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8年，莫諾莫塔帕國王諾戈莫死去，格茲·魯塞萊繼任，王國麵臨危機。首先是1592年馬津巴人進攻王國讚比西河穀領土，五年後河穀南部產金地又遭到鄰近一個酋長的攻掠。接著王國內部統治階級就如何對待這一變故產生分歧，魯塞萊殺死一位與他意見不一的重親，引起下屬酋長和眾親戚的不滿，發生了以馬圖齊尼為首的暴動。以昌加為首的一些屬邦也蠢蠢欲動，謀求獨立。而最嚴重的問題是此時王室內部因王位繼承問題分成兩派，即以格茲·魯塞萊家族為首的一派和以先王諾戈莫家族為首的另一派。1597年為鎮壓馬圖齊尼的暴動，魯塞萊因自己力量不足，被迫利用葡萄牙人的力量。於是葡軍立即從馬薩巴、太特和塞納出發，而後以鎮壓有功，於1599年誘使魯塞萊允許葡人帶槍進入王國。1607年，魯塞萊又把金、銅、鐵、鋁、錫等礦山讓與葡國王，並將奇克阿銀礦開采權讓與葡商人迪奧奇·馬德拉。1610年，新任葡殖民軍司令拒絕交納經商稅，使莫塔帕進一步發現葡人的侵略意圖，將之驅逐出境。五年後，魯塞萊派出卡倫加人和通加人的聯合部隊擊敗入侵的葡軍，並向太特的葡軍進攻，迫使殖民者交納大量布匹作為贖金才保住這一殖民據點，再一次挫敗了葡萄牙的征服陰謀。
1628年，魯塞萊之子恩亞姆博·卡帕拉裏茲登基。他對葡萄牙的殖民侵略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一上台即開展反葡鬥爭，宣布與阿拉伯商人結盟，對葡人實行貿易沒收政策，次年擊敗葡軍的進攻。最後，葡軍靠武器先進才於1629年打敗卡帕拉裏茲，強迫他驅逐阿拉伯人。此時，莫諾莫塔帕王國的王位糾紛再次激化。諾戈莫之子馬武拉對卡帕拉裏茲即位不滿，認為這無異於剝奪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繼承權。為奪王位，他與葡人結盟，並在葡人的慫恿下自立為王。1629年5月，他又與葡人簽訂臣屬條約，願成為葡王的屬臣，表示從此以後將給予葡萄牙官員、商人和傳教士以崇高的禮遇。1631年，卡帕拉裏茲經過兩年的準備，再次向葡軍進攻，橫掃王國各地的葡萄牙勢力，一直打到克利馬內，消滅了近400名葡軍。莫桑比克島的殖民軍司令蘇澤·德·梅尼塞斯親率200人前來增援，於1633年打敗卡帕拉裏茲國王，將他趕入王國內地，重新扶植馬武拉做傀儡國王。馬武拉皈依基督教，改名菲利蒲，再次稱臣並保證充分滿足葡殖民者、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所有要求。莫諾莫塔帕從此成為葡萄牙的保護國，讚比西河穀地區也為葡萄牙所控製。但莫桑比克人民的反葡鬥爭並未停止。馬武拉在位的22年間，葡萄牙傳教士和殖民者大量湧入王國，到處橫行霸道，引起非洲人民的憤怒，他們采取各種形式打擊侵略者。當時的莫桑比克總督不得不承認：“這些戰爭是由於我國國民的強橫霸道所引起的，因為那些占有許多卡弗爾人、並掌握權力的人犯下了極大的罪行，以致激怒了（非洲的）國王和王子，到處發生騷亂。”
17世紀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霸權受到荷蘭的挑戰。荷蘭人的注意力最先集中在莫桑比克島，1604—1607年一度攻占莫桑比克島，1662年再度進攻該島失敗。18世紀後，荷蘭人把注意力轉向莫桑比克南部地區，1721年在洛倫索馬貴斯設商站，修城堡，建殖民據點；1727年被英國殖民者搗毀後，才被迫於1734年撤離該地區。1776年，葡萄牙還挫敗了奧地利一個殖民貿易公司占領該地的企圖，重新奪取這一地區，開始貿易點，派兵駐防。與此同時，葡萄牙又進行打通東西海岸殖民地的活動。1798年，塞納河流域的殖民官弗朗西斯科·拉瑟達率50名士兵、20名葡萄牙人從太特出發，到達盧瓦普拉河穀（姆韋盧湖和班韋烏盧湖之間）的卡曾貝王國，尋求通往羅安達的商路。他們受到卡曾貝路克維薩的接見，許其通商。同年10月，拉瑟達死於熱病，探險隊不果而返。1802年，兩名葡籍混血中介商佩德羅·若奧·巴蒂斯塔和阿馬羅·若瑟從安哥拉的卡桑熱出發，經隆達王國於1806年到達卡曾貝王國，並在被扣留四年後到太特，第一次完成了橫穿南部非洲大陸的探險。1831—1832年，莫桑比克殖民政府派若澤·科雷亞·特蒙羅和安東尼奧·佩德羅索·加米托到卡曾貝王國，探索讚比西河源頭及與該王國貿易的可能性，但未達目的。1846—1848年，喬奎姆·羅德裏格斯·格拉薩從安哥拉出發，到達卡曾貝與羅安達接壤的地區和讚比西河源頭，同當地的非洲人索巴簽訂條約。1852年，當幾個桑給巴爾的斯瓦希裏商人出現在本格拉時，葡萄牙人希爾瓦·波托開始穿越大陸的探險。他到達巴羅策蘭，碰見從東非探險到達該地的利文斯敦，然後返回羅安達。這些連接兩塊殖民地的探險活動，為葡萄牙殖民者日後全麵占領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做了準備。
四、殖民統治製度的演變
葡萄牙在侵略、統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一套談不上十分係統、但較為完整且頗具葡萄牙特色的殖民統治製度。
在政治製度上，與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地一樣，安哥拉也經曆了由領主製向總督製的演變，同時又創立了輔助軍製和流放殖民製。1571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授予迪亞士“征服埃塞俄比亞的塞巴斯蒂昂王國總督和大將軍”，安哥拉領主製由此開端。迪亞士不僅取得了世襲羅安達以南170英裏長的海岸線及內陸領土，也取得了對領地的統治權，以及向其他殖民者頒發土地特許權和特許證的權力。1592年，葡萄牙政府任命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擔任安哥拉總督，在羅安達建立殖民政府，取消迪亞士頒發土地特許證的權力，改由葡王室頒發，把地方酋長及其臣民置於葡王室保護之下，向葡王室交稅納貢。從此，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統治轉變為總督製。在莫桑比克，葡政府起初在莫桑比克島設要塞司令，負責葡萄牙在東非地區殖民據點的保衛和進行擴張征服活動，行政上歸印度果阿總督領導，同時在島上保留傀儡酋長對土著社會的名義統治權。等到德爾加多角以北殖民地和貿易壟斷地位喪失、葡在東非的統治重心轉向莫桑比克地區後，莫桑比克要塞司令的地位和權力得到加強。他接管了土著酋長的統治權，取得對整個讚比西地區商業貿易的壟斷控製權，但仍須聽從果阿總督的指揮。在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並期間，莫桑比克的殖民統治陷於混亂狀態。果阿總督、莫桑比克島和塞納的要塞司令三者曾因莫桑比克統治權的歸屬發生糾葛。1640年葡萄牙獨立後，國王若奧四世曾力圖放棄皇家海外貿易壟斷政策，廢除王室代理製，仿效英、荷實行壟斷貿易公司的專賣製，但由於封建貴族的反對未能如願。此後，隨著莫桑比克在葡屬非洲殖民地地位的日益重要，1752年它正式成為一個單獨的殖民地，直屬葡萄牙政府管理，與安哥拉一樣實行由政府任命的總督製。
在總督製下，總督掌管軍事、行政、財政和警察大權，參與要塞司令的任命，在處理諸如殖民地保護及普遍利益時，要征求殖民地議會及葡國王代理人——首席法官的意見。議事會由殖民官員和當地人組成，首席法官由裏斯本任命，負責殖民地的司法，是僅次於總督的殖民地官員。各殖民據點設要塞司令，由裏斯本和總督選拔任命，負責殖民據點的保護、稅收和司法以及侵略和征服活動。
羅安達和莫桑比克島是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殖民統治的中心，總督府的所在地同時也是奴隸貿易的中轉站和商業貿易的主要集散市場。為維護殖民統治，在這兩地都建立了殖民軍，並在征服擴張中發展了輔助軍製。起初這兩地的殖民軍主要是葡萄牙人，他們盡管不斷得到增加和補充，但絕對人數一直不多。隨著征服規模和範圍的擴大以及土著人民反抗的加劇，白人殖民軍力量日顯不足。為此，殖民當局開始尋求把非洲土著人作為其侵略的炮灰。它在每占一地、修一座堡壘之後，就千方百計通過利誘、協迫手段把征服地的部落武裝變為殖民軍的輔助軍，甚至雇傭或強迫土著人到輔助軍隊服役，靠這些人去攻打其他土著力量，實行“非洲人打非洲人”政策。葡殖民當局稱之為“黑色武器”，視之為葡萄牙征服和鎮壓的有效工具。它先產生於安哥拉，後被推廣到莫桑比克。最初，這種輔助軍隊沒有正規軍餉，隻發戰利品，也沒有嚴密的組織和領導。到17世紀初，它逐漸形成製度，部隊軍官主要由混血種人擔當，也有為數不多的土生白人或土著酋長充任。據估計從1575—1925年間，大約有5000—20000名這類本地人部隊被用來支援在安哥拉不到2000人的歐洲人殖民軍。19世紀中葉以前葡殖民者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統治，主要靠這些部隊維持。
葡萄牙是近代第一個使用罪犯奴役殖民地的國家。它在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移民過程中，推行“佩納爾製”（PenalSystem），即流放殖民製。早在征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前，葡萄牙就不斷把在監的罪犯流放到聖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佛得角殖民地，充當水手、士兵和移民者。當注意力轉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後，流放罪犯到這兩地成為葡政府殖民的一項主要政策。17世紀，兩地罪犯的移民數遠遠超過非罪犯移民數，兩地因此獲得了流放殖民地的名聲。特別是安哥拉，從1498年迪亞戈·卡奧第二次到東非至19世紀初，安哥拉的殖民者中占壓倒多數的是葡萄牙罪犯。他們到東非後，與葡萄牙的社會渣滓一起，很快就變成了土著非洲人的剝削者和壓迫者。他們掠奪非洲人的土地和財產，有的人甚至成了種植園主和普拉佐領主。他們也從事奴隸貿易和掠奪性商業貿易，鎮壓非洲人民的反殖鬥爭，為殖民政府服務，充當士兵警察，成為葡萄牙控製殖民地、向內陸擴張的主要力量，又是殖民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和主要社會基礎。
在社會經濟製度上，葡萄牙先後實行奴隸貿易製（即龐貝羅製）、奴隸種植園製和普拉佐製。在侵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相當長的時期內，葡殖民者以掠賣黑人謀取暴利為主要經濟政策，並在掠奴、販奴過程中形成一套獨特的奴隸貿易製度，即龐貝羅製。“龐貝羅”來源於“普姆鮑”一詞，原意是“巴武姆布族的國家”，它是內陸奴隸貿易的起點，由此經過姆巴塔省、聖薩爾瓦多，最後到達羅安達，將奴隸出口。後來這一詞被葡殖民者轉音為龐貝羅（Pombeiro），並賦予特定涵義，專指內地奴隸貿易的中介人。龐貝羅最初是葡萄牙人，後逐漸為土著上層人物或混血種人所代替。他們先接受如何販奴和帶領奴隸商隊的專門訓練，然後深入內地販運奴隸，送到沿海奴隸堡的奴隸販子手中，從中取利。這樣，歐洲人基本上不再深入內地販奴，而隻在沿海奴隸商站和奴隸堡等待龐貝羅的到來。它改變了奴隸貿易的結構，變殖民者單一貿易為殖民者與非洲人的共同貿易。殖民者掠賣非洲人，非洲人則掠賣自己的同胞。這一製度的形成，不僅使殖民者避免了在掠販黑人時遭受非洲人的直接打擊，而且削弱了非洲人抗擊殖民侵略的力量，把一部分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土著統治者誘入這一罪惡勾當中，從而使奴隸貿易愈演愈烈，規模愈來愈大，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先後成為大量出口奴隸的“黑人母親”和“黑人工廠”。
18世紀中葉，當黑奴貿易正興盛時，有的葡萄牙殖民官員曾對此提出異議。1765年出任安哥拉總督的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科廷霍曾力圖改變這一局麵，認為奴隸貿易對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統治和商業發展極為不利，使安哥拉喪失了應有的活力，盡管它有利可圖，但也隻是權宜之計，而非殖民統治長治久安的良策和主要追求目標。他主張發展殖民地農業的自給自足，興辦企業和地方工業，借此維持安哥拉的活力，消除非洲人的敵對情緒，達到統治的長治久安和掠奪的經久不衰。為此，他在任內采取了某些措施，如在羅安達和寬紮河畔分別建造船廠和鑄鐵廠，建技術訓練學校，將比伊和休伊拉高原地區作為內陸殖民化的核心，把先前在卡帕羅洛河附近建立的一個殖民要塞遷到現今的卡孔達，使之成為該地區殖民和貿易中心，以此吸引周圍非洲人進入他們的社會。然而，他的計劃和努力最終成為泡影，因為經濟落後的葡萄牙的生存離不開巴西的繁榮，而巴西的繁榮又離不開安哥拉的奴隸。葡萄牙殖民主義史學家直言不諱地承認：“巴西的軀體在美洲，而靈魂在非洲，沒有黑人就不會有伯南布哥，而沒有安哥拉，也就不會有黑人。”因此，葡萄牙政府根本不理會科廷霍的建議。
葡萄牙在佛得角、聖多美等地實行的奴隸製種植園經濟擴大到了安哥拉。16世紀初，葡萄牙人在安哥拉開始辦種植園，但主要集中在今安哥拉北部，經營者也多係聖多美的殖民者。17世紀30年代，聖多美的一位名叫加斯帕·阿爾瓦雷斯的殖民者在今安哥拉和剛果擁有100個種植園，數千名奴隸，其規模之大、奴隸人數之多並不比聖多美等地的某些種植園遜色。不過這一時期，葡殖民者在安哥拉推行的經濟製度主要不是奴隸製種植園經濟，而是黑奴貿易。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西洋奴隸貿易逐漸轉衰後，一些殖民者才紛紛向葡萄牙政府建議在安哥拉發展以農業為基礎的種植園經濟。如一位叫洛佩斯·德·利馬的殖民者曾建議說：“今天這裏（安哥拉）的奴隸中有20—40%的人係長期定居，但隨著我們的城市居民和普雷西多們決定開墾和利用土地，奴隸的人數將會飛快增長，盡管這會引起巴西同行們的反對……而且，當那些曾與我們結盟的內陸索瓦（土著酋長）最終確信已再不能向外國販賣他們的臣民和囚犯的時候，那末，我們最好是雇傭這些人在土地上勞作，通過向市場銷售他們在殖民地所生產的商品榨取利潤。”於是，葡萄牙政府調整經濟政策，注意發展奴隸製種植園經濟。很快，羅安達地區和本格拉高原成為葡殖民者開辦種植園的中心。1850年，羅安達的種植園內就有6020名奴隸在勞動，且多為女奴，占該地總人口的近一半。到1870年，羅安達至寬紮河地區形成大規模的種植園。10年內，沿河的大部分肥沃土地均落入葡種植園主手中。到1890年代，該地區已有28個咖啡種植園近3800多名奴隸。在本格拉地區，19世紀40年代在木薩米迪什的葡萄牙人始建種植園，種植甘蔗；到60—70年代，隨著棉花引種的成功，該地區的種植園經濟得到廣泛發展，在種植園勞作的奴隸估計有2000—4000人之多。他們在監工（往往是奴隸）的監督下，在種植園集體勞作，每天往往從日出一直工作到日落，中間隻給一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他們沒有人身自由，種植園主或監工可以隨意處罰他們，並隨時可能被種植園主作為貢品、商品和祭品而被進獻、買賣和殺死。
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讚比西河流域實行普拉佐製，產生於16世紀末。當時，侵入該地區的葡商人、士兵、冒險家以及流放犯發現這裏的社會與封建製的葡萄牙沒有多大差別，土地由酋長控製，酋長有一定的獨立性，對國王或大酋長的忠誠體現在納貢、服軍役和效忠誓言上。他們認為這是掠奪土地建立殖民統治的好條件。這一時期正值非洲社會政局不穩，最大的王國莫諾莫塔帕的讚比西河各領土受到馬津巴人及其鄰近部族的攻擊，內部不斷發生反莫諾莫塔帕的叛亂，一些酋長間也不斷發生衝突。於是，葡殖民者利用這些統治者尋求幫助、擺脫困境的急切心理，乘機憑借其武力和財力，或者支持一方打一方，或同時支持交戰雙方，然後以功臣自居，通過誘騙或武力征服的手段，從國王或酋長們手中掠取大片土地以及對土地上非洲人的統治權，將其變為普拉佐，他們自己則成為普拉佐的主人。
隨著葡萄牙1640年擺脫西班牙而獨立，葡政府加快了對莫桑比克的侵略擴張，力圖將其行政管轄權擴展到讚比西地區。普拉佐的出現，使葡萄牙當局意識到這是實現其願望的好辦法。葡王室把讚比西河南部大部分領土作為未來普拉佐特許地，以每一普拉佐不超過三平方裏格的規模特許給對王室有傑出貢獻的人，規定受封人須在封地上居住，與封地上的歐洲人結婚，負責普拉佐的經營開發。普拉佐製由此發展起來。然而，在普拉佐的發展過程中，葡政府的規定並未得到嚴格執行，有的普拉佐的麵積不斷擴張，有的特許權已轉入投機者手中，有的普拉佐主則與當地非洲人、印度人結婚，形成混血人，且一些貴族、官僚和傳教士也加入普拉佐行列。17世紀末，為確保殖民當局的統治權威以及在讚比西地區的白人人數，葡政府對普拉佐重新加以規定，特許的普拉佐的繼承權隻限於長女，同時她必須嫁給出生於葡萄牙的葡國公民，否則取消其繼承權；另外也把一些普拉佐作為嫁妝特許給少量王室仆人和貴族的遺孀、孤女，作為生計補償，她們同樣也須與葡萄牙出生的公民結婚，她們對普拉佐的財產擁有獨享權和轉讓權（限於女性三代，即最初承租人、她的長女和長孫女），可以向普拉佐的土著居民征收年貢，但要向葡政府交納免役稅和什一稅。至此，普拉佐最後變成了“讚比西主婦”。葡政府從克利馬內到奇科瓦、再到索法拉劃界，將其土地劃為一塊塊普拉佐或大地產，麵積從3—4平方裏格到8—9平方裏格不等。到1806年，克利馬內、塞納、馬尼卡、太特等地區共有502個普拉佐莊園，而且出現了大普拉佐吞並或控製小普拉佐的局麵。1801年，讚比西流域有14或15個大普拉佐控製了約112個小普拉佐。
關於普拉佐的社會性質，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學者多認為是奴隸製，也有的認為是葡—非封建製。實際上它是歐洲封建製與非洲奴隸製的混合物。從它的發展過程及普拉佐主與葡萄牙和非洲人的關係看，它帶有封建性，某種程度上仿效了葡萄牙的早期封建製。形式上，獲得普拉佐要經過葡王室的特許，普拉佐主對葡王室有一定的封建義務，這類似歐洲早期的封建領地製。而普拉佐主則是通過土著酋長向以部族或村社為社會單位從事農業生產的非洲人（在普拉佐上稱科洛諾，Colonos，即佃農，tenantfarmers）征稅，實際上是改頭換麵的歐洲的人頭稅或地租。所征多為實物，起初主要是象牙，有時奴隸也可頂替，到19世紀上半葉奴隸逐漸成為主要的貢納物。此外，這些科洛諾人也要隨時準備為普拉佐主進行無代價的工作。但從普拉佐的整體發展來看，它又體現了很大的奴隸製性質，它不僅帶有非洲固有的奴隸製的痕跡，而且受奴隸貿易的影響，產生了一些特殊的奴隸製因素。
在普拉佐社會階層中，除了科洛諾和普拉佐主，還存在著一個伊斯克拉沃階層（escravos），即奴隸階層，他們是一些被買來或是被掠奪來而沒有被賣掉的非洲人。關於奴隸的人數，有不同的記載。有的說到1806年在讚比西地區502個普拉佐共有奴隸21827人，有的則說1759年有1個普拉佐的奴隸就達6000人，有10個超過1000人，有11個有500—1000人，甚至還有的普拉佐擁有33500名奴隸。總之，這個階層的人數較多，主要從事采礦、貿易（販賣黑奴和象牙）、狩獵、普拉佐主的家內仆人、士兵以及種田。他們幾個人編成一隊或一組，在監工的監督下為普拉佐工作。1831年，一位意大利籍的代理商曾觀察讚比西河一個普拉佐組織奴隸開采黃金的情形，他記述道：“受雇在礦上工作的奴隸通常被分成若幹因沙卡（Insakas），每一因沙卡由六名女黑奴組成，而且隻有婦女進行開采工作，她們由一個女恩亞科達（Nyakoda）負責。她每次向屬下下達一個星期的工作任務，一周勞動四天，每位女奴一周必須為普拉佐主取得六坦加（Tangas）的黃金，其餘的歸自己。一般女奴往往在第一天就完成定額，出現這種情況，其餘三天也不會再增加定額。巴雷斯的礦主們一般都有進口的布和串珠，他們把這些東西以高價賣給奴隸。另外，奴隸們也秘密地從過路商人那裏購買他們所需的東西。”由此可見，奴隸被集體組織來為普拉佐工作，而且與當地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家長奴隸製的影響有關。但她們的人身並不自由，不能隨意離開普拉佐，更不得逃跑，甚而勞作時也被繩索連結在一起。19世紀末，約翰·威洛比在訪問讚比西河流域一個莊園時看到有兩隊奴隸（每隊有12名婦女組成）正在從河岸向農場搬運東西，其中大多數婦女背負嬰兒，每個人都脖套鐵環，相互間有一根連結鐵環的重鏈子將她們拴在一起，以防逃跑。普拉佐主也可以將他們重新賣掉，不論是從事什麼樣工作的，即使是頗受主人賞識的奴隸也避免不了這種命運。這種現象到19世紀東非奴隸貿易興盛時尤為明顯，以致於普拉佐由於勞動力缺乏而造成農業和采礦業凋敝，許多普拉佐因此而衰落。
此外，普拉佐製從一開始就未能觸動非洲社會的基本製度，保留了非洲傳統的社會製度如家長奴隸製、村社製，利用其為殖民統治服務。普拉佐主與領地上的一般非洲人發生關係主要是通過酋長或頭人，傳統的酋長和頭人對非洲人仍起著支配作用。在有的地方，有的部族甚至仍然維持以血緣親族為基礎的社會組織。由此可見，普拉佐是一種混合物，主要由早期歐洲封建製與非洲奴隸製結合而成。
17世紀中葉以後，普拉佐成為葡萄牙掠奪莫桑比克的重要手段。在讚比西河沿岸，它主要以農業為主，種植油棕、玉米、稻米等；在太特地區，它以黃金開采和象牙貿易為主。18世紀時，讚比西河口的普拉佐盧阿博已成為莫桑比克整個地區的糧倉，不僅向塞納、太特和莫桑比克島提供稻米，甚至輸往葡屬印度果阿。進入19世紀，隨著東非奴隸貿易的興盛，普拉佐的主要經濟生活轉向掠賣奴隸和象牙。普拉佐主憑借豢養的由奴隸組成的私人軍隊，不僅對土著居民和奴隸進行掠奪和剝削，鎮壓非洲人民的反抗，也因本身坐大而不時抗拒葡殖民當局的命令，引起葡政府的不安。殖民當局開始尋求辦法，維護其在該地的權威。1832年裏斯本宣布普拉佐為非法，1838年又頒令停止對普拉佐特許權的延續，規定普拉佐將隻被允許對土地租賃三年。另外，鑒於從18世紀起出現“在外普拉佐主”（他們脫離普拉佐，居住在莫桑比克島或裏斯本、果阿進行遙控），以及普拉佐不經營農業、專事奴隸貿易的現象，規定租地在三平方裏格以上者必須在租地居住，並在一年內保證土地得以耕種。1854年，葡萄牙再次頒令廢除舊普拉佐製，實行新製。新的普拉佐有一定租期，規模也不超過三平方裏格，承租者在五年內必須使租地得以耕種，並直接向政府交納收入10%的租稅；昔日的普拉佐被改為定期租賃製，並必須辦理租賃許可手續，因此而遭受的損失將由政府予以補償。但由於普拉佐領主的阻撓，這些條令始終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一直到20世紀初舊普拉佐製才被真正廢除。這種製度的長期存在是葡屬莫桑比克特別落後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強製推行基督教，將它作為侵略的工具。1506年（或前一年），一些教區神父和教派代表從葡萄牙來到索法拉和莫桑比克島，開始傳教。安哥拉大致在同一時期也傳入基督教。安哥拉的傳教士主要是多明我會教士，他們除傳教外，也狂熱地參加奴隸掠奪和販賣，認為隻有把黑人賣到美洲種植園才有可能使之成為基督徒。他們也參與黃金及象牙貿易，掠奪土地，經營種植園或莊園，甚而直接卷入征服活動，致使非洲人民對之深惡痛絕。由於其教義遠離非洲現實，葡萄牙的宗教侵略未能取得大的進展。在莫桑比克，馬津巴人1590年在對塞納和太特進攻時處死幾名傳教士，其餘的也撤離了這些地區。從此，葡萄牙在內地的傳教衰落，到1630年整個殖民地隻有不到50名傳教士；18世紀末，基督徒總數也不過2141人；1825年，傳教士僅有10人，其中7人還是果阿人。安哥拉的傳教活動在18世紀也呈衰落之勢。1716年，主教的駐區已從聖薩爾瓦多移到羅安達；1800年時，安哥拉僅有9個或10個神父、25個教區牧師，其中半數以上是非洲人。天主教的活動範圍大大縮小，羅安達成為其活動中心，很少到內地傳教了。由此可見，在19世紀中葉以前，由於葡萄牙人的傳教活動與奴隸貿易糾纏在一起，葡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文化侵略並沒有取得多大成效。
五、安哥拉、莫桑比克的社會變化和早期啟蒙運動
到19世紀中葉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葡萄牙300多年的殖民統治下，社會的正常發展被破壞，隻能沿著畸形的殖民化道路發展。
奴隸貿易不僅使兩地的強壯勞力被掠賣出口，造成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農業生產凋蔽，而且因其獲利既快又易，把許多非洲人卷入脫離生產、專事掠奴的活動之中。19世紀中葉，利文斯敦探險到讚比西地區時親眼目睹了這一狀況：“當奴隸貿易開始時，對許多商人來說，似乎賣掉奴隸成為較快的致富手段……而且他們在繼續出口奴隸，直到連為之勞動和賣命作戰的人都沒有了，就像殺雞取卵的故事一樣。咖啡、甘蔗種植園和金礦開采也都被放棄，因為勞工被出口到了巴西，許多葡萄牙人那時都在掠奴。”
奴隸貿易特別是龐貝羅製的形成，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奴隸製沿畸形方向發展。一方麵，大量的黑人被作為奴隸出口，瓦解了兩地固有的家長奴隸製，阻礙了原有奴隸製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麵，大量勞動力被掠賣出口又使農業及正常貿易遭受破壞，其結果，非洲社會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嚴重威脅土著王國和部落的生存發展。然而奴隸貿易獲利既快又大，引誘許多酋長、國王等土著上層人物相繼卷入，這又極大地刺激了非洲各王國之間、各部落之間的相互攻掠，以求將對方掠賣為奴。這種惡性循環既加深了非洲人之間的敵對，又改變了非洲傳統奴隸製發展的軌跡，掠奴、蓄奴和販奴則成為土著王國、部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這種畸形奴隸製支配下，一些王國或部族的勢力在激烈競爭中衰落，另一些則在角逐中崛起或強大。這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遠比人口的喪失深遠得多。它不僅嚴重影響了兩地區社會的內聚力，破壞了非洲人民抗擊殖民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進程，也使非洲的部落和村社製度得以長期頑固地存在和發展。
大規模的種值園和普拉佐製的發展，某種程度上瓦解和破壞了傳統的公共土地所有製，引入了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私有的觀念與製度（盡管理論上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均係葡王室所有，但實際並非如此）。這對社會發展相對落後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本應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由於它們在這兩個地區的出現是建立在殖民掠奪基礎之上的，主要是以封建的甚至是奴隸製的手段進行掠奪，因而土地製度的變化給兩地帶來更多的是災難，更加有利於葡萄牙的掠奪。後來在葡萄牙掠奪莫桑比克中起重要作用的三大公司（莫桑比克公司、尼亞薩公司和讚比西公司），就是在普拉佐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
奴隸貿易以及黃金、象牙貿易的發展，引起兩地區（無論是殖民占領地或非殖民占領區）某些地方的經濟由昔日以農業為主轉變為以殖民商業貿易為主。它刺激一些舊王國變為與之相適應的商業王國，如馬塔巴、卡桑熱以及幾個奧維姆崩杜王國；同時崛起了一批新的以貿易為主的強大部落和王國，諸如安哥拉高原上的姆維拉族的胡伊拉國、恩加烏國，奧維姆崩杜人的比赫王國、恩杜盧王國和貝隆杜王國。它們在奴隸貿易中充當龐貝羅角色，並組織象牙、橡膠商隊與葡人貿易，控製內陸商路，從中獲利，維持國家和政治組織的生存。它們的發展、繁榮及至衰落均受製於葡萄牙殖民掠奪，一旦喪失了對商業貿易線的控製以及與殖民者商人貿易的機會，王國的發展就受到影響。如安哥拉的卡桑熱王國，19世紀以前一直是葡商人與內地隆達王國進行奴隸貿易的中介，並因此成為一個較強大的王國。19世紀初，葡殖民商人麵對禁奴運動的發展，非洲西海岸奴隸貿易利潤日漸下降，對卡桑熱充當奴隸貿易中介商不再感興趣，尋求與內陸的直接奴隸貿易。為此，1806年殖民當局派使者到隆達王國，探討直接貿易的可能性。兩年後，隆達使者到羅安達與葡殖民當局達成直接奴隸貿易協議，開辟了穿越因班加拉人領土不受卡桑熱控製的新奴隸貿易商路，結果卡桑熱王國因此由盛轉衰。等到奴隸貿易大範圍廢止後，這些王國愈益走向衰敗。
這兩個地區的農業經濟也發生了某些變化，除種植原有的作物如小麥、稻子外，還引進了一些美洲作物。在安哥拉，大約從17世紀起，在殖民據點周圍開始種植玉米、木薯。此後，玉米、木薯逐漸成為許多地方的重要糧食作物。西紅柿、煙等產品也相繼傳入。19世紀巴西獨立後，許多葡萄牙人紛紛逃亡安哥拉，他們將咖啡、棉花、甘蔗種植技術帶到沿海地區。到19世紀中葉，在寬紮、邦戈和登迪河穀，非洲人已小規模種植棉花、咖啡、蜂蠟和棕櫚。內陸的家畜畜養業也發展起來，一些來自葡萄牙阿爾加沃省的漁民率家眷來到這裏，開辟了安哥拉的漁業。在莫桑比克，類似的變化也在發生，但沒有安哥拉明顯。
在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社會階級結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盡管1820年以後葡萄牙法律已明文規定，所有安哥拉人都是葡國公民，但在兩地區依然存在等級差別懸殊的不同階層。葡萄牙白人逐漸成為兩地區社會的最高統治階級，他們人數不多，但占據主要的統治職位。他們之下是混血階層。由於殖民者尤其是移民來到兩地時大多係男性，這給殖民地的白人繁衍帶來困難，雖經殖民當局多次努力，輸送白人婦女（多為妓女）到殖民地，但成效不大。因此，殖民者和移民紛紛與當地女奴同居，產生了一大批混血兒。到18世紀時，他們的穿著仿效歐洲人，既會講土著語，也會講葡萄牙語；他們受過教育，其中有的人還到葡萄牙留學，並信奉天主教。他們追隨白人殖民者，充當殖民官員，也狂熱地從事奴隸貿易，占有種植園和普拉佐莊園，與白人一起壓迫剝削土著非洲人，有時甚而自恃土生土長，是天然的統治者，與葡政府和殖民當局對抗。他們之下是非洲人的上層，包括國王、酋長及其屬下官員。普通非洲人和奴隸構成社會的被統治階層。土著上層具有二重性，他們一方麵被迫向殖民者稱臣納貢，充當殖民統治的禦用工具；另一方麵繼續利用傳統權力壓迫和剝削自己同胞，充當傳統社會的統治者，甚而從事掠賣同胞的奴隸貿易勾當。黑人奴隸處在社會的最低層。他們的來源主要不再是因債務、犯罪或交戰被俘，而是專門掠奪而來。他們從事各種生產活動，包括農作、開礦以及商業運輸，充當掠奴工具和殖民輔助軍炮灰，並隨時有被主人買賣和殺死的危險。
進入19世紀後，葡萄牙本國經曆了拿破侖入侵和資產階級革命。葡萄牙的政治動蕩和經濟落後，造成殖民地統治的不穩。繼巴西1822年脫離葡萄牙獨立後，在安哥拉產生了以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為首的分離主義思潮。
19世紀，土生白人尤其是混血人的勢力在安哥拉社會中得到加強，他們在殖民政府中占據相當地位，往往以安哥拉人自居，其中有的對葡萄牙的腐敗衰落深表不滿。他們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安哥拉傳播共和主義，並把共和與脫離葡萄牙統治相聯係，形成分離主義思潮。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產生了一係列維護土生白人和混血兒利益的團體、俱樂部，如1851年前不久成立的羅安達安哥拉省商業利益促進委員會和後來的羅安達商業協會等。報刊成為其宣傳共和與分離思想的喉舌。1842年，安哥拉發行了最早的刊物《黎明》文學雜誌；三年後，又出版了最早的報紙《總督官方公報》。這些報刊大多由歐洲人或土生白人及混血人經營，不僅成為表達這些人自由思想的神聖工具，而且也是揭露不公正和虛偽的武器。其中《南方十字星》報最著名，它創刊於1873年，由歐洲人、非洲人共同寫稿，積極鼓吹用共和方式解決安哥拉問題，要求徹底變革安哥拉殖民統治，在當時影響很大。
19世紀60—70年代，安哥拉逐漸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多由土生白人和混血兒組成，大多在本地接受過歐洲初中等教育，有的甚至到裏斯本接受高等教育。他們紛紛給報刊撰寫文章，或者宣揚共和主義，反對葡萄牙的專製主義；或者揭露葡殖民統治的腐敗和不公正，甚至宣揚安哥拉自治和脫離葡萄牙的分離主義。混血人記者、作家兼律師若澤·德·豐特斯·佩雷拉（1823—1891）曾發表大量文章，抨擊葡殖民統治。他寫道：“事實證明，除了奴隸製的欺騙和鐐銬這種葡萄牙人僅有的殘酷對待和壓製土著人的手段外，我們不能指望從葡萄牙得到任何東西。根據這一結論，我們宣布，我們既不相信葡萄牙殖民者的好意，也不相信它的誠實，它的成員隻不過是為了引誘其受害者而哭叫的鱷魚。我們太了解他們了！讓他們滾蛋吧！”他的不屈精神使他死後贏得了“安哥拉新聞事業的先輩”和“鬥爭最力、鬥誌最旺”的安哥拉作家的稱號。
從事分離主義活動的人主要是從維護土生白人及混血人的利益出發，他們所講的安哥拉人主要是指受過歐洲教育的安哥拉人。盡管他們對土著非洲人的處境有時也表示同情，但並不真正代表非洲人，因此其運動的成效不大。然而，他們的近代化鬥爭方式以及抨擊葡萄牙殖民統治、謀求安哥拉自治甚至擺脫葡萄牙統治的思想，客觀上影響了土著非洲人。非洲人也開始仿效歐洲人的各種社會俱樂部和專業團體，建立自己的社團。他們的反葡鬥爭也有了新的發展。1835—1845年本格拉附近發生了長達十多年的非洲人和混血種人的反葡暴動，其規模之大連殖民當局也無可奈何。到19世紀60年代，非洲人的反葡鬥爭出現了新的高潮，當時的總督阿馬拉爾害怕安哥拉全國暴動，預感到葡萄牙在安哥拉要遭到法國在海地的同樣命運。安哥拉土著非洲人的覺醒已初步孕育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為日後的民族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
剛果河流域各國
剛果河流域是指大西洋與坦噶尼喀湖、博木河與盧瓦普拉河之間的中非熱帶森林地區。這裏雨水充沛，可耕地資源豐富，住著班圖人的許多分支：巴剛果人、盧巴人、庫巴人、隆達人、姆崩杜人等等。自14世紀出現剛果王國以後，到16世紀初期，各支班圖人大都已經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有的還建立了國家，如盧巴王國、庫巴王國、隆達王國等。各地區之間互通有無，貿易往來頻繁，促進了生產的專業化和產品數量與種類的增加。到18世紀末期以後，由於奴隸貿易的步步侵蝕和歐洲殖民者的入侵，掠奴戰爭以及爭奪王位的內訌頻頻發生，各王國逐漸走向衰落。
一、剛果王國的盛衰
剛果王國在進入16世紀以後，仍是剛果河流域最重要的一個國家。王國版圖遼闊，下轄八個省：沿海地區的索約省、姆邦巴省；北部的恩鬆迪省；南部的溫博省、旺杜省、姆龐古省、姆巴塔省和姆龐巴省。另外，北方的羅安果王國和南方的當博、馬坦巴、恩東戈等王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認剛果王國的宗主權，經常向它納貢。17世紀，當剛果王國處於鼎盛時期時，西至大西洋沿岸、東達寬果河、北抵尼阿底河、南迄寬紮河，幾乎都在它的控製之下。
隨著王國版圖的不斷擴大，國家機構也相應地建立和完善起來。整個王國實行中央集權製。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以國王為首的貴族集團（稱姆維西剛果）手裏。國王是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兼領最高司法權，根據剛果習慣法，死刑往往由國王裁決。各省的省督和中央高級官吏由國王任命。但國王的權力是有限的，他沒有土地所有權，也不能隨意轉讓王國的土地，在每個重大問題上都必須征詢貴族會議的意見。國王臨終時，無權指定繼承人，而須由貴族會議從國王嬪妃之子中選出。因為國王的正妻來自姆巴塔省的恩薩庫·勞家族，為了避免一族的勢力過分強大，剛果傳統習慣規定，王位候選人隻能從前王的嬪妃之子中產生，她們一般是中央坎達（氏族）的成員，或是國王的近親和享有姆維西剛果稱號的姐妹。
輔佐國王的中央高級官吏包括：處理貴族之間糾紛案件的司法官“凡戈凡戈”；負責統領軍隊的指揮官“馬卡卡”；一名司庫和二名稅收官。到17世紀中期，這些官職大都變成某些家族世襲的職位。國家的常設武裝力量是國王衛隊，它由四名軍官指揮，駐紮首都，以保衛國王和貴族的安全。除衛隊外，剛果王國沒有一支全國統一的常備軍，當國王決定要打仗時，由“馬卡卡”負責傳令給各地貴族和省督，讓他們在所轄地區征集軍隊，並帶到指定集合地點。17世紀時，一位葡萄牙人的報告提到剛果國王一次能征集到約八萬人的軍隊。
貴族會議（稱“勒·姆班達”，nembanda）是剛果王國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常設機構，它由12名成員組成，包括8名來自王國中心地區一些大氏族裏的首領和4名已故國王的妻子、嬸母或姐妹。他們負責協助和監督國王處理國家重要事務，至少在理論上，宣戰、官員的任免、道路的開通或關閉，都要經過貴族會議的同意。國王作出的一些重大決定，也由貴族會議負責監督實施。
國王在各地的代理人是各省省督。他們擔負三個重要職責：在軍事方麵，負責為國王征集軍隊，因而有軍事首領之稱；在經濟上，負責為國王征收貢物和管理商道，貢物數量不定，當國王力量十分強大且風調雨順的時候，省督上交的東西較多，相反則較少；在司法上，負責審理民間糾紛，以國王的名義作出判決。為防止省督權力過大，構成對王位的威脅，每位國王在上台之初，便從自己的親信或親屬中選派新省督；平時，鼓勵省督把子女送到首都接受教育。每隔三年的7月25日，各省省督要帶大量禮品來首都覲見一次，以示效忠。另外，國王還經常向各省派出特使，對省督的政績進行考察。
省以下的行政單位是姆維拉和坎達。前者由若幹個互相通婚的坎達組成，相當於一個部落聯盟，其首領為部落酋長，管轄幾個甚至數十個自然村落。在15—17世紀到過剛果的歐洲人，一般把這一層行政組織稱為縣或區，實際上，這是套用了當時歐洲行政機構的名稱，二者並不相同。姆維拉與縣或區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奠基於血緣關係之上，部落酋長選自最強大的氏族酋長，不是省督直接指派的行政官員；而歐洲的縣或區是按地域劃分的，其行政長官或由上級任命，或由本地推舉上報批準，他們不一定與本地有血緣關係。坎達（歐洲人稱為村）由若幹個血緣親密的姆武穆（支係）組成，姆武穆內則含有若幹對偶婚性質的家庭，它們大多數實行一夫多妻製，自16世紀基督教在剛果傳播後才有少數教徒過一夫一妻製的生活。
姆維拉和坎達酋長的一個主要行政職能是向本族人征收貢品，收齊後交給省督。各省省督除留下一部分作為己用外，餘者送往首都。貢品包括奴隸、象牙、棕櫚纖維布、鹽和皮革等，通常是各地特產。這種進貢製度在剛果人政治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它象金字塔一樣，從地主到中央層層上貢。王室在收到貢品後，一般隻留下一部分，大多數是被國王賞賜給下麵的大臣，以及作為回報，給其他省督帶回去，省督再如法炮製。如沿海省份進貢鹽、貝殼、幹魚等物品，國王則賞賜給他們較為缺乏的淡酒、糧食和獸皮。因此，剛果的進貢製除表示政治上的效忠服從外，還起到了一種物物交換、互通有無的商業功能，無形中建立了一個商業貿易網絡。剛果國王通過控製這個網絡以及某些緊缺物品，如恩讚布貝殼、精美的棕櫚布、尤其是後來的歐洲舶來品，增強了自己在臣民中的威信。除此之外，對於某些人來說，進貢還有依附目的。置身於別人的保護之下，“對貧窮、孤立和被不安全包圍的居民們來說，依附一個較大的、較安全的團體是十分重要的”。相反，一個集團或個人如果沒有交納足夠的物品，往往會有災難性的後果，行政官員（包括省督）有被革職的危險，普通百性則可能被罰為奴隸。直到18世紀，剛果王國的財政收入和對它族的統治權都是通過納貢實現的。
姆維拉和坎達起到的另一個重要職能是分配土地。在剛果王國，土地私有權一直未被普遍確立。土地最高所有權掌握在姆維西剛果，即貴族集團手裏，由他們負責給姆維拉劃分土地。每個姆維拉都擁有大片土地，包括現耕地、休耕地，也有荒地和山林。姆維拉酋長對全部土地負有管理責任，如維護部落土地的完整性，調整各坎達之間的土地糾紛，有權決定把山林、荒地交給外來氏族使用。各坎達的酋長則負責把本氏族的土地劃分給姆武穆。姆武穆的首領再把它劃成小塊，分配給成年男女成員耕種。每隔一定時期，坎達的酋長和姆武穆的首領都要重新劃分一次土地。至於狩獵的森林則屬於整個姆維拉，不劃分使用區域。此外，在剛果王國的少數省份裏，部分土地還實行氏族集體所有、集體耕種的製度。
貴族土地私有製作為一種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16世紀已初具規模。當時有三種形式：一是國王的封地，即由國王分封給各省省督的土地。封地上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和全部收入歸省督。有時省督還把封地再分封給下屬貴族，以換取他們的支持。二是一般貴族的私有莊園，通常是在職省督利用權力蠶食、肢解某些部落的公有土地，或者到森林和荒原中開辟一塊土地，以傳給後代和其他旁係親屬而形成的。三是國王賞地。大約從16世紀中葉開始，剛果國王常常把一些土地連同上麵的村落和居民賞賜給他喜歡的貴族或客人，這類村莊被稱為“金甘古”，意即“獻出的村莊”。許多史料表明，隨著階級分化的加劇和省督、貴族權力的增大，越來越多的部落公有土地直接或間接地轉化成貴族私有土地。例如在姆邦巴省，16世紀末隻有一塊為曆屆省督所有的國王封地，但100年後，佩姆巴、先鮑、列比塔和布姆比等四個部落的土地都被貴族占有，占全省土地麵積的1/3左右。
伴隨著這兩種土地所有製，在剛果王國出現了兩種奴隸製並存的局麵：一種是在廣大部落氏族組織中流行的家長奴隸製（一譯父權奴隸製）；另一種是在貴族封地、莊園裏初步發展起來的大奴隸製（一稱勞動奴隸製）。
家長奴隸製通常產生於原始社會解體和階級社會形成時期，在古代希臘、羅馬很快轉化為大奴隸製，成為奴隸製的一種典型形態。但是，在剛果王國，家長奴隸製幾乎與該王國共始終，存在的時間很長。在剛果許多地區，家長奴隸主要是債務奴、因窮困所迫而投靠其他氏族的“自願”奴隸和戰俘奴隸。他們與主人家庭的其他成員一起從事農業生產，兼為主人做家務。勞動果實除了留下糊口以外，其餘上交給主人。主人有義務向奴隸提供工具、衣物和住所，以及為成年奴隸完婚、建立家庭。當奴隸犯罪受到處罰時，主人要代為支付賠償。同希臘、羅馬典型奴隸製相比，剛果家長奴隸製下的奴隸受到的剝削較輕，他們同主人在生活方麵懸珠也不是很大。主人稱呼奴隸為“巴納”（Bana，意為“孩子”），奴隸稱呼主人為塔塔（Tata，意為“父親”）。根據傳統習俗，如果奴隸沒有犯罪，主人不可以把他們賣掉。平時，這些奴隸在衣食住行方麵同自由民相差無幾，隻有當他們同主人說話而下跪時才顯示出他們的奴隸身份。主人及其家眷也要下田幹活，因此，他們並不是完全依靠剝削為生，奴隸也沒有承擔主人家裏的全部勞動。另外，剛果家長奴隸的地位變動性較大，贏得主人歡心而受到賞識的奴隸可以擺脫奴隸身份，有的甚至成為主人的代理人，單獨出去經商或替主人辦事。
剛果大奴隸製是到16世紀晚期隨著貴族土地私有製的發展和階級分化的加深，在家長奴隸製的基礎上興盛起來的。當時，在首都聖薩爾瓦多和索約省府集中了大批奴隸。據統計，在17世紀上半期，聖薩爾瓦多有約6—7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奴隸，他們負責供應住在首都9000—12000名貴族和奴隸侍從的糧食。也有許多奴隸在國王的礦山裏采掘金和銅，或充當國王的衛兵。在阿爾瓦羅二世統治時期（1587—1614年），大約有16000—20000名奴隸衛兵，他們由4名剛果貴族統領，駐紮在首都和其他戰略要地，擔負守護任務。在貴族封地和私人莊園裏，有眾多奴隸在劃好的地塊上替主人耕種。所有的農活，除了開墾荒地外都是由女奴隸完成的，而男奴隸一般從事各種手工業、為主人建房和充當搬運夫等。這些奴隸的生活非常不穩定，稍有使主人不滿意之處，主人就會收回土地，甚至把他們賣掉。
國王和貴族獲得奴隸的渠道包括地方酋長和省督的進貢，以及通過戰爭擄掠異族人為奴。許多史料表明，在非洲以掠奴為目的而發動戰爭，是葡萄牙等歐洲人販賣奴隸的結果。16世紀以前，非洲內陸各地尚未出現掠奴戰爭，隻是在此以後，隨著美洲大陸的開發、奴隸需求量的飛漲，歐洲奴隸販子不斷雲集中、西非沿海港口，用槍枝、烈性酒等物品引誘某些非洲人出賣奴隸給他們。剛果王國也不例外，為了獲得大批歐洲商品，剛果國王和貴族在把本族罪奴賣掉以後，隻能通過向外發動戰爭而重新獲得奴隸去交換，當時主要是向東北部的提奧人發動襲擊。當然，也有許多奴隸被留下來從事各種生產活動。一般說來，戰俘奴隸的處境比較悲慘。他們勞動強度高，動輒被賣往他鄉，而且他們都身帶奴隸的屈辱標記，如穿透鼻孔、割傷耳朵、烙鐵燙印等，甚至出現以異族奴隸殉葬的慘景。
這種占有大量奴隸、以奴隸勞動為目的的大奴隸製，盡管是家長奴隸製的發展趨勢，但在16—18世紀的剛果尚未構成剝削的主導形式。廣大部落的家長奴隸製仍然較為普遍，且奴隸勞動還沒有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據估計，在17世紀，整個剛果王國的奴隸總數約十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5。可是，除掉奴隸侍從和衛兵以及準備賣往海外的奴隸，實際從事生產活動的奴隸並不多，社會生產尤其是農業生產主要依靠剛果本族的下層“自由民”。剛果奴隸製總體上的不發達性，在表麵上似乎是由於當時部落擁有土地占優勢的結果，實際上是由剛果人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決定的。
剛果族是一個農業民族，種植高粱、穀子、薯芋和豆類等農作物。在農業生產中，男女有嚴格的分工，成年男子負責清理地裏的灌木和開墾荒地，其餘從翻地、播種、管理到收割的全部農活都由婦女承擔。他們每年種植兩季作物：9月底雨季開始後進行第一次播種，12月份收獲；12月底和1月份再次播種，4月底第二次收獲。農業生產工具包括鋤、刀、斧、鉤鐮等，婦女使用一種短柄手鋤翻地，她們尚未掌握用犁技術。為了恢複地力，剛果人實行土地休耕製，休耕時間一般為三至五年。不合理的分工和較原始的生產工具，造成這裏的農業產量一直不高，常常不能維持生存，因此，作為農業經濟的補充，打獵、捕魚和采集在剛果人日常生活中還占有重要地位。
在手工業方麵，一些主要的手工項目已同農業分離，成為獨立的職業，其中包括冶鐵業、製陶業、織布業和沿海地區的製鹽業等。冶鐵業是剛果人中最古老、也是最受人尊敬的一項手工業，鐵匠往往同時兼任祭司。在一般情況下，從采礦、冶煉到鍛打成產品都是一個人完成的，缺乏進一步分工。產品有鋤、刀、斧、鉤鐮等勞動工具，以及箭頭、短矛、投槍、飛刀等武器和其他裝飾品。在剛果人中分布最廣泛的手工項目是織布業，幾乎家家都有人從事。他們首先采集一些樹木，特別是棕櫚樹的樹皮和樹葉，經過加工，抽出纖維，然後在地上釘兩根木棍，中間連上一根木棍作橫梁，通過橫梁上緊經線，再將緯線從中往返穿織。這種織布方法比較原始，產量也很低。手藝高超的工匠織出的精美紡織品經過染色後，便成了國王和貴族的奢侈品，或作為貨幣使用。
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商品貨幣關係的出現。首都和各省省府都有大的交易市場，地方上則有眾多的集市。在每年5—9月的幹旱無雨季節（人們稱之為“金班加拉”，Kimbangala），基本上沒有什麼農活，村民們便紛紛把以前的收獲物拿到集市上換回自己不能生產的東西。一些貴族、酋長還組織長途商隊到周鄰地區從事貿易活動，商隊的人數從十幾人到數百人不等，其貨物全靠人力搬運，背負、頭頂或肩抬。當時剛果人的貿易主要是實物交換，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有時也用產自羅安達島的“恩讚布”貝殼作為貨幣，在東北部則用棕櫚布作為貨幣，它們的價值取決於大小和質量。以金銀為形式的等價物尚未形成，那種專門從事貨物交換的商人階層也沒有出現。
16—18世紀剛果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說明，他們已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實現了農業、手工業的分離，正處於第三次社會大分工的前夜，奴隸製雖已初步形成，但尚未成為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社會性質應屬於早期奴隸製社會階段，有待於向更高階段發展。遺憾的是，葡萄牙人的入侵和長期的奴隸貿易以及內亂，最終瓦解了剛果王國，從而打斷了剛果人正常的獨立的曆史發展進程。
1483年，著名航海家迪亞戈·加奧率領一支葡萄牙船隊從埃爾米納來到剛果河口，同剛果王國的臣民進行了第一次接觸。在後來1485—1486年的航行中，加奧深入剛果內陸，訪問了都城，並抓了一些人質帶回葡萄牙。這些人質在裏斯本改信基督教，接受西方教育，後來成為葡萄牙同剛果交往中的首批譯員。1491年，他們隨葡萄牙船隊返回剛果。同年5月，剛果國王恩津加·恩庫武在首都接待了他們，並接受了葡萄牙傳教士的洗禮，改信基督教。1506年，恩庫武去世，他的兒子恩津加·姆邦巴接受洗禮（1491年），取教名阿豐索，在葡萄牙人幫助下，擊敗同父異母兄弟姆潘祖·基蒂瑪而登基，稱阿豐索一世。阿豐索在位約40年（1506—1543年），他為剛果王國在16世紀上半期的強盛作出了傑出貢獻。在剛果曆代國王中，他是最受剛果人民尊敬的一個。遲至19世紀，一個葡萄牙傳教士還這樣寫道：“每個剛果土著都知道三個國王的名字，那就是今上、前王和阿豐索的名字”。
在阿豐索統治初期，他曾希望利用葡萄牙人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對國家進行一番改革，發展對外貿易，使剛果王國強盛起來。為此，他加強了與葡萄牙的聯係，在書信中同葡國王曼努埃爾以兄弟相稱；一有機會就把剛果貴族子弟（包括他兒子唐恩裏克）送到葡萄牙去受教育。他本人也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專心致誌地研究葡萄牙律法，了解歐洲宮廷中的禮儀和等級製度；向葡國王要求增派傳教士和各種技術人員，幫助修建教堂和傳教。1526年剛果疾病流行，阿豐索又向葡萄牙要求醫療援助。在阿豐索的一再要求下，葡萄牙國王向剛果斷斷續續派了一些傳教士和工匠，在首都和一些省府修建了教堂，但對於選派技術人員、醫生和教師等要求則以沉默表示反對。
應當說，在阿豐索一世與葡萄牙人交往的初期，雙方的確存在過真正合作的希望，雖說是短暫的、若隱若現的希望，兩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互利平等和比較友好的。因為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葡萄牙對剛果還不甚了解，對於剛果的風俗習慣、社會製度感到驚奇。這個時期葡萄牙在剛果的主要利益是經商，而不是殖民擴張和販運奴隸，他們在這裏購買棕櫚布、象牙、染料木和銅等，運往西非銷售，或運回國內牟取暴利。派往剛果的葡萄牙傳教士，除了傳播基督教、教授葡萄牙文以外，興趣也主要在經商方麵。1512年，葡王曼努埃爾向剛果派了一名特使，臨行時曾對其使命作了詳盡的指示。該指示共分四個部分，頭兩部分規定葡萄牙人應幫助剛果國王改善行政製度，采用葡萄牙的法律和戰爭觀念，建築教堂，教授葡萄牙的宮廷禮儀；後兩部分要剛果國王向葡萄牙船隻供應貨物，並責成特使收集政治、軍事和商業方麵的情報，勘察一條橫貫非洲通往埃塞俄比亞的道路。
剛果與葡萄牙這段平等互利關係維持的時間不長，它很快就被另一種潛流所衝破，這就是葡萄牙傳教士的日益墮落，以及他們勾結聖多美島上的葡萄牙殖民者從事奴隸販賣和其他走私貿易對剛果王國的破壞作用。
第一批葡萄牙傳教士是在1491年來到剛果的，有史可查的另外兩次是在1508年和1512年。他們奉葡萄牙國王之命，首先要使聖薩爾瓦多的貴族改變傳統信仰，然後再到各省傳教。但由於這些傳教士的道德水平都很低，他們來剛果後，經商的興趣很快超過了傳教。為了賺取錢財，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把阿豐索送給他們的家仆都賣掉了；他們擁有私人住邸、姘婦，還有許多私生子女。在剛果首都形成了一個方圓一英裏的葡萄牙人居住區，他們在那裏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除此之外，有些傳教士還利用主教區設在聖多美島，經常去那裏同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結，進行違禁貿易活動。
聖多美島距非洲大陸西海岸約200哩，是剛果與萄萄牙交往的一個重要中轉站。1490年，葡萄牙人開始在該島定居，最初的居民是從葡萄牙驅逐出來的各種罪犯，他們在這裏建立了許多甘蔗種植園。為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島上葡萄牙總督和種植園主便設法在鄰近的剛果王國沿海省份購買奴隸，兼做其他貿易，其中大部分奴隸是由傳教士經紀人提供的。
葡萄牙傳教士和殖民者從事的這種避開剛果國王的私人貿易，嚴重減少了國家收入，使國家失去了對貿易的壟斷，以前通過進貢和回贈建立的貿易網絡，以及從中體現出的主從關係，現在遭到破壞。沿海省督和地方酋長通過與聖多美葡萄牙殖民者的直接交往，獲得了歐洲商品和槍枝彈藥，從而加強了自身的勢力，形成對中央政權的威懾力量。1526年，阿豐索在給葡國王約翰三世的一封信中抱怨道：“貴國代理商與官員放縱獲準前來敝國的水手和商人，聽任他們開設店鋪，出售敝國禁售之多種商品雜貨，使此種商品在敝國及各領地充斥於世，致令原本聽命於我之諸侯多自恃較我們富足而抗命不遵。”愈益擴大的奴隸貿易也使剛果王國陷入空前的混亂。從1514年起，聖多美島的葡萄牙商人就在剛果王國腹地掠奪人口，甚至把王室成員和貴族抓走。阿豐索在給約翰三世的信中說：葡萄牙“商人每日擄我臣民，內有本地人，敝國貴族、諸侯與親戚之子弟……他們擄人以之出售。陛下，此輩胡作非為，放縱無度，已令敝國人口銳減”。對於這種局麵，阿豐索曾設想了一些解決辦法，如要求葡國王關閉在剛果首都的商站；從王宮裏任命三名官員去沿海檢查被白人買去的奴隸是否為允許出賣的戰俘；力圖說服曼努埃爾讓他有一條自己的船，以便擺脫聖多美的盤剝，與裏斯本直接來往。有段時期，阿豐索甚至想斷絕同葡萄牙的貿易關係。不過，在阿豐索在世的時候，還沒有發生地方與中央直接對抗的事件。但在他去世不久，即在1556年，剛果軍隊便同臣屬的恩哥拉人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結果，剛果軍隊遭到慘敗。這僅僅是剛果內訌連綿不斷、國家開始由盛轉衰的一個不祥標誌。
1545年，阿豐索的外孫迪奧戈（1545—1561年在位）繼位，他繼承了阿豐索利用大西洋貿易和基督教加強王權的政策，並主張傳教時把基督教教義與剛果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逐步廢除一夫多妻製。迪奧戈的政策引起在剛果傳教的耶穌會士的不滿，他們與迪奧戈的反對派聯合起來，密謀把他推翻。1555年，迪奧戈成功地挫敗了他們的陰謀，並將試圖政變的傳教士驅逐出境。
在迪奧戈繼任者博爾拉多（1561—1567年在位）時期，剛果王國開始遭受賈加人的入侵，博爾拉多本人在抵抗中陣亡。1568年，賈加人為了搶劫奴隸、糧食和直接同歐洲商人建立聯係，重新攻入剛果境內，次年占領和洗劫了聖薩爾瓦多。國王阿爾瓦羅（1568—1587年在位）被迫率領大臣逃到剛果河下遊的一個島上避難，並向葡萄牙王室請求緊急援助。1571年，葡萄牙派出一支約600人的軍隊，會同剛果軍隊，用了一年半時間終於把賈加人趕出境外。1574年，阿爾瓦羅恢複了王位。但是，剛果國王的威信此時已大大降低，還時常受到葡萄牙人的牽製。由於大批葡萄牙商人和士兵的定居，在剛果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稱盧索—非洲人，他們住在建有籬笆的庭院裏，娶當地婦女為妻妾，購買奴隸侍從，經濟實力雄厚。這些人同剛果國王既有矛盾，又相互利用。國王需要他們的貢禮、賦稅和罰金，作為自己收入的一大來源，因此千方百計力圖控製他們的活動，尤其是他們和各地的直接貿易關係。另一方麵，這些盧索—非洲人為了四處經商和長途販運的安全，以及得到戰俘和罪犯作為奴隸出賣，他們也需要國王的庇護和幫助，但他們反對國王的貿易壟斷，力圖與各地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
1622年，剛果同葡萄牙在非洲的新殖民地——安哥拉發生了邊界戰爭，剛果軍隊戰敗。這場戰爭結束了自阿爾瓦羅複位以來近半個世紀的穩定時期，王國內部為爭奪王位的派係鬥爭重新爆發，從1622年到1641年先後產生了六位國王：彼得羅二世（1622—1624年在位）、加西亞一世（1624—1626年在位）、安博羅西奧一世（1626—1631年在位）、阿爾瓦羅四世（1631—1636年在位）、阿爾瓦羅五世（1636年在位）和阿爾瓦羅六世（1636—1641年在位）。剛果同葡萄牙之間的關係也日益惡化，在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者通過物質引誘等手段，竭力把剛果王國南方省份的一些地方首領拉到自己的貿易網中，使他們臣服葡屬安哥拉總督。剛果王國麵臨被肢解的危險。
17世紀上半期，荷蘭作為一個商業和販奴大國，也積極插足非洲。1641年8月，一支約2000人的荷蘭軍隊占領了葡萄牙在安哥拉殖民地的首府羅安達城。荷蘭取代了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統治後，剛果王國在南部的統治危機暫時得到緩和。同年，加西亞登上剛果王位，稱加西亞二世，他一直統治到1661年。這段時期成了剛果王國實際統一的最後一個階段。1642年8月，加西亞同荷蘭正式結成同盟，聯合打擊葡萄牙在中非地區殘存的殖民軍，但效果不大。
1648年8月，薩爾瓦多·科裏亞率領1200名葡萄牙士兵在盧安達登陸。他們會同留在這裏繼續抵抗荷蘭人的殘部，擊敗了荷蘭軍隊，重新控製了安哥拉殖民地。為報複剛果人與荷蘭結盟，同年10月，他們向剛果王國宣戰，首先趕走了加西亞任命的盧安達島總督，切斷了剛果王國“恩讚布”貝殼的來源；繼而洗劫了恩東布等地區，殺死了數千名剛果人，並把許多俘虜賣為奴隸。1649年4月，加西亞被迫向葡萄牙屈服，在羅安達簽署了屈辱性的和約，規定把丹德河以南地區劃歸葡管轄，隻允許葡萄牙人及其船隻進入剛果境內經商，並把加西亞的兒子或一名重臣送往盧安達作人質。但是，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就此解決，葡萄牙殖民者以安哥拉為基地，不斷向北擴張，以圖達到獲得奴隸和重要銅礦產地的目的。在安東尼奧一世統治期間（1661—1665年），雙方矛盾重新激化，最終在1665年10月爆發了安布維拉戰役。
在這場戰役中，安東尼奧共投入從各省招集的約70000名士兵，安哥拉方麵有非洲籍軍隊7000名、“葡萄牙人”360名。剛果方麵雖然在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但武器簡陋，主要靠劍、矛和弓箭，隻有極少數貴族有滑膛槍，且他們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結果，剛果軍隊遭到慘敗，死亡5000多人，包括400名剛果貴族和安東尼奧本人。
安布維拉戰役在剛果曆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自此以後，剛果王國正式崩潰。沿海的索約省宣布獨立，南部的姆邦巴省則屢遭掠奴隊的蹂躪。在首都聖薩爾瓦多，各派爭奪王位的鬥爭連綿不斷，都想擁立自己的代理人。到1709年，彼得羅四世在教會的幫助下才登上王位。在農村，由於葡萄牙殖民軍入侵和奴隸貿易的衝擊，大片土地已荒無人煙，有些部落酋長不堪忍受政府的各種稅收和勒索，或遷往更加偏僻的地方，或率領部落進行武裝反抗。過去繁忙的商業和集市也因而凋零，殘存的隻有奴隸貿易，每年從下剛果地區輸出的奴隸已上升到一萬多名。就在整個剛果王國處於混亂不堪、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在剛果中部地區興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安東尼運動。
大約在1700年左右，一位名叫貝特裏克斯·金帕·維塔的年青婦女公開聲稱自己是先王安東尼奧的化身，以引起人們對她的注意。她用某種奇異手段使病人康複，四處宣傳宗教和民族複興，重建統一的剛果王國。對於歐洲傳教士在剛果的所作所為，她進行了猛烈抨擊，指責他們參與奴隸貿易，幹涉王位繼承，並認為耶穌基督是一位出生於聖薩爾瓦多的剛果人。她還攻擊傳統的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動，號召其追隨者接受一個真正非洲的救世基督教。維塔的主張受到剛果各界的支持，不到兩年，安東尼運動幾乎波及整個王國，成為18世紀初期剛果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維塔領導的安東尼運動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巨大影響，首先是因為當時剛果的臣民處於極端恐懼和不穩定之中，他們渴望有人能把他們解救出來，渴望一個安定的環境，在精神上得到解脫。其次，維塔把這場宗教運動成功地同民族先烈聯係在一起，使人們想起在安布維拉戰役中被葡萄牙人殺害的剛果最後一位偉大國王安東尼奧，以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
由於這場宗教運動對歐洲傳教士和傳統政治勢力是個嚴重威脅，因而他們很快聯合起來進行鎮壓。1706年初，維塔不幸被捕，同年7月2日被彼得羅和方濟各會以“偽裝聖人罪”處以火刑，安東尼運動不久被平息下去。其後，彼得羅移居聖薩爾瓦多，1709年在基督教會幫助下正式登上王位，稱彼得羅四世。
新王上台並沒有重振昔日剛果王國的雄風。剛果軍隊在安布維拉戰役遭受沉重打擊後，一厥不振。在整個18世紀中，沒有一位國王能夠確立自己的權威。收入的減少，對歐洲商品和槍支壟斷的喪失，使王權日益衰落；相反，各省省督和地方首領的力量卻日益增強，王國統一的觀念逐漸消失，綁架奴隸和掠奴戰爭也達到高潮。到1816年，英國探險家塔克溯剛果河深入中非內陸時，在原剛果王國的疆域裏隻存在眾多獨立的小酋長國，他們自稱屬於一個神話般的君主，聖薩爾瓦多已成了一個非常小的居民點。
二、庫巴王國
庫巴王國，亦稱布尚戈王國，是剛果河流域著名的古國之一，其疆域北至桑庫魯河、西至開賽河、南達盧盧阿河，處於熱帶森林和熱帶草原接壤的地方。
根據庫巴人的口頭傳說，庫巴人最初生活在剛果王國境內的大西洋沿岸地區，以打獵、捕魚和采集為生。大約在16世紀中期，由於賈加人的入侵和自身人口的增長，他們開始向東遷移，定居在今剛果共和國的西南部，當時人口約有7萬人。他們在這裏進一步發展了自身文化，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其突出表現是農業日益受到重視，打獵和捕魚被降到次要地位。他們的建房技術、食物儲藏、工具製造和手工產品，很快遠遠超過了鄰近的勒萊人。在村莊的基礎上，庫巴人建立了有組織的集市，流通媒介起初是方塊酒椰纖維布和貝殼，後來改用珠子和銅棒。聚集財富的多少和生產能力的強弱，是庫巴人確立個人威望的主要依據。至16世紀末，庫巴人已發展成一個擁有18個部落的聯盟，其中以中部的布尚戈部落最為強大，由該部落的酋長擔任部落聯盟的首領，負責從其他部落征收貢品和領導征服周鄰地區的戰爭，某些芒戈人、盧盧阿人和勒萊人的部落先後被吞並或被逐出。庫巴王國的雛形已初步形成。
1625年，夏阿姆·姆布爾·恩貢格擔任了庫巴人首領，在他統治期間（1625—1640年），庫巴曆史發生了重大變化。據傳說，恩貢格在任庫巴國王之前是一位經常來往於庫巴和剛果之間的商人，由於他見多識廣，贏得了庫巴人的信任而被推上王位。
恩貢格即位後，很快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首先，他引進了玉米、煙草、木薯和豆類作物的種植方法，促進了農業發展，使庫巴人定居下來，成為一個農業民族，後來玉米竟成了庫巴人的主食。他還使人民掌握了用棕櫚纖維織布的技術。為了補充農業勞力的不足，恩貢格把在對外戰爭中抓獲的俘虜集中安置在一起，組成奴隸村，由國家派專人管理。著名的庫巴雕塑藝術，據說也是恩貢格傳授給臣民的，他本人的塑像至今仍保存在倫敦博物館，是中部非洲留傳下來的最古老的藝術品之一。在軍事方麵，他建立了兵役製，組織了一支青年衛隊，並把一些年青力壯的戰俘奴隸整編成國家常備軍，用於擴大疆域；同時，規定禁止使用傳統的飛刀，改用標槍和箭作為武器。在政治方麵，他采取了加強王權的措施：要求所有貴族住在王國都城；創設許多新官職，由國王最信任的王子們擔任；打破傳統的王位由侄子繼承的習慣，改為世襲製，國王候選人從其子女中選出；發展了宮廷禮儀，加強了國王的神秘感，規定國王的腳不能觸地，吃飯時不能有女人在麵前，打噴嚏或咳嗽時周圍的侍臣必須誇張地做出同樣的動作。由於國王是全族力量和幸福的化身，因而在戰時不能統率軍隊，以免受傷流血；國王也不能病死、老死，隻能在他壽終前把他掐死。“從夏阿姆以後，國王被認為是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
恩貢格的改革在庫巴王國曆史上是一個重大事件，它加速了庫巴人從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促進了庫巴生產力的發展，王國的統治機構也趨於完善。當時輔佐國王的一個重要機構是樞密院，它由六名高級官員組成，其中包括接受貢物的國庫大臣和負責審理使用利刃傷人的法官（稱“尼比托”）；另外四名高級官員兼任王國四個省的省督，他們的職稱分別為“基米康布”（首相兼大法官）、“特希卡拉”、“埃寵丘拉”和“尼昂加”。樞密院成員選自王室的姆巴拉氏族，王國其他氏族也可以在宮廷中派駐代表，闡述自己的意見。除此之外，王太後和國王的姐妹在國家事務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王太後的權力僅次於國王，她有權決定國王的最終候選人。
在恩貢格及其繼任者統治期間，都曾發動了一係列擴張戰爭。如科特·姆博威克一世征服了桑庫魯河沿岸的許多村莊；科特·恩斯向西南部的卡邦巴部落發動了一場戰爭。這些戰爭使庫巴王國的戰俘奴隸激增，他們被用於農業和經濟活動中。至於庫巴人當時是否存在其他類型的奴隸（如常見的債務奴、契約奴）以及家庭裏是否存在奴隸，限於現有材料尚不能肯定，不過，根據庫巴人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進行推斷，到17世紀初大概都已經出現了，相傳恩貢格的母親就是一名奴隸。到19世紀末，庫巴王國中的奴隸約占社會總人口的10％左右，他們主要集中在首都附近。大多數家庭擁有奴隸1—2名，他們主要作為喪葬中的祭品。
庫巴王國的發展在18世紀中期達到頂峰。當時，各戶農產品的產量成倍增加，產品剩餘使它同周鄰各邦的貿易成為可能。庫巴人與西部寬果河流域各族和東部盧拉巴河流域各族都建立了貿易關係。
19世紀上半葉姆鮑帕·瑪賓克·姆布爾統治時期，庫巴王國出現了危機。一些部落開始不服布尚戈的統治，桑庫魯河流域的各部落已獲得實際上的獨立。在姆布爾晚年，又發生了王位繼承戰爭，接著瘟疫流行，四位國王先後喪生。庫巴王國從此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