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裏亞則是另一類型，經曆了一黨製—軍政權—多黨製的曆程。它於1847年獨立，實際上仍是處於美國控製下的半殖民地。這個國家由代表從美國和西印度洋遷移來的黑人後裔的真主黨控製。占人口不到3%的黑人後裔擁有60%以上的社會財富，而當地黑人既無任何政治權利可言，生活也十分困難。1980年4月，以塞謬爾·多伊（軍士長）為首的軍人發動政變，結束了真主黨的統治，實行軍人統治。1984年，軍政府宣布解除黨禁，經公民投票批準了多黨製憲法。在1985年，有六個政黨參加的立法議會選舉中，以多伊為首的全國民主黨獲勝，成為主要執政黨。1989年，流亡在外的前政府官員查爾斯·泰勒領導的愛國陣線發動推翻多伊政權的武裝鬥爭，全國陷入內戰。1990年9月，多伊在戰鬥中受傷致死。愛國陣線內部兩派打得難解難分。
非洲的政黨按意識形態可分為三類：(1)宣布信奉馬克思主義、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各種類型的先鋒黨，如剛果勞動黨、安哥拉人運—勞動黨、埃塞俄比亞工人黨以及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的執政黨，在一定程度上津巴布韋執政黨也歸屬此類。(2)以非洲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非洲社會主義不是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包括十多個不同流派。它們的共同點是否認馬克思主義，認為它不適合非洲，並試圖在科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尋找出具有非洲傳統和特性的獨立的思想體係，突出傳統社會的價值和宗教教義。如尼雷爾的烏賈馬社會主義、恩克魯瑪主義、納賽爾主義、杜爾的公社體社會主義等等。杜爾曾說：“我們一手拿《古蘭經》、一手拿《資本論》。”(3)以自由資本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包括科特迪瓦、喀麥隆的集體或計劃的自由主義、加蓬的協調一致和進步主義、紮伊爾的真實化運動等等。
但是，單純按意識形態分類，很難說明非洲政黨的地位和作用。這主要因為，第一，它們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以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思想。由於非洲獨立國家都很窮，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是它們麵臨的共同任務。第二，眾多事實證明，意識形態的選擇具有易變的特點。第三，不少國家雖然宣市信奉非洲社會主義，但是有的政策措施仍與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雷同或近似，如坦桑尼亞革命黨和杜爾為首的幾內亞民主黨。有的國家則按資本主義原則進行統治和管理，如塞內加爾社會黨、突尼斯的憲政黨以及肯盟等等。因此，非洲國家政黨基本上可以分為比較激進的和比較溫和的兩大類。
比較激進的執政黨包括幾個先鋒黨和一部分民族主義政黨，被稱為“民主革命黨”，如坦桑尼亞、阿爾及利亞、杜爾時期的幾內亞、佛得角等國的執政黨，上述國家的執政黨組織比較嚴密，有自成體係的權力結構，其中央領導機構包括黨主席、黨代表大會、執委會，地方機構有黨委和支部以及受其領導或控製的其他群眾組織。入黨條件比較嚴格，如埃塞俄比亞工人黨對發展對象必須舉辦3個月的入黨學習班，由3名正式黨員介紹；新黨員的預備期根據成分而有所不同，最短3個月，最長18個月。貝寧、剛果的黨章規定，入黨申請人在基層組織討論通過後，還必須經中央或政治局批準。埃塞俄比亞黨員有6萬人，僅占人口總數0.2%；剛果黨有6000人，占人口1%左右。這些國家都建立起黨政合一的政權，黨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說黨就是政權。尼雷爾說過：“坦盟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坦盟。”1988年幾內亞憲法序言稱，“黨創建國家，所以國家必須同黨保持一致。”1977年，杜爾甚至把幾內亞民主黨易名為國家黨。穆加貝稱，津巴布韋民族聯盟已成為人民的救星，它的地位應“高於議會和政府，領導國家。永遠執政”。
這些政黨在政治上高於一切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現在：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為全國黨代表大會，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執委會則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負責大政方針的製定，黨主席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如剛果勞動黨主席有權任命部長，安哥拉人運勞動黨主席還兼任監察院主席、議會議長，莫桑比克解陣黨主席有權主持和召開議會；黨在領導班子的配置、使用和培養等方麵有最大的發言權和最後的決定權，負責提出、審批議員候選人名單，還可以通過所控製的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任命合格的人選。
在經濟方麵，這類國家都強調“以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公有製和生產資料用於人民福利”（恩克魯瑪語），致力於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並照搬蘇聯發展模式和中國當時某些極左的做法。
在文教衛生方麵，它們強調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主張普及教育，用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全黨和全民。莫解陣第一任主席蒙德拉納指出：“應當開展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包括兒童、成年人，使全體人民都能接受最標準的教育，公共衛生、基本政治、經濟知識將是計劃的主要內容，力求消滅部族主義、迷信、知識水平普遍低下”。它們都進行了教育和衛生製度的改革，實現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創辦大學及專業性的學院，包括黨校和軍事院校，井進行掃盲運動。
比較溫和國家的執政黨和主要執政黨，多為群眾性或全民性的黨。雖然這些黨的黨章規定國家最高權力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由於黨組織鬆散，基層組織不健全或基本沒有基層組織，黨被視為是上層或領導者的黨，或者是競選黨。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限，往往處於政府的從屬地位，有少數黨甚至成為當權派的禦用工具。如肯雅塔上台執政後，明確宣布黨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是幫助政府、向人民解釋政策及提供各種谘詢等。這類國家雖然仿效西方、特別是原宗主國建設政黨和政權，但又不完全一致。在這些國家裏，黨主席自然出任國家元首、總統，集大權於一身，是國家權力和權威的源泉。以科特迪瓦為例，根據憲法，總統有權召集議會、提出法案、發布代行法律的總統令、編製預算，有權要求國會重新審理已通過的法案，甚至否決國會意見、訴諸公民投票、任命和罷免部長等等。在君主立憲製的摩洛哥，國王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享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宗教的統治權。肯尼亞總統則有權任命內閣閣員（內閣職責是協助總統和向總統提供谘詢），任命若幹議員，甚至連財政監督、總檢查長、審計長、最高法院、上訴法院的法官也由總統任命而失去獨立性。一位肯盟執委稱，肯盟過著“頗為可悲”的日子，“各支部和分支部不起作用，黨在國家生活中沒有什麼影響。……今天肯尼亞的情況是行政官員接過了黨員的權力，削弱了黨。”
在經濟建設和發展方麵，這些政黨實際上實行的是一條稍加修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強調提高生產的方針。烏弗埃·博瓦尼說：“我們過去實行的經濟政策，是在自由企業製度下，依賴一切種類的私人和國家主動精神。”由於執行這一路線和政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科特迪瓦農村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飛速發展，肯尼亞私人資本已由農業轉向服務行業、商業領域，尼日利亞則在商業和建築承包行業有發展。
至於那些由軍政權轉變為一黨或多黨製的國家，執政黨或主要執政黨的領袖多為軍人，他們公開講話時都強調軍人統治的必要性，因而這些黨都打上了軍人的深刻印記。原軍政權的首腦一變而為黨的主席、國家元首，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政府和議會均服務於他們。軍人在各級政府中也處於主導和領導的地位。例如，1956年6月23日，埃及通過普選產生總統（納賽爾）、議會議員，以納賽爾為首的民族聯盟有權批準議員候選人名單。在政權機構中，擔任行政部門和經濟部門的領導職務者、24省的省長、90%以上的駐外代表，均為軍官、民族聯盟成員。1965年6月阿爾及利亞的布邁丁上台執政後，軍隊就成了布邁丁政權的主要支柱，成了黨和國家政策的宣傳者、執行者和組織者。除中央政府一級外，省以下各級地方政府均有軍官參加或擔任領導職務。軍隊在社會和經濟改革中也起重要作用。軍隊獻金成立土地革命基金，參與統計和分配土地委員會的工作，參加工程建設等等。與此同時，這些黨或政府也日益注意和發揮文職官員和專家的作用。
非洲各類政權在指導思想、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上雖然各異，但在政權建設方麵仍有一些共同而又相互矛盾的特點。
其一，以人為中心，主權屬於人民的思想比較流行。不少執政黨都強調人民是“曆史前進的動力”，“人民高於黨”，是“創造民族的力量”。它們都用憲法把這一思想固定下來。1973年的馬裏憲法規定：“主權屬人民，一切統治權都來自人民。”1975年安哥拉憲法規定，安哥拉是一個“民主的主權國家，一切權力屬人民”；公民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享有參政權及言論、集會和通訊自由等等。而這些權利和自由主要是通過普選製和執政黨來實現的。1975年馬達加斯加憲法稱：“擁有主權的人民，通過普選來實現自己的意誌。”剛果憲法也規定人民權力通過黨來實現。
從絕大多數國家憲法中所承認的人民普遍平等的原則來看，非洲政權較殖民地統治時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無疑是一個大進步。在如何貫徹這一原則方麵，各國都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坦桑尼亞所推行的差額選舉製，使執政黨批準的候選人在每次選舉中均有落選者。阿爾及利亞、科特迪瓦、肯尼亞和讚比亞等國也先後采取了差額選舉。在肯尼亞1979年大選中，有近一半元老、7名部長和執政黨總書記均落選。在1980年科特迪瓦的650名候選人中，僅174人當選。在多黨製國家，反對黨派能參加競選。在摩洛哥、突尼斯、蘇丹等國，共產黨也可以參加競選，蘇丹共產黨一度曾為議會中第四大黨。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誌和選擇。
另一方麵，主權原則、權利平等和自由等原則又有很大的局限性。這是因為，第一，在多數國家裏，投票是一種義務或者說是一種強製性的行為。阿希喬說：“投票是至高無尚的義務”，是“整個民主主義的標誌”，“放棄就是對民族團結表示懷疑的一種表現”、“一種破壞活動。”居民參加選舉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屈從於壓力的結果，選民僅僅是履行一下手續而已。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絕大多數選民均是文盲，而且投票在不少情況下是以集體（部族集團、宗教集團或各種協會及專業性團體）的方式進行的，實際上已成為上層人士的投票。第二，選舉名單由上而下地層層議論，而在不少國家裏則強調候選人必需是執政黨黨員。第三，在選舉過程中，執政黨或主要執政黨可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包括優厚的財力和輿論工具，為其候選人選舉服務，有的甚至利用物質誘惑或動用武力操縱選舉。因此，人民對各國政治運動難於施加經常性的影響和壓力，難以監督政府。隻有當人民大眾的活動、感情和態度達到一定的高度時，才可能作用於政治進程，如1963年桑給巴爾、剛果所進行的人民革命或稱第二次革命，1974年埃塞俄比亞人民推翻塞拉西王朝的革命等。
其二，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並存，且相互製約。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獨立時普遍存在著二元化或二重性的政治結構，即現代政治結構與傳統政治結構並存。不久，多數國家領導人認識到，這種結構可能導致獨立的喪失和民族的分裂。卡翁達指出，部族主義是“危害社會的疾病，能毀掉一個國家”。杜爾指出：“必須消滅部族主義，有害的部族主義成為一種麻痹人心的因素，成為產生矛盾的根源。”莫伊則視它為社會機體上的“惡性腫瘤”。多數非洲領導人、政治家都把反對或消滅部族主義、地方主義作為建設政黨和政權的主要任務之一。有不少國家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口號，建立了政黨合一的政權。有的則通過立法手段廢除酋長製度，如幾內亞、塞內加爾等。在這些國家裏，酋長被撤職或拘禁，取代酋長地位的是執政黨黨員。坦桑尼亞則對有權威的酋長給予榮譽職務，如穆克瓦瓦大酋長被選為議長，對其他酋長則易地使用，但是酋長逝世後就不再選舉和任命酋長了。有的國家則對傳統酋長勢力采取團結、利用、限製的方針，即利用酋長對部落居民的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體任務，並負責村民若幹民事案件及宗教禮儀等事務，把一些有聲望的酋長吸收到酋長院中，向政府提供谘詢，包括進行某些立法，如津巴布韋、讚比亞、博茨瓦納等國。在某些資本主義因素發展較多的國家，酋長已一變而為商農領域的資本家。總之，部落酋長勢力在分化和瓦解的過程中。
另一方麵，由於部族意識根深蒂固，多數非洲人包括城市居民都具有濃鬱的部族觀念，對部族的忠誠超過了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一些最高領導人雖然高喊要反對部族主義、地方主義，但有的本人就是大酋長，或大酋長兼農、商資本家。一般地說，在不少國家裏，部族主義還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部族酋長的支持與否往往在選舉中決定一個黨的勝敗，也是執政黨能否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因素之一。在尼日利亞，無論文官統治或軍人統治，如果得不到最大部族豪薩—富拉尼族的有力支持，就難以維持統治。甚至連桑戈爾這樣有名望的政治家也多次承認，由於得到傳統宗教領袖的大力支持，他才“成功地闖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暗礁”。在不少國家裏，執政黨或主要執政黨通過立法手段保留了酋長製度，把酋長的管轄區作為政府的基層單位，酋長在各級政權中均有自己的代表。這類情況在非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以喀麥隆為例，根據1977年公布的法令，全國劃分為一級酋長領地、二級酋長和三級酋長領地。三級酋長就是農村的村長或城市的保長。中央政府通過酋長來統治人民，酋長負責傳達政策、命令、征稅並擁有一定的司法權。在不少國家裏，迄今民族主義和部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並存，相互衝突。部族主義竭力阻礙民族主義的發展，掩蓋階級矛盾，阻礙階級意識的滋長，從而阻礙了現代民族的形成。這表現在政治方麵，就是現代政權結構與傳統統治結構並存，產生了權力集中與權力分散的尖銳矛盾。這也是非洲政治動蕩不已的原因之一。
其三，權力高度集中。無論是一黨製還是多黨製，也無論是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還是以資本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國家，都建起高度集權的統治。高度集權是非洲國家最本質的共同點，也是建設國家所必需的。高度集權對年輕的非洲國家來說，無疑促進了從殖民統治向獨立的民族主義政權過渡的進程，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從而為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創造了條件。
但另一方麵，由於非洲國家國小民弱，且政權都無牢固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非洲國家的集權逐漸轉變成以個人權力為中心，導致國家人格化或個人化。個人成了權力、榮譽和財富的象征。一體化在較多的情況下幾乎是作為個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借口。人治流行，工作效率低、貪汙受賄成了社會中的惡性腫瘤。統治者和受惠者形成一種庇護和被庇護的從屬關係。所有這些日益吞食著人民與當權派之間在獨立初期所存著的相互信任的關係，有時甚至發展到對抗的程度。
其四，國家對經濟普遍進行幹預和控製。長期的殖民統治使非洲貧窮落後，民族資本弱小而分散，無法實行資本原始積累，也無法發展和擴大再生產。因此，隻有國家才能承擔起經濟建設和發展任務，並在不同程度上對經濟實行幹預和控製。國家不僅要保證經濟活動所需的外部條件和從宏觀上幹預經濟，還要作為經濟發展目標的規定者，以及通過工業化、國有化、本地化等政策和措施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甚至成為生產者。作為外部條件或環境的保障者，政府通過立法，確定國家的根本製度。作為目標的製訂者，政府規定發展的總方向、總目標以及發展速度。作為經濟的幹預者，政府通過稅收、財政、信貸、彙率等影響市場機製。作為生產者，政府又通過國營和公私合營等公司和企業直接或間接參加經濟活動。這就形成了一個極為複雜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進程，導致非洲大多數政權金字塔式的結構，即自上而下地發布命令和進行統治，而同時又使整個國家陷入分裂或割據狀態。人民群眾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力量。議會權力日益萎縮，形同虛設。國家的權力基礎極不牢固，政局動蕩不已的格局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