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講壇
作者：南方暴栗
在鄉村，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人口流失，大量青壯年告別鄉村進入城市，空心化早已使農村社會失去了自我循環功能。土地撂荒，房屋空置，田間地頭都是老弱病殘，村裏遊蕩的是無人照看的孩子。中國現代化對農村家庭和倫理關係的衝擊，遠遠不是城市為農民工支付的廉價工資可以交代的。如果說留守兒童是透支了他們的未來的話，巨大的現實壓力和心理成本都是由鄉村裏那些羸弱的老人來埋單。
他們本來無欲無求，隻是為時代所裹挾。很多年前有一部宣傳三峽移民的紀錄片，裏麵有一個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兒子們都搬走了，她舍不得離開，她的全部人生希望是能夠守護在已故去老伴兒的墳頭。然而在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麵前，她的眼淚和痛苦顯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合時宜。
這些老人默默無聞地承受著浮躁時代帶來的苦難命運。他們注定無法成為媒體的焦點，也沒有任何話語權，他們困惑卻說不清為什麼，無法訴說，也無處訴說。
傳統生存方式走向邊緣，鄉村空心化，倫理的斷裂，與生命體力和欲望的衰落構成了一曲無可奈何的夕陽挽歌。然而，在新一輪更瘋狂的城市化浪潮中，他們最後的夢想和寄托將很快會被擊成碎片。
他們中的一些人，隨著農民工和大學生身份的子女遷徙到城市中。在那裏，他們的命運更加孤獨，生活更加缺“氧”。在城市分配已完成，階層相對固化的背景下，作為城市的後來者的農民工和大學生，無疑是“三座大山”的最底層，生老病死都是沉重的包袱。依附在這些底層家庭的老人其生存空間更加狹小。
與年輕人像動物一樣到處覓食、揮灑情欲不同，這些邊緣化的人群既沒有消費經驗，也無欲望實現的快感。生活在都市中，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世界，他們有很多人不會打電話，不會乘公共汽車，活動半徑一般不超過一公裏。生活大多數局限在家庭之內，內容無非是做飯、帶孩子，濃重的方言使語言交流在家庭成員之間也非常有限。他們的生命延續價值隻是在履行傳統倫理義務，補充城市新生家庭的功能缺陷。城市的福利和快樂與他們無關。有調查顯示多年都市生活嚴重傷害了他們的精神狀態。
有這樣一個故事：朋友的婆婆來自四川民族地區，到北京來帶孫子，由於言語不通，平時木訥寡言。老人的老家有一個習慣，女人的頭發不能隨便丟棄，必須收集起來，陪其到生命的終點。每天早上，老人梳完頭把頭上掉下的頭發卷成一團塞到一個小袋子裏，年複一年，袋子早已鼓鼓囊囊，老人還是沒有等到回家的機會。
這是怎樣的不可救藥的懷鄉病患者！
他們是都市的過客，與在城市中流浪、尋生活的子女相比，他們惟一可以欣慰的是，百年之後，他們還可以回到故鄉，回到祖先的土地。而他們的後代注定已無葬身之地。這是曆史不可抗拒的命運。
他們為這個世界的變化貢獻了生命，貢獻了土地，貢獻了子女，貢獻了所有能貢獻的。
他們不會在帝王將相構成的曆史中留下痕跡，他們隻是方言和傳統熟人社會人情世故的最後繼承者。他們走遠了，帶走了傳統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全部秘密，至此中國的現代化就完成了。
他們也是整個民族精神的背影。孔孟之道還會是大學教授的飯碗，真正的中國卻已悄悄流走了。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百年來鄉土解構的世紀大潮之中，魯迅、胡適們的鄉土大逃亡，改朝換代導致鄉紳社會的覆滅，文化革命水洗鄉村物質社會和精神家園，新時期以來消費文化帶來的天翻地覆，這條路如此清晰完整。
如果有不死的世界，那裏一定屬於他們。
【選自《鳳凰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