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種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使多數非洲領導人取得共識。西方議會民主製對非洲社會而言是一種異己的力量，隻能導致非洲分裂、國家分裂，因為任何反對派都有可能被外國利用，成為獨立的政治中心的潛在危險。尼雷爾承認，他的民主思想“主要來自西方，在我們麵臨坦噶尼喀問題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對兩黨製發生過懷疑”，“指望一個國家主動以兩種麵貌出現，既要它符合民主的特別模式，又要人民團結一致……是十分荒謬的”。納賽爾說，他過去信奉民主和黨派製度已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認為必須退出軍委會，“現在我懂得了，今天阿拉伯民族同外國鬥爭的時期，各個政黨都有可能會被收買的”，“民主社會主義不必是一個多黨製的社會”。凱塔也說：“為了團結的今天，就沒有必要侈談不起作用或相互殘殺的對立。”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當權派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其理由是在非洲社會中沒有產生階級。桑戈爾說：“無產階級專政，那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宣傳。根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我國就會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但是，在我們柏柏爾黑人的社會裏，不存在對立的階級，有的隻是競相尋求影響力的社會集團。”他們都自認為找到了符合非洲實際情況的、富有生氣的、民主的政治，即一黨製。於是，一黨製逐漸取代多黨製而成為非洲政權建設的主要傾向。
一黨製的倡導者為執政黨的領導人，始於西非的幾內亞和科特迪瓦等國，以後逐漸擴展到非洲其他地區。
所謂一黨製，就是在一國之內隻有執政黨才是唯一的合法政黨，其他政黨均被宣布為非法。他們所持的理由是：(1)領導人民取得獨立的黨上台執政是曆史的必然。恩克魯瑪說：“隻要領導國家走向獨立並得到多數人支持，就可以采用一黨製。”杜爾指出，幾內亞民主黨在民族獨立運動中所處的領導地位，使它在獨立後建立起“一黨專政製度是非常現成的”和“客觀存在的”。卡翁達說：“當我們民族分化成為若幹社會階級、新的上層分子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別時，我們的人民就會以另一種方式重新組織起來。”“可能出現兩種前途：某個政黨得到廣泛支持，而成為事實上的單一黨，還會出現若幹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的政黨。但是第一種前途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反對黨派的觀點與非洲的傳統是格格不入的”。(2)一黨製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所必需的，也是建設本民族經濟和文化所必需的。喀麥隆總統阿希喬說，他的國家有200多個部族，“如果部族對自己實行封鎖，議員從部族立場考慮問題，公職人員為部族從事日常工作，那末，國家在實現統一方麵就不可能取得進展。”尼雷爾認為，獨立後要完成經濟建設任務所需的全國最高的團結一致的努力，並不亞於爭取獨立運動時期，因此“絕不能給分裂活動以任何餘地”。(3)一黨製是防止階級產生和實施民主的最好形式。杜爾說：“作為慎重選擇了協調發展道路的單一黨來說，其領導和統治就能阻止形成敵對的社會階級。”尼雷爾指出：“如果為了有反對派而製造反對派，那是十分錯誤的”，“隻要政府考慮到大家的福利和個人自由，那末誰也不能改變國家民主發展的本質”，“一黨和整個國家合為一體，民主基礎就更為堅實。”
非洲的多數執政黨經曆了由“運動”、“組織”到群眾性政黨的轉變，並提出了若幹建黨原則。
一是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黨應包括盡可能多的人，甚至於全體公民。桑戈爾說：“單一黨就是群眾性的黨，參加黨是每個成年男女的職責。”喀麥隆民族聯盟章程規定，聯盟必須完成把所有公民“毫無例外地聯合在其隊伍中的使命”。紮伊爾人民革命運動則把政黨與民族等量齊觀。因此，絕大多數執政黨成分龐雜，組織鬆散，黨員人數較多。阿聯1965年人口3000萬，其中黨員500萬；在加納470萬人口中，黨員達200多萬。
一是強調權威和紀律。恩克魯瑪指出，即使有了民主的憲法，“也急需要集權主義式的緊急措施來維持，沒有紀律，自由就不存在。”肯盟總書記姆博亞則強調無條件服從紀律和領導人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的重要性，他說：“人民應當像軍隊那樣組織起來，有將軍、紀律和象征，而領袖就是象征。”杜爾突出了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為全民的利益而專政”。
一黨政權建設最普遍的做法是，通過立法確定執政黨為唯一合法政黨，其他政黨為非法。有的對反對派加以融合或合並等；有的則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或清洗運動，使反對派處於地下或流亡國外而無所作為。非洲政黨由1960年代初期的147個減至1965年的127個，其中30多個政黨不複存在，18個與執政黨合並，新建政黨32個。在36個獨立國家中，執政黨和參政黨僅46個，有25個國家實行了一黨製，占獨立國家總數的70%左右。一黨製政權成了主要傾向。
這個時期的政權模式雖然不成熟、不完善，而且也較虛弱，但無疑是非洲新興國家領導人民為維持和鞏固政權、加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各部族團結作出的初步嚐試，對非洲政權模式作了初步探索。坦桑尼亞的尼雷爾獨立伊始就辭去總理職務，專心致力於建黨，把黨的紀律與人民自由選擇領導人密切的結合起來，並提出差額選舉製。這在非洲是創舉，意義深遠。
從執政黨的綱領和宣言看，絕大多數執政黨或主要執政黨都主張和平、中立和不結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帝反殖，主張非洲團結與合作，促進非洲一體化。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的成立具有現實的意義。
另一方麵，一黨製是執政黨以先發製人的方式才獲得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的。但黨組織的鬆散性更加嚴重了，因為這些黨吸收黨員是以集體或個人入黨方式進行的。各種思想和學說都帶入了黨內，黨員成分十分複雜，是一個妥協的、折衷性的組織，包括真正的革命者，也包括把獨立作為自己發財、取代原殖民主義商人和企業家的人”（恩克魯瑪語）；“他們不反對資本主義，隻是要摘取勝利果實，把獨立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尼雷爾語）。各個不同利益集團或政黨與執政黨之間奪權與分權的鬥爭由社會轉入到黨內，從而形成黨內有黨有派的格局。為維護一黨製的統治，執政黨當權派隻能依靠領導人的人格和權威，依靠他在各派之間執行一條危險的平衡路線和政策。這種狀況所產生的後果是：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特別是總統手中，決策日益變為幕後交易。而當權派與其他派別所達成的某種協議或當權派對其他派別的種種承諾，又限製了當權者提出利國利民的政策以及行動上的自由，從而使執政黨嚴重脫離人民，表麵上維持了秩序，實際上中央與地方、現代政權結構與傳統政治結構並存，後者在地方上勢力很大。政府因忙於派係鬥爭而無法顧及人民，也無法兌現向人民作出的種種承諾而引起人民的不滿。各種矛盾的交織和不斷發展，導致政局動蕩不已。一黨製象征的權力、領導人被神化的權威在衰退中。非洲政權建設又進入另一個階段。
新階段的主要標誌是軍官集團對政治的幹預和要求日趨普遍化，軍事政變成了改朝換代的主要形式。如果說過去軍事政變的矛頭指向封建或半封建王朝以及帝國主義扶植的代理人或傀儡政權，那末在1960年代末期以後則擴及進步政權了。如加納的恩克魯瑪、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馬裏的凱塔、烏幹達的奧博特及剛果的馬桑巴·代巴等人的政權，都先後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從而在非洲形成了以黨治國和以軍政權為主體的兩類政權結構。
這兩類政權為維持其統治，都采取了加強和改善政權的許多政策和措施。它們的共同點是掌握和控製槍杆子，以使政變更加困難，甚至不可能。與此同時，它們又根據所處的情況而改變其政權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方法。
在軍政權中，多數都不願讓權，堅持軍人統治，甚至實行暴虐統治，如烏幹達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薩及赤道幾內亞的恩奎馬等。有的建立以軍隊為主體的一黨製政權，有的則還政於民，軍隊回到兵營。
在實行一黨治國、特別是一黨製的國家，黨的建設被作為鞏固政權的中心環節，力求使群眾性的黨向組織較嚴密的政黨方向轉變。按照尼雷爾的話，就是把黨建成活躍於廣大公民中的強大的政治組織，使黨像一條全天候的公路一樣，一方麵把政府的目標、計劃和各種問題傳達給人民群眾，另一方麵又能把人民的思想、要求、爭論傳達給政府。這些執政黨的主要特點是有比較明確的奮鬥目標，領導班子比較團結，軍隊嚴格置於黨的領導和控製之下，如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有的則仍堅持群眾性的黨，並依靠外國軍隊和駐軍負責它們的防務及維持社會法律與秩序。少數黨則推行多黨製。
在非洲，任何一個反對派，無論其勢力有多麼強大，都難於通過正常選舉的手段取得統治地位。非洲軍隊幹預政治的意識和能力的增強，意味著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權力的轉移隻能靠軍隊力量來實現。無論是以黨治國的政權還是軍政權，它們的建立、發展與鞏固都經過艱難、曲折而複雜的鬥爭，因而都具有過渡性、易變性的特點，尤以軍政權為最。這兩類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都是以國家或全民的名義進行活動的。前者需要軍隊的支持，至少獲得軍界克製性的默許，才能維持其統治；後者也需文官，特別是專家治國論者，才能對國家進行治理。因此，這兩類國家行使權力的方式方法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從1988年9—10月間阿爾及利亞開始進行政體改革以來，非洲政權建設似乎又兜回到它的出發點，即多黨製正取代一黨製、軍政權而成為主要傾向或主要潮流。由於目前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這股潮流究竟流向何方，多黨製是否就是西方強加的模式，一時還難於作出判斷。
三、非洲國家政權的多樣化
非洲大陸政治體製的變化層出不窮。一般地說，民主共和、君主立憲（摩洛哥、萊索托、斯威士蘭）及帝製（中非博卡薩）共存，以共和體製為主；文官與軍人統治並存，且不斷地進行交替，以文官統治為主。在文官以黨治國中，分一黨製、多黨製、無黨製，以一黨製居多數。在共和體製中，又分議會一院製、兩院製，以一院製更普遍。在軍人政權中，有軍人直接統治和軍人時斷時續地直接或間接統治。一般學者都根據如下三條線對非洲國家進行歸類：(1)一黨製和多黨製；(2)文官統治和軍人統治；(3)信奉馬列主義或傾向馬列主義，包括非洲社會主義若幹流派，信奉自由資本主義或傾向自由資本主義，也包括若幹非洲社會主義流派。當然，這些分類都是相對的、相互交錯、相互取代的，而且往往突發於瞬間。絕大多數非洲政權都帶有過渡性、易變性和臨時性的特點，其中有的國家從獨立之日起就陷入內戰、邊界糾紛和地區性的戰爭，因而迄今尚未在全國建立有效的統治。
由於絕大多數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同，獨立後麵臨的任務基本一致，因而在政權建設方麵出現了不少共同點。以黨治國是主要統治形式，一黨製為主要傾向。
截至1990年，在非洲的52個獨立國家（含南非）中，30個國家實行一黨製，13個國家實行多黨製，8個國家禁止政黨活動。此外，尚有難於歸類的利比亞（該國領導人卡紮菲宣布摒棄當代世界的一切政治製度，自稱民眾國）。即使在實行多黨製的國家中，由於主要執政黨在保持自身處於全國唯一大黨和政治舞台中心、或保持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允許其他政黨進行有限活動；有的在法律上規定實行多黨製，實則實行一黨製，其中少數甚至公開宣稱，它的目標仍然是一黨製。因此，它們都具有一黨製的特點。實行一黨製的國家又可細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領導人民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獨立的民族主義政黨或組織在獨立後上升為執政黨。由於戰爭，殖民主義的一套統治機構、特別是地方機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傳統酋長製度日漸削弱，有的酋長還為民族獨立運動作過貢獻。廣大農民群眾有了一定的議政和參政意識；民族主義政黨或組織也獲得了在解放區或根據地建設政權的初步經驗。這些國家的政權建設就比較容易，而且起步很快，在客觀上它不再受或較少受到原宗主國政權模式的影響和束縛，較為獨立地把政黨建設與政權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黨處於權力的頂峰。以莫桑比克為例，領導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莫桑解放陣線在獨立後上台執政，就狠抓建黨工作，把莫桑解放陣線易名為解放陣線黨（以下簡稱解陣黨）。該黨以馬列主義與莫桑比克革命經驗相結合作為指導思想，並加強了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從而使黨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領導作用。盡管這個政權先後受到南羅得西亞（現津巴布韋）白人政權和南非的顛覆、以及得到它們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的內戰和天災人禍（政策過左過激），莫桑比克解陣黨仍然經受住了嚴峻形勢的考驗，調整了自己的政策。
二是通過憲政改革分階段獨立的國家在建立一黨製政權方麵有難有易。幾內亞、科特迪瓦和坦桑尼亞等國的執政黨在爭取獨立運動中就幾乎獨占了領導權，領導人的威望很高，有相當的群眾基礎，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批建立一黨製的國家。但非洲絕大多數國家則經曆了曲折而複雜的鬥爭，這主要是由於上台的政黨麵臨著強大的挑戰，既要對付部族主義勢力，又要對付比自己更為強大的、比較進步的政黨的挑戰。以塞拉利昂為例，該國1960年獨立後，出現了三股政治勢力：代表南方門迪部族上層利益的人民黨，由密爾頓·馬爾蓋兩兄弟領導；代表北方泰姆部族利益的全國人民大會黨，由工會領袖西亞卡·史蒂文森領導；以中下級軍官組成的軍官集團。1960—1967年間，塞人民黨與酋長勢力結盟而成為主要執政黨，1967年推行一黨製，但在舉行全國議會選舉時，原支持人民黨的多數酋長轉而支持大會黨，從而使後者一躍而為主要執政黨。這是當時在非洲首次通過選舉更換政府的先例。正當該黨組閣時，賈克森·史密斯的軍官集團發動政變（1967年3月），中止了通過選舉和平移交權力的進程。1968年4月，史蒂文森另立新人民大會黨，取代軍政權，1971年初宣布建立共和國，史蒂文森先後出任總理、總統。在1973年的全國立法議會選舉中，新人民大會黨獲勝，建立起事實上的一黨製，1978年新憲法予以確認，曆時18年。
喀麥隆是另一種典型。它獨立時分東西兩部，東部原為法屬殖民地，西部原為英屬殖民地，有大小部族200多個。喀麥隆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與爭取統一的鬥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獨立後，在眾多的政黨和組織中，有的比較激進，反帝反殖態度堅決，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並在獨立運動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喀麥隆人民聯盟。以阿赫馬杜·阿希喬為首的喀麥隆民族聯盟（以下簡稱喀盟）在法國支持下上台執政，而成為主要執政黨。1961年通過談判，與英屬喀麥隆南部合並（北部並入尼日利亞），成立了聯邦共和國。為實行喀盟一黨統治，阿希喬首先借助法軍。圍剿人盟所領導的武裝，逮捕、殺害其領導人，使喀人盟土崩瓦解，幸存者均逃往國外；然後對其他小黨軟硬兼施，加以吞並或融合。通過1972年新憲法喀麥隆實行一黨製，曆時12年。
肯尼亞一黨製則主要通過執政黨內部派係鬥爭而建立起來。根據倫敦製憲會議，確定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以下簡稱肯盟）和肯民主聯盟聯合執政。1963年5月選舉中，肯盟獲勝，民盟宣布解散，建立起事實上的一黨統治。肯雅塔總統對黨內各部族各派係之間采取了較穩妥的平衡政策，從而保持政局相對穩定。到1965年以肯雅塔為首的溫和派（代表吉庫尤族）和以副總統奧廷加為首的激進派（代表盧奧部族）之間鬥爭白熱化，奧派宣布與肯派分道揚鑣，另立肯人民聯盟。肯派視之為“破壞分子”而進行了鎮壓。1974年奧廷加等獲釋後又重新加入肯盟，肯雅塔宣布肯盟是唯一合法政黨，建立起了一黨製，曆時11年。1982年、1985年莫伊總統兩次修改憲法有關條款，規定隻有肯盟黨員才能參加總統選舉及議會選舉和參與政府。讚比亞的一黨製也經曆了類似的過程。
三是軍政權轉變為一黨製。軍政權轉變為一黨製的時間有長有短，最短的是剛果思古瓦比軍政權，僅花了1年零3個月；埃及的納塞爾、貝寧的克雷庫為首的軍政權等花了3—5年，埃塞俄比亞門格斯圖軍政權曆時10年，尼日爾則曆時14年。
在實行多黨製的國家裏，黨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但真正能在政局中起作用者很少，或者根本沒有。
多黨製國家也有不同情況。有的從獨立至今一貫推行多黨製，如岡比亞、博茨瓦納、毛裏求斯等國。有的獨立時憲法規定推行多黨製，但實際上則實行一黨製，一般地都經曆了一黨製一有限多黨製一無限多黨製的過程，如塞內加爾、一定程度上的突尼斯。有的國家則經曆了軍政權—一黨製—多黨製的曆程，如埃及。1952年納塞爾推翻法魯克封建王朝後建立了軍政權，1957年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埃及民族聯盟（1962年易名為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推行一黨製。1970年納塞爾逝世後，薩達特於1976年宣布實行開放民主製，允許建立代表左、中、有三種思潮的三個論壇，後發展為三個政黨，1980年修改憲法確認埃及的政治製度是“建立在多黨製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