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期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第二階段，雖然由於晚期冰川作用而引起了非洲氣候變化，但晚期智人已較有能力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這在朝幾個不同方向發展和變化的石器技術上得到反映。
到了晚期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晚期），濱湖和叢林居民在桑戈工業基礎上加以改進和發展，出現了盧彭巴文化，以精美的石製矛頭而著稱，廣布於剛果河流域和安哥拉等地；而從福爾史密斯工業中則發展出斯蒂爾貝文化，以具有葉片形矛頭為特征。在西非大草原地帶和森林地帶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細石器文化和缺乏細石器的文化。前者同狩獵活動相關聯。中期石器時代在技術上出現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革新，製造組合工具和磨製工具，將加工好的石件裝在木柄上，例如將銳利的葉片形尖狀器安裝在木棒頂端的狹槽裏做成長矛。這一技術使智人在狩獵中，既加強了防禦能力又大大增強其手臂的殺傷力，使人獸搏鬥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
隨著工具的改進，狩獵的技術和規模也在發展。從洞穴和岩棚遺址的深厚堆積物來看，智人已能獵獲巨大的猛獸，而定期地或季節性地居住在一個地方已成了一般規律。在紮伊爾的馬圖皮遺址發現有人類長期居住的痕跡，從距今4萬年前一直到3000年前的3萬多年時間中幾乎沒有間斷，僅在1平方米土地的各層次上遺有人工製品8045件。使用火和人工取火的證據已得到證實。這些技術無疑使群體社會的結構較前更加嚴密。在同非洲的嚴酷自然作鬥爭過程中，那些生活於廣闊空間，具有堅強體質的血緣家族群體生存了下來，並不斷增殖人口；而那些繼續在狹小的血緣家族內部實行兄弟姐妹婚配的群體，則體質下降，身材日趨矮小。生活經驗的積累和思維能力的增長，使智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躲避自然淘汰，逐漸地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間的性關係或婚配。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從個別的局部的禁止進而到普遍的禁止，終於形成為禁止亂倫的社會慣例，並以習慣法嚴懲違反者，從而鞏固了這項婚配製度和性關係的革新和進步。為了排除同輩份兄弟姐妹之間的婚配，各血緣家族一般要同毗鄰的血緣家族通婚，這就逐漸形成了在一定通婚集團範圍內的相互共妻和共夫的族外群婚製，並從中萌發了氏族的萌芽。
早在5萬年前，早期智人為了獵取成群動物或大型猛獸，需要更多人和更嚴密的組織協作，這就需要有一個較為固定持久的集團，而同輩兄弟姐妹必須到血緣家族集團以外去找婚配對象，這便為以母係為中心（群婚製下隻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形成，創造了條件。大概在5萬年前，這種原始的母係氏族就開始在非洲的草原、湖濱和叢林中過著定期的季節性的定居生活。從遺址中對死者的有意識的埋葬跡象和陪葬器物來看，智人已產生靈魂觀念，而葬儀則體現了氏族成員的相互關懷和密切關係。
大約在1.5萬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在進入晚期石器時代後，比起亞歐大陸，曆史前進步伐似乎緩慢下來，其原因仍未完全探明。在距今一二萬年前，地質年代進入全新世時期，無論是斯蒂爾貝文化還是盧彭巴文化，即無論是草原，或湖濱和叢林的晚期智人所製造的石器工具均向細石器型式發展。其技術進步主要表現在製造石葉上，就是將從石頭塊上打下的石葉，按各種形狀和用途修整成細小石器，具有鋒利的切削刃口和鈍背，而後安裝在骨柄或木柄上。有的還將幾件細石器一起安在木柄上，製成組合工具，如箭頭和倒鉤。這種被稱為威爾頓文化或奇托利文化（Tschitolian）的石器，型式多樣，精致美觀。弓箭大概是本時期最重大的發明。箭頭普遍塗抹毒汁是非洲弓箭的特點，對獵獲大型猛獸特別有效。據現有資料看，西南非洲是最早出現弓箭的地區。骨器得到更廣泛地使用，骨錐用來縫製（皮革或樹皮的）衣服和帳篷。磨石用來碾碎食物或赭石（繪畫用）。隨著更經常的季節性定居，在湖濱、河邊出現用木杆、茅草或皮革搭蓋的小屋；在懸崖下，峽穀兩側或巨石下的岩棚（常被誤寫成洞穴）則成為血緣家族季節性的棲居住所。他們像候鳥似的年複一年使用自己愜意的住所，有的（垃圾）堆積物厚達數十米。從坦桑尼亞北部到南非好望角（開普）的草原地區，這些石器的製造者和住所的主人可能是桑人的祖先。但在東非西部地區以及紮伊爾河流域還有一種屬於林地和森林的文化——奇托利文化，這種文化的製造者又是誰呢？他們有可能是俾格米人的祖先嗎？
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狩獵者和采集者占有世界上動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帶，經常的食物有蛋、鳥、兔、鼠、羚羊和各種塊根。當他們掌握了弓箭技術以後，他們居住地區的狩獵資源幾乎取之不竭。各種動物中特別容易獵獲的是各種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險就伏在草叢中一動不動，獵取它如探囊取物，所以他們獵取羚羊如同其他地區畜牧民族從飼養的羊群中抓羊一樣方便。這就是說，如果不是遭到特大的旱災，他們可以經常不太費力地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資料。即使遇到旱災，他們也可以以遊獵方式獲取獵物。大概正是由於他們采取流動方式就能在任何災情情況下獲得食物，因此在這些流動獵人區內，易於馴化的非洲大羚羊也沒有被流動獵人所馴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產出大部分生活資料和食物。他們從來不把農耕和飼養動物視為比狩獵和采集更可靠的謀生手段，因為食物生產的初期，需要人類付出更艱苦的勞動。如此一來，他們過於長時期地停留在攫取性經濟，仍然單純依靠自然界，采集天然產物，一直不會製造陶器；此外，追逐獵物亦造成他們生活的流動性，而這種無法建立永久性定居點的流動性，對人口增長和社會生產方麵的變革都是持久的障礙。這些由有利條件衍生出的不利條件大大延遲了他們從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產者階段過渡的時間。一直到公元前1世紀，南部非洲才有些居民（可能是科伊人）飼養過羊，後來又養過牛，開始過渡到利用自然界，通過生產勞動獲得產品。而這時離西亞地區向食物生產者階段過渡的時間已整整晚了8000年，比北部非洲（埃及）也晚了5000年。
在西非和東非一些地區，情況略有不同。距今1.2萬年前，大草原地區也出現過細石器文化，擁有細致雕琢的箭頭、倒鉤等狩獵者的製造品。在晚期石器時代的最後階段逐漸過渡到新石器時代，並成為食物生產者。這些新石器文化的創造者可能是非洲大陸尼格羅人和班圖人的共同祖先。有些史學家認為，尼日爾河上遊和中遊，塞內加河流域、乍得盆地提供了同埃及尼羅河下遊條件相似的“新石器時代革命”的條件，因而可能是早期的重要中心。波蒂埃和默多克經過多年研究，認為這裏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波蒂埃提出，這裏是從蘆葦狀高粱衍生而來的多種蜀黍和其他幾種黍類植物的起源中心。默多克除了推斷該中心的範圍是北起撒哈拉沙漠邊緣，南抵幾內亞灣，西至大西洋外，還指出有些植物是由居住在尼日爾河源區的、以曼德人為中心的那些民族所馴化。但也有研究者（如道蓋特）否定這些論斷，甚至認為高粱也不是起源於非洲。有的研究者雖同意西非也是中心之一，但認為時間不是公元前5000年而是公元前1500年。但目前仍有較多研究者堅持認為，非洲農業是公元前4000年由中東傳入的。在東非湖濱地區，一些從事漁業和采集業的水上居民不僅會製造精巧的骨製魚叉頭，而且在距今6000年製造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陶質魚罐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繪有波紋線和波紋虛線的陶器顯然是在中部非洲出現的一項獨自發明。由於他們終年在湖上作業，沒有居住在陸上永久性定居的村莊，也沒有從事農業；因而這種“湖上文化”過去被有些學者看作隻是采集—狩獵文化的一種變種，而對這種水域文明對非洲文化的持久影響估計不足，甚至不被列入新石器文化範疇。經對發掘的骨骸測定，確認他們基本上是黑人，在語係上應屬尼羅—撒哈拉語係的人。在9000年前，他們在蘇丹地區、尼羅河中上遊和東非北部地區傳播水域文化，在時間上比進入非洲中部地區的尼日爾—剛果語係的人還要古老。後來（距今5000年前）非洲氣候開始變得極度幹旱，湖泊麵積大大縮小，許多地區的水上生活方式遭到破壞，隻有肯尼亞裂穀地帶在公元前3000年前仍保持著水上文明。但在公元前2000年再度發生幹旱後，生存條件遭到嚴重破壞。在東非廣大地區也僅在陶器製作上留下了新石器文化的定居傳統的痕跡。
到距今3000年前，一種長角、背無隆脊的牛通過庫希特人已經傳入肯尼亞高原和裂穀地區。從遺址發現的遺物（磨盤、杵、石鍋和相當數量的陶器等）來看，肯定已開始過定居生活，並可能種植高粱、小米。波蒂埃認為東非可能是多種蜀黍屬植物的起源地。但當時東非居民主要過著畜牧生活。
非洲新石器時代引人注目的另一個現象是不同人種從不同地點擴散到當時還濕潤溫暖的撒哈拉。第一批黑人移民與地中海人種在撒哈拉混合。遺址中磨光石器十分普遍，陶器則具有華麗的裝飾和美觀的造型。第二批黑人移民向南遷移直抵森林地帶。起源於中非的新石器文化也擴展到幾內亞，同時北非的卡普薩文化向南擴展遠抵阿哈加爾山脈（北緯23度）；而埃及的影響也西及於阿哈加爾山脈，表現在完美的泰內雷遺址的石器上。新石器早期（距今7000年前）的撒哈拉地區仍遍布著一係列互不相連的湖泊，年雨量至少500毫米。公元前第6千紀，在阿邁克尼已形成村莊。但從第5千紀開始，撒哈拉變得越來越幹燥，湖泊、溪流相繼幹涸斷流，人們向綠洲，向南方遷徙以尋找水源。在資源相對缺乏的新環境，移民被迫去采集綠洲或住地周圍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和種子，後來又種植這些植物，以獲得足夠的食物。在毛裏塔裏亞的（公元前2千紀）提希特遺址發現有大量炭化石的穀粒，還有專門培育和繁殖蒺藜草的跡象，證明在此地定居的居民可能已從事農業，並已形成某些村落。至於農業在撒哈拉是否已達到普遍性的程度尚未得到證實。在撒哈拉中部公元前7000—5000年的遺址中，發現有馴養的短角牛的遺骸（比埃及的短角牛要早1200年），還發現有羊的遺骸，證明未幹涸的撒哈拉地區曾是非洲最早從狩獵采集向畜牧過渡的地區之一。對眾多遺址的碳14測定表明，隨著沙漠地區的擴大，牛群牧區很可能從撒哈拉腹地一直擴展到撒哈拉南部和西非的薩赫勒地帶。在阿哈加爾高原的阿邁克尼和曼涅特（Meniet）的公元前6100—4850年的石窟遺址中發現的花粉，經鑒定為一種經過馴化的粟類和穀物。語言學證據說明在這一地區遠古時期種植過高粱。在永久性的村落中發現有與農業有密切關係的磨石、手推磨、石臼、砥石和陶器等。考古學家認為，撒哈拉中部地區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新石器文化中發現原始耕作最早的地區。到距今3000年前，撒哈拉越來越幹涸，以黑人為主體的講尼羅—撒哈拉語的人群向南遷徙，與西非當地講尼格羅—剛果語的黑人混合，前者的語言融入後者的語言之中，但黑膚色的體型未有顯著變化。
在西非，雖然考古表明公元前第4千紀蘇丹地帶擁有農業的證據尚屬間接證據，但從細石器文化的連續體（Continum）中已發展出陶器和磨光石斧等技術，公元前第2千紀已有著名的加納金坦波文化（Kintounpo）。雖然有些學者不讚成使用“新石器”這一概念，但實際上金坦波可能確屬新石器文化。出土有磨製石斧和“粗銼”（“赤陶雪茄”）、石製壁飾、刻有線紋型式獨特的石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石器所用的石料不是當地所產，表明可能存在著與其他地區的交換關係，並已有固定的住所。後期遺址還出土矮山羊遺骸，並有種植粟類作物的跡象。與金坦波毗鄰的恩泰雷索濱河遺址發現有魚叉、魚鉤和精美的箭簇。漁業的發展肯定有利於定居生活的形成。尼日利亞考古學家安達認為，在公元前1300—1400年這裏就生存著生產糧食的黑人居民。
西非熱帶森林邊緣地區可能是西部非洲最早過渡到食物生產的地區。這裏是所謂“幾內亞新石器”地區，其工具特點顯然是適應當地農作物生產的，如雙麵扁平的鎬狀工具和半圓形雙麵工具（似從桑戈文化發展而來）是用於挖取塊根、塊莖和挖掘陷阱的；有木柄的石杵和臼多半是用來舂搗塊莖和稻穀的。陶器則與薯蕷、椰薯的烹煮食用有關。從植物生態來看，可能由於熱帶有一高溫季節不利於植物生長，使其必須儲備養分，而采取塊根和塊莖形式，因而今日尼日利亞境內的森林邊緣地區成為塊莖植物的起源地，同時也可能是最早以土法種植薯蕷、椰薯和油棕的地區。從塞內加爾的捷馬薩斯遺址的地層年代（公元前6000—前2000年）來看，顯然是在北方新石器文化南下之前。可見，森林邊緣文化是當地晚期石器文化的繼續當屬無疑。在廷巴克圖和塞古之間的尼日爾河泛濫平原上，3500年前，非洲野生稻是以水田種植法馴化的，而後向四周擴展，遍布西非遠及幾內亞濱海地區。
起源於非洲的高粱有許多品種，僅在西非就有七個以上品種。其中尼日爾河中遊培育成一種甜高粱；東蘇丹培育成硬高粱，乍得有硬杆高粱，尼羅河有垂頭高粱、尼日利亞三角洲則有黑高粱。有些高粱品種大約在2000年前，從埃及引種到阿拉伯半島，而後再傳播到世界各地。
根據波蒂埃和巴羅研究，在新石器時代，非洲大陸有五個主要的農業起源地：地中海非洲起源地、西非起源地、尼羅河埃塞俄比亞起源地，中非起源地和東非起源地。幾乎每個起源地之間都存在著地區間交流（非洲內部交流）和非洲與亞歐大陸特別是西亞之間的洲際交流。盡管存在著阻礙交往和南北遷徙的地理屏障，如撒哈拉沙漠和熱帶雨林，但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這些屏障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從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非洲發源地，其農牧業的傳播，推動了撒哈拉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尤其是埃及成為非洲大陸與西亞進行農業和畜牧交流的一條渠道。小麥、家畜和駱駝從西亞引進到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區。另一條縱向渠道是位於與大裂穀平行的東非高地，從維多利亞湖以北直到希雷河穀地，形成一條穿越熱帶雨林屏障的農業傳播主要走廊。家畜也沿著這條與尼羅河流域相通的走廊繞過萃萃蠅地帶引入南部非洲。而蘇丹地帶（包括東蘇丹、中蘇丹和西蘇丹）則是又一條起自埃塞俄比亞高原的東西向交流的渠道，這條渠道也向南部森林邊緣地帶滲透，使糧食作物在大草原落戶。埃塞俄比亞高原的起源地則吸收來自四麵八方的農業品種，成為重要的農業發展中心。非洲所培植的高粱等農作物品種大概就是通過這條渠道，經由埃塞俄比亞高原傳入亞洲，並引回了亞洲高粱進行雜交。通過農作物品種和家畜的引進與交流，非洲原始農業開始逐漸向種植農業和畜牧業的各個階段發展。總之，非洲大陸開始種植農作物的時間與西亞肥沃新月地帶奠定農業和畜牧業基礎的時間幾乎是同時。
五、非洲史前文化藝術
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非洲狩獵人，在非洲大陸各地特別是在撒哈拉地區和南部非洲創作了大量的岩畫和岩雕。這是人類原始藝術的瑰寶，薈萃了非洲史前文化的精華。從1721年在莫桑比克發現第一幅非洲岩畫至今，僅撒哈拉地區（半數集中於塔西裏）就發現了近三萬個岩畫遺址、幾十萬件雕刻和繪畫作品，其遺址遍布十幾個國家，年代經曆上萬年，在人類原始藝術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由於最早的岩雕、岩畫是發現於歐洲（公元前4萬年的莫斯特文化期），過去曾有一種流行說法，非洲的岩石藝術是從歐洲傳來的，非洲岩畫不過是歐洲岩畫的複製品。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否定這一論斷。非洲岩畫的最早年代可能已上溯到2.8萬年。非洲岩畫的主要風格與歐洲岩畫完全不同。從石器工具來考察，如上所述，南部非洲代表小型石葉工業的威爾頓工業開始於距今1.2萬年的津巴布韋。當南部非洲狩獵者掌握了用細石器製造比較銳利的武器的方法，又占據了世界上獵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他們每周狩獵一兩天就足以維持生存，便有足夠的閑暇，作畫雕刻，因而在德拉肯斯山區、津巴布韋和納米比亞留下了大量的出色的岩石藝術。大量岩畫出現於撒哈拉的新石器時代，從當地遺址發現的陶器，碳14測定時間為公元前8450年，大致與西亞的新石器時代同時。因此，數以萬計的撒哈拉岩畫不但破除了“歐洲來源論”的說法，而且也反駁了“含米特論”的臆說。
南部非洲的岩石藝術分布地區十分廣泛，南非、納米比亞、津巴布韋、讚比亞、莫桑比克、安哥拉、坦桑尼亞（一般亦把坦桑尼亞岩石藝術歸類於南部非洲）都發現岩畫的遺址。隨著考古探查的深入，遺址發現的數量日益增多。僅1959年一年，在津巴布韋、馬拉維、讚比亞發現的岩畫遺址就有1100個，南非有1600個；在津巴布韋和讚比亞發現岩雕遺址有24個，南非350個。這些岩畫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與下文即將談到的撒哈拉岩畫相比，獨具特色。這些原始藝術的作者無疑是曾經廣泛活動於南部非洲和東部非洲的桑人。這從畫中人物大多具有“豐臀”（steadopygia）的體態特征可以論定。岩石藝術品分為繪畫（岩畫）和雕刻（岩刻、刻畫）兩種。單色畫多用赭石畫的，也有兩色、三色甚至多達十二色的。雕刻是在岩壁上以尖硬的細石器鐫刻出深深條紋，從勾勒的條紋中呈現出圖像；也有采用點琢的技術（無明顯輪廓線條），個別已具有浮雕的雛形。與歐洲岩畫多在岩洞深處不同，非洲岩畫大多畫在露天岩壁上，寫實作品居多，生動地反映幾千年前，甚至一二萬年前當地人的生活現實，是不可多得的研究非洲原始社會史的資料。
從這些時間跨度綿延數千年的，數量達數萬件的岩石藝術品中，可以窺見當時南部非洲的主要居民——桑人過的是狩獵生活。作品中的形像以動物和人居多，尤以各種動物，如象、犀牛、羚羊、斑馬等的繪製或雕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從一些作品的技巧來看，有些桑人已經掌握了透視法技巧，對事物有著敏銳深刻的觀察力，寥寥數筆，形神兼備。獵人藝術家善於選材，利用天然岩石，巧奪天工。獵人畫家在利烏方丹的一塊岩麵粗糙，帶有棱角背脊的岩石上，巧妙地雕出了一頭犀牛，正好突出其偉岸的脊背。顏色調配也頗具匠心，一隻雄羚羊下巴胡子用刻線表現，身上長毛則用點條紋描繪，岩體的藍色恰與岩表的赭色形成鮮明對比，精彩絕倫。考古學家曾發現桑人畫家身上佩戴有十二色的骨質顏料管。畫麵上令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巧妙地搭配上濃淡相宜的顏色，塗抹出栩栩如生的外貌。一幅發現於開普敦東北赫蒙的晚期壁畫，描繪桑人與南班圖人打仗的情景：一夥桑人偷盜班圖人的一群牛，被班圖人追趕。倉惶逃跑的桑人中有一部分忙著驅趕牛群，一部人轉回身，彎弓瞄射正持矛狂追的班圖人。人像和物像都畫得異常逼真。投矛劃空麵過，狂奔中的雙腿動作，動感極強。而且懂得使用透視法描繪：距離較遠的圖像畫得較小，較近的畫得較大。值得注意的是，這幅畫繪在開普敦東北赫蒙的岩洞中，距離畫麵上作戰地點有數百公裏甚或千公裏之遙。作出這一判斷的根據是，畫麵中追趕著黃膚色桑人的是黑膚色的南恩戈尼人，而後者在曆史上從未越過加姆圖斯河西岸放牧，可見壁畫作者是在遠離現場數百公裏的山洞中憑記憶再現戰場圖景的。
撒哈拉地區岩石藝術品發現的數量遠在南部非洲之上。它作為“第一部插圖本的非洲史”在非洲史學上占有極重要地位。在阿塞堅萬梅倫（阿蘇夫邁蘭幹河）發現的岩畫上，繪有大批河馬群，許多岩畫上還出現了大野牛（巨型水牛）、象和犀牛。考古學家在岩畫附近的布斯山上一個遺址中發現了河馬頭骨，碳14測定其年代為距今5140年。這就有力證明，5000年前撒哈拉地區曾是一片廣闊的疏樹草原，宜農宜牧，是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地方。在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交界的阿卡庫斯（Acacus）發現一具帶有獸皮衣服痕跡的準黑人型的遺骸，經鑒定年代為公元前9000年，證實撒哈拉地區的居民包含有黑人人種，由此推斷黑人獵人很可能是岩石藝術的作者。
撒哈拉岩石藝術的研究通常以其出現的主要動物類型作為劃分時期的根據。一般將距今9000年前劃為“大野牛期”。距今6000年前為“公牛期”，這一時期的岩畫以描繪長著短而堅實的角的公牛，或長著豎琴狀角的公牛為主，其數量多達6000多頭。畫麵上還有一種長著交叉巨角的大野牛，顯然已經在地球上絕滅。今天普遍飼養於蘇丹地帶的瘤牛，則從未見之於壁畫，可見這種牛在該地區的繁殖是較晚時代的事。在“公牛期”，牛已為人類所馴養，牧牛人與牛一樣，成為壁畫上所描繪的主題，有些研究者由此認為他們可能是富拉尼人（富爾貝人）的祖先牧牛人創作的刻畫分布很廣，幾乎遍布尼羅河至大西洋沿岸的各個高地。
馬（大部分是與戰車在一起）出現於撒哈拉岩壁畫，已是公元前1000年的事了。這一時期被稱為“牧馬期”。從考古發掘來看，馬引進非洲時間比這還要早。撒哈拉地區馬拉戰車的岩畫（多為雕刻）遺址數量之多和分布之廣，使我們從中得以窺見當時縱貫撒哈拉南北的兩條商道。東部商道分成兩股，分別從內陸通向的黎波裏和突尼斯，沿途壁畫遺址星羅棋布，藝術水平頗高，畫中轅馬作飛奔狀，戰車則結實輕巧，馭手和車上作戰人員除執有投槍和圓盾外，還佩有短刀並飾“利比亞羽”，蔚為壯觀。西部商道起自廷巴克圖止於今濟納加，沿途壁畫水平一般較低，缺乏寫生能力，有些近於圖案型。有些研究者認為，西撒哈拉壁畫所繪的馬是一種體態笨重的西路馬，而希羅多德曾提到的利比亞內地加拉曼特人駕駛的四匹馬拉的四輪戰車，那些馬卻正是這種笨重的非洲馬的代表。它們可能是在西撒哈拉草原馴養的源於非洲的品種。3000年前的撒哈拉已經逐漸沙漠化了，但從岩畫描繪的棕櫚樹等樹木，反映出沙漠中的綠洲仍有萋萋水草可供牧馬之用。駱駝出現於壁畫晚至公元4世紀，此時它已取代馬匹成為沙漠中唯一的運輸工具。駱駝期的岩壁畫，因此時已有大量文獻記載，其史料價值銳降。
在漫長的史前時代，人類與狩獵一采集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岩畫中無處不有狩獵的場景，令人想起人與獸（亦即人與自然）的長年累月的搏鬥：伊海倫獵獅壁畫描繪百獸之王被一圈長矛團團圍住；提蘇凱壁畫表現一隻被射殺的野驢即將成為俎上肉；撒哈拉草原上遍布陷阱機關，顯示獵人的智慧和高超的狩獵技術。岩畫描繪了人類從采食者到食物生產者的偉大轉變過程：獵狗大概是人類第一位忠實的朋友，它正為主人奮力追捕野山羊；長著各種形狀犄角的牛的脖子上帶著一副垂環，表明它們已是人類的財產；野驢從被人追逐著狂奔，到被人馴順地騎著；婦女從攀枝采摘野果到俯身使用彎曲的鐮刀，弓著身子簸穀，拾穗。岩畫的簸穀內容恰好與考古發掘出的大量石製杵臼磨盤互相印證。
岩石藝術同樣真實地描繪出新石器時代人類風俗時尚，譬如當時男人比女人更事修飾：男人穿戴獸皮，飾以羽衣，頭插翎毛，佩戴炫目的手鐲；而婦女則衣著很少，近於赤裸，或僅圍條腰布。又如住房是一座座半球形小木（茅）屋。再如，在塔克德圖馬丁發現的一幅壁畫生動地描繪了如下的生活情景：黃昏時分，體態豐盈的少婦抱著孩子坐在茅屋門前；一排小牛犢被栓在一根繩子上；健壯的男人們忙著擠牛奶，整個畫麵洋溢著田園牧歌式的氣氛。顯然，岩石藝術是從多彩的、飄浮不定的狩獵生活中產生的。狩獵的需要使原始獵人學會使用繪畫來標示獵物的位置、方向等等，以傳達狩獵信息。狩獵生活使獵人學會模仿動物的動作和叫聲等等，而模仿繪畫最初大概是以傳達信息為目的的。到了新石器時代，精巧的細石器和弓箭的使用使獵人有了狩獵的利器，從而提高了獵獲率，他們遂有餘暇去作畫；而且生產力的發展也給他們提供了得心應手的作畫工具和顏料，如在石製的杵臼中將各種配料研磨成細粉而後用牛奶、酪蛋白、蛋清、蜂蜜或骨膠調製，製成能保持幾千年的色澤鮮明的顏料。這大概就是撒哈拉黑人獵人和南部非洲的桑人能夠成為高超藝術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