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奧約北部的統治者阿芳賈在豪薩聖戰的鼓舞之下，發動反對奧約國王的戰爭，在伊洛林自立為統治者。他向索科托求援，請了一個弗拉尼瑪拉姆阿裏米作顧問。阿裏米之子從索科托宮廷秘密得到一麵聖戰旗幟，在伊洛林開展聖戰，謀殺了阿芳賈，自己登上王位，伊洛林成了索科托帝國的另一個埃米爾國。
在尼日爾河與貝努埃河附近的努佩地區，一個弗拉尼人首領登多從奧斯曼那裏得到了聖戰的旗幟。他利用努佩王族兩派爭奪王位之際，奪取了政權。最後，其子奧斯曼·紮基登上王位，建立了從屬於索科托帝國的努佩埃米爾國。
三、索科托哈裏發帝國的建立及其變革
在豪薩地區的聖戰大功告成的1812年，奧斯曼·登·福迪奧正式稱哈裏發，並把帝國分為東西兩部。東部設首府於索科托，由其子貝洛管轄；西部較小，設首府於格萬杜，由其弟阿卜杜拉管轄。他自己則擺脫行政事務，專注學術研究。1817年，奧斯曼逝世，貝洛繼任哈裏發。
在聖戰過程中，豪薩的政治和經濟已經開始變革。哈裏發帝國建立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改革繼續進行，逐漸形成了一套新的製度。
在聖戰中建立了大約15個穆斯林埃米爾國和等量的小埃米爾國。這些埃米爾國是由聖戰的首領代替逃亡或被推翻的豪薩城邦的國王和各地的小酋長而建立起來的。聖戰前，豪薩城邦各自為政，互不相屬。聖戰後，這些埃米爾國成為哈裏發帝國的一級地方行政單位。索科托哈裏發帝國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封建政治製度。
哈裏發是帝國的最高行政和司法首腦，壟斷對伊斯蘭教法的解釋權。各地埃米爾由哈裏發任命，並簽訂巴亞契約。中央政府還派遣使臣，監督各埃米爾國的施政，解決各埃米爾國之間的糾紛；各埃米爾國有義務每年固定向中央政府交納一定的稅收和貢納，戰時應召出兵作戰。各埃米爾國擁有比較大的自主權，有自己的議事會、法庭和軍隊，可以自己任命官吏和征收賦稅。為防止埃米爾國勢力過大，在某一埃米爾逝世後，往往任命另一家族的代表繼任，所以埃米爾很少父子相承者。
聖戰使伊斯蘭法取代了傳統的習慣法。帝國設立了專門的法庭和法官，中央有哈裏發法庭，各埃米爾國也有自己的法庭和法官，實行馬利克派解釋的伊斯蘭教法，按它處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埃米爾國的法庭可裁定死刑、處理土地、財產糾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關係等問題。
在聖戰中，多數豪薩貴族逃亡或被殺，他們的領地落入了聖戰者上層手中。例如紮裏亞邦的全部土地被三大家族瓜分：馬拉瓦氏占有紮裏亞以北的土地，阿瓦氏占有紮裏亞以南的土地，阿卜德·克裏姆占有西北部土地。奧斯曼家族也占有大量土地，阿卜杜拉占有的土地就在阿爾貢古地區。因此，當時人反映：“過去沒有權勢的人，如今都成了貴族。”索科托帝國建立後，把豪薩貴族逃亡留下的土地以及未曾開墾或拋荒的土地分封給貴族官僚，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確立了以封建領地製為主要形式的土地製度。貴族官僚再把土地分封給屬下的官僚或陪臣。有的埃米爾為防止受封者尾大不掉，禁止受封者到領地上定居，由其收稅人“賈卡代”管理領地。領地分為世襲和非世襲兩種。一般說來，皇族成員和中央大官僚的領地是世襲的，各埃米爾及其下屬的領地不是世襲的，不能轉讓，也不能買賣。農奴在平時不能被出賣，但領主在把農莊分割給子女時，農奴也隨之被分配或賣掉。
聖戰後，自耕農階層有所擴大。許多參加、支持聖戰的非弗拉尼人得到一份土地，成為自耕農。定居的弗拉尼人和棄牧務農的弗拉尼人都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他們生活在自己的耕地上，但要交納貢稅、服兵役和徭役。少數自由農民也擁有少量農奴或奴隸。
此外，伊斯蘭清真寺也占有一定數量的土地。
聖戰領導人反對掠奴，倡導解放奴隸。在《聖戰宣言》中，奧斯曼明確宣布：把“穆斯林中的自由人淪為奴隸是非法的”，“不論其住在伊斯蘭領土還是敵人領土上”，把異教徒淪為奴隸也是非法的。在聖戰中，許多奴隸因參加聖戰而獲得了解放，有些人甚至成為奧斯曼手下的戰將。帝國建立以後，許多聖戰領導人獲得領地，變成了貴族，奴隸成為封建領地中的主要勞動力之一。因此，奧斯曼在釋奴問題上變得猶豫不決、模棱兩可。當他得知一個法官裁決奴隸必須繼續當奴隸並交還其主人時，他說：“你參與支持不義，並企圖變伊斯蘭教法典的論斷為不義。不要用這樣的惡行褻瀆真主，也不要介入奴隸主和他的奴隸之間，除非他自己釋放奴隸。”但是，索科托的統治者還是采取了一些溫和的措施來限製奴隸製，釋放奴隸。如規定奴隸村到第二代就不再是奴隸村，而是依附於封建主的人們居住的村子，奴隸可以贖身；“如果有誰把自己奴隸的手打斷，把他的眼睛打瞎，或者把女奴的頭發剃光，那末，根據國王的命令，該奴隸應予釋放”。艾哈邁德·阿提庫（1859—1866年在位）曾命令蘇勒巴人不要懸賞尋找失去的奴隸。雖然聖戰使奴隸製發生了變化，但由於未采取堅決措施，帝國境內仍有眾多的奴隸從事農業和手工業勞動。據巴茨估什，奴隸至少占卡諾人口的50%。布薩是個手工業發達的城市，奴隸占全部人口的4/5，他們自己謀生，繳納收入的半數給奴隸主。這些數字不盡準確，因為探險家往往把奴隸和農奴混在一起計算。
聖戰在豪薩地區引起的另一個有意義的變化是伊斯蘭教文化和習俗的傳播。在聖戰期間，為了對不識字的各族牧民進行宣傳，創造了一種方言宗教詩，它用富爾德語和豪薩語寫作。戰後，人們繼續用方言詩體寫作關於神學、法學、政治學和占卜學的各種問題，使豪薩人廣泛地接受了伊斯蘭教關於生死、來世、記年和曆法的觀念。奧斯曼本人以及阿卜杜拉、貝洛都是很有文化修養的人，他們寫了約100部著作，既有用阿拉伯文寫的《告誡兄弟們》，也有用豪薩語寫的《戰勝戈比爾國王雍法的凱歌》、富爾德語寫的《至仁至慈的真主》（詩）。他們在創造方言文學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逐漸形成了以豪薩語為口語、以阿拉伯文字為書麵語的豪薩—阿拉伯文化。
奧斯曼等人發動聖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原始的多神教，改革混合伊斯蘭教，使信仰混合伊斯蘭教的人複歸正統的原始的伊斯蘭信仰，消除異教和附加物。然而，聖戰並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都放棄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奧斯曼也不要求這樣。他曾說過，對普通人不要過分挑剔，不要強求他們遵守伊斯蘭的習俗和禮儀。伊斯蘭教政權的建立，為伊斯蘭教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帝國在各埃米爾國，工商業中心和邊境重鎮開辦伊斯蘭學校，建立清真寺，培養宣教師和穆斯蘭學者。貝洛鼓勵遊牧弗拉尼人棄牧從農，加入穆斯林社會，向他們的孩子傳播伊斯蘭教原理。越來越多的豪薩老百姓也改信了伊斯蘭教。有人估計，殖民時期前，講豪薩語的人一半以上是穆斯林。
四、豪薩聖戰的影響
豪薩聖戰結束了豪薩地區長期的政治分裂和各邦之間的戰亂，開始扭轉摩洛哥入侵西蘇丹以來西非200餘年的分裂趨勢，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國家。
內戰的停止，社會變革所引起的生產機製的改善，促進了農工商業的發展。索科托帝國的統治者對生產也采取鼓勵政策。貝洛在給卡齊納埃米爾的指令中寫道：“穆斯林領導者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注意開拓鄉村、建設村莊和築牆城鎮，這是為鄉村人民謀物質利益的一部分。同時，這種農業政策也應該是鼓勵農業勞動者和工匠人員發展（生產）。”
在農業生產方麵，與糧食生產增長的同時，經濟作物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專門種植某種作物的農莊和地區。如從馬加裏亞到索科托，沿途都種棉花；卡齊納的南部種植煙草，且大部分出口到圖阿雷格人地區。
索科托帝國建立以後，工商業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原有的工商業中心，如卡諾、卡齊納，恢複和擴大了；新的工商業中心，如索科托、格萬杜、比達、包奇、阿爾古、約拉等，逐漸崛起。克拉珀頓認為，索科托是他在非洲內陸所見過的人口最稠密的城鎮。這些新舊工商業城鎮，都有各式各樣的手工業。在卡諾埃米爾國有15000—20000個染坑、50000多名染工、數千名織工和裁縫。除紡織業外，卡諾還創造農業工具、馬具、武器和飾物。索科托生產的鐵器和皮革製品質量上乘。它的皮革製品輸出到摩洛哥，再轉輸歐洲，以“摩洛哥皮革品”聞名於世。
各地的商人活躍於整個帝國境內。他們組織商隊，從事各地的產品交換，並向國外出口。當時形成了兩條商路，即的裏波黎—卡齊納—卡諾和幾內亞灣沿岸—伊洛林—紮裏亞—索科托。出口商品有布匹、皮革製品、奴隸、金屬製品，進口商品除非洲其他地區生產的糧食、食鹽以外，述有曼徹斯特的細白布和印花布、的裏雅斯特的玻璃念珠等。
盡管聖戰建立起了一個統一的索科托帝國，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它並未破壞根深蒂固的傳統的村社製度。索科托帝國和各埃米爾國之間的矛盾、衝突證明，它缺乏穩固的內聚力，不能根本改變其落後的局麵，跟上世界發展的主流。
豪薩聖戰的成功，使索科托帝國成了西非地區的震源。馬西納、博爾努、約魯巴和富塔托羅地區，卻在它的直接影響和幹預之下，發生了聖戰或變革，伊斯蘭教得到了一次迅速的擴展。19世紀的聖戰者阿赫馬德·b·穆罕默德、哈吉奧馬爾親身訪問過聖戰後的索科托帝國，薩摩裏、阿爾法·莫洛、馬馬杜·拉米諾曾受到豪薩聖戰的思想影響。同時，索科托帝國的經濟發展促進了土著穆斯林商人的崛起。他們之中一些人既是買賣人，又是伊斯蘭教宣教師，他們不斷把聖戰的思想以及索科托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變革帶到西非各地。例如，1515—1516年，索科托的瑪拉姆伊本·賽義德曾到費圖加傳教，領導當地的聖戰運動。
五、博爾努的聖戰
從伊德裏斯·阿婁馬改革以來，博爾努帝國出現了長期和平繁榮的時期，一直是中蘇丹的霸主。1657年繼位的阿裏馬伊曾三次到埃及和阿拉伯旅行、朝聖。他在位時，博爾努開始由盛轉衰，遭到了來自阿伊爾高原圖阿雷格人和南邊朱昆人的侵襲。他們曾兩次包圍博爾努首都恩加紮加米。其次，博爾努的屬國和附庸，如津德爾和巴吉爾米、卡諾、卡齊納和紮裏亞，不時起來反抗博爾努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博爾努本身行政機構疊床架屋，軍隊腐敗缺乏戰鬥力，大多數國王庸碌無能，地方的實際權力已從貴族轉到了非貴族出身的“科涅納瓦”（Konenawa，行政官）手中。
1804年爆發的豪薩聖戰震驚了千年王朝西法瓦的統治。卡諾和道臘的統治者，以其名義上的臣屬國向博爾努馬伊（國王）求援。艾哈邁德馬伊（1793—1810年在位）派出的援軍，同卡諾的軍隊一道被聖戰者的軍隊擊潰。卡諾、卡齊納、紮裏亞、道臘接連被聖戰者奪取，博爾努帝國力圖保持豪薩城邦分裂的傳統政策破產了。
在博爾努本土的西部，有一些弗拉尼人的小酋長國。這些遊牧的弗拉尼人雖然在本族酋長的管轄之下，但要受到卡努裏人的監督，要向博爾努帝國納貢，備受欺淩。豪薩聖戰的爆發，特別是在卡諾擊敗馬伊援軍的消息傳來以後，他們大受鼓舞，紛紛起義。在穆克塔爾和易卜拉欣·紮基等首領的領導下，先後建立了哈代賈、卡塔岡、米薩烏和貢貝等埃米爾國。穆克塔爾得到奧斯曼·登·福迪奧的授旗後，約在1808年率軍攻打博爾努首都，艾哈邁德馬伊不支而逃。
趁著弗拉尼人攻進首都之際，津德爾宣布獨立，在薩本領導下的瓦達伊人占領了巴吉爾米，侵入了加涅姆。博爾努帝國受到東西兩麵的夾擊，危機四伏，搖搖欲墜。卡努裏貴族一籌莫展，艾哈邁德馬伊被迫向博爾努的伊斯蘭教學者卡拉米求援。
卡拉米像奧斯曼·登·福迪奧一樣，是卡迪尼亞派的成員。其父是加涅姆人、伊斯蘭學者，母親是費讚人。他在伊斯蘭教的一個重要中心費讚受過良好的伊斯蘭教育，曾在埃及和阿拉伯地區呆了很長時間。回到加涅姆後，他在家鄉傳教，並與加涅姆王族聯姻。他在本族和蘇瓦牧民中頗有影響，與乍得湖區域的阿拉伯學者情誼深篤。在加涅姆和蘇瓦人的支持下，卡拉米應艾哈邁德馬伊之請，率軍於1809年奪回了首都，由此聲名大振。
在槍戰的同時，卡拉米還與奧斯曼及其子貝洛展開了舌戰。他們互通函件，辯論弗拉尼人進攻博爾努的是非曲直。在奧斯曼和貝洛看來，博爾努政府允許異教習俗在人民中間存在，尤其公然援助異教的豪薩各邦國王，說明它本身就是異教主義，是聖戰的對象。卡拉米爭辯說，異教習俗不等於異教主義。這種異教習俗的存在是出於無知和軟弱，弗拉尼人也不例外。假如把所有這類人都宣告為不信教者，這裏將沒有任何真心的信教者。他進一步責問：“請告訴我們，你們為何對我們作戰，你們為何要奴役我們自由的人民。……我們確曾聽到過謝赫（指奧斯曼·登·福迪奧）品德方麵的許多事，我們讀過他寫的東西，這些與你們的所作所為正好相悖。”這樣，卡拉米就把弗拉尼聖戰者置於侵略者的地位，而他自己是為保衛博爾努自由的人民、為保衛正確解釋伊斯蘭教而戰。
艾哈邁德死後，其子杜納馬繼任馬伊。他與其父一樣無能。1811年，另一位弗拉尼瑪拉姆易卜拉欣·紮基再次攻陷博爾努首都。杜納馬再次向卡拉米求援，並答應將一半的稅收給他，由他控製博爾努的軍隊。卡拉米聚合支持者，擊退了旗鼓相當的對手，迫使易卜拉欣·紮基退回卡塔岡。1826年，索科托哈裏發的一次入侵也未奏效，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卡拉米承認了索科托對博爾努西部邊境四個弗拉尼埃米爾國擁有主權，雙方保持和平。
卡拉米在抵禦索科托的同時，於1816—1824年間重新占領了津德爾、巴吉爾米，重建了博爾努帝國。
遵循與索科托類似的政策，卡拉米在博爾努進行了改革。他要求嚴格執行伊斯蘭法，按教法進行審判。例如，有人因在齋月私通，被判鞭打400下而身亡；他削減了卡努裏貴族的權力，起用蘇瓦阿拉伯人，加強對各級行政長官的控製；培圳各級官員，在半個世紀中約有2000—3000人參加學習。通過改革，博爾努的政權從以馬伊為首的卡努裏貴族手裏轉移到了以卡拉米為首的蘇瓦阿拉伯人和加涅姆人手中。但是，卡拉米並未廢除馬伊，而始終以謝赫的名義執掌實際的權力。1814年他建築了新首都庫卡瓦。馬伊和授封貴族依舊住在正式的首都，卡拉米則從庫卡瓦指導和控製軍政事務，正式形成二元政權，馬伊成了有名無實的君王。
二元政權不可能長期共存，新舊兩個統治集團在政治和經濟上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杜納馬兩次企圖趕走卡拉米，但未成功。1837年卡拉米逝世，其子奧馬爾繼任謝赫，兩個統治集團的鬥爭立即尖銳起來。奧馬爾減少馬伊所得稅收份額，進一步削減卡努裏貴族的權力，終於導致了1846年的內戰。
當時，津德爾發生叛變，繼杜納馬為馬伊的易卜拉欣乘機同瓦達伊人秘密談判。奧馬爾發覺秘謀，處死了易卜拉欣。但在卡努裏貴族的支持下，瓦達伊進軍博爾努本土，燒毀了庫卡瓦，迫使奧馬爾逃亡，扶植了一個傀儡馬伊。不久，瓦達伊同奧馬爾達成了交易，瓦達伊撤軍，而奧馬爾則承認瓦達伊對巴吉爾米和加涅姆的宗主權。奧馬爾集中兵力打擊卡努裏貴族，新立的傀儡馬伊戰死，西法瓦王朝壽終正寢，博爾努帝國的權力完全為奧馬爾所掌握。
六、馬西納的聖戰
與博爾努一樣，在尼日爾河河曲地區的馬西納、傑內、廷巴克圖也受到豪薩聖戰和改革的強烈震蕩。豪薩的戰火直接影響了豪薩地區同傑內、廷巴克圖的貿易，當時控製廷巴克圖的昆塔商人蒙受重大損失。馬西納地區同豪薩一樣，存在著社會、民族和宗教的衝突。弗拉尼人早已定居河曲地區，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信奉伊斯蘭教，而在他們的四周都是異教徒。統治馬西納的阿多自稱信仰伊斯蘭教，但先是屈從於阿爾馬人政權，後則向異教徒統治的塞古王國稱臣納貢，勒索和壓迫本族勞動人民，容許異教習俗，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弗拉尼統治集團內部的桑加爾家族，一直與阿多所屬的戴洛家族爭權。豪薩聖戰一爆發，立即在河曲地區引起了反響，伊本·寨義德、侯塞因·科伊塔、阿爾法·阿赫馬德·阿爾法卡、阿赫馬德·穆罕默德相繼起而領導反對馬西納阿多和塞古王國統治的運動。有的遭到統治階級的鎮壓而失敗，如伊本·賽義德；有的則與阿赫馬德·穆罕默德領導的反對運動合流。
阿赫馬德·穆罕默德出身於桑加爾家族，約生於1775年，曾隨父接受了伊斯蘭教育，受到穆克塔爾·孔蒂的思想影響，成了卡迪尼亞派的成員。他領導聖戰時的一個主要助手阿爾法·納赫·塔黑爾就是孔蒂的學生。關於阿赫馬德·穆罕默德的早期活動史，盡管發現了兩件毛裏塔裏亞語的新材料，仍然疑竇叢生，歧見甚多。根據現有材料判斷，他約在1805年到豪薩參加過豪薩聖戰的早期階段，師從奧斯曼·登·福迪奧，從而激發了他改革馬西納社會的決心。離開索科托以後，他定居於傑內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像奧斯曼一樣，他廣收門徒，講經傳道，深孚眾望。傑內的統治者對此深感不安，下令驅逐他。他旋又定居於馬西納的西貝拉，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和改革家，其名聲廣為流傳，歸附者日眾。一位伊斯蘭學者殺死阿多之子，此事成了統治者鎮壓運動的借口。阿多害怕失去自己的權威，而又無力單幹，便求救於宗主國塞古王國。阿赫馬德·穆罕默德決定率領信徒出走哈姆達拉希。1810年，他在此得到奧斯曼的令旗，宣布聖戰，被信徒一致推舉為埃米爾·穆米寧。
約在1816—1817年，阿赫馬德·穆罕默德打敗了塞古王國的軍隊。這一勝利，促使傑內的伊斯蘭學者請他入城當權。但傑內的統治者不願自動下台，殺死了阿赫馬德·穆罕默德的代表。聖戰者立即包圍和奪占了傑內。隨後，馬西納的桑加爾家族發動起義，推翻了阿多的統治，阿赫馬德·穆罕默德奪取了馬西納王國的政權。起初，他本想定都傑內，但因傑內容易受到塞古的班巴拉人的威脅，於是建都哈姆達拉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