揮弗拉尼騎兵，在格萬杜城下大獲全勝。1806年，起義軍運用三麵合擊戰術，擊敗了雍法的主要同盟者圖阿雷格人和卡齊納，使戈比爾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1807年，聖戰者攻克了卡齊納和卡諾，王室分別逃到馬拉迪和阿布賈。1808年，起義軍包圍戈比爾首府阿爾卡拉瓦，雙方展開決戰，雍法被擊斃，戈比爾覆亡。至此，豪薩的大部分地區和重鎮都被攻克。聖戰從豪薩的中心地區轉向外圍。1812年，在聖戰全麵勝利的基礎上，奧斯曼稱哈裏發，建立了索科托哈裏發帝國。
從帝國的建立到19世紀40年代，是豪薩聖戰的餘波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鎮壓豪薩貴族的反叛，鞏固已得成果，同時向豪薩以外地區擴展。
一些豪薩舊貴族不甘心失敗，在1812年以後相繼發動叛亂。特別是在1817年奧斯曼逝世、貝洛繼位之時，先有讚法臘的反叛，繼有克比和戈比爾的叛亂，戈比爾還勾結圖阿雷格人進攻索科托。所有這些叛亂均被貝洛派兵平定。據記載，貝洛統治時期共平叛47次，到1830年代才基本平定。
1812年以後，聖戰擴展到豪薩以外的地區，索科托帝國乘機擴大其統治範圍。除了占領博爾努西部的四個艾米爾國之外，其主要的擴張方向是南部。
一個在博永努受過教育的弗拉尼人馬拉姆·阿達馬，1806年到索科托訪問。後來他接受聖戰的旗幟，回到貝努埃河，聯合當地的弗拉尼人開展聖戰，占領了許多小酋長國，1841年建立了以約拉為首府的阿達馬瓦埃米爾國，成為索科托哈裏發帝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