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尼采說得對：“經評定價值始有價值；不評定價值，則此生存之有殼果，將空無所有。”所有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的人們，倘若不願孔子成為空無所有的東西，便不應該反對我們對孔子重新評定價值。
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
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其設教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見《論語·述而》）其對於天道鬼神的態度，見諸《論語》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遠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義在以祭享。為治天下之本，故《祭義》說：“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至於鬼神之果有或無，則視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懸擬一道德上至高無上之鵠的，以製躬行，至於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則非所容心，此孔子之異於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義禮樂而不言天鬼。至戰國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說，作《中庸》，《中庸》言華嶽，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戲及其身者也。”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這明明是和李斯輩同時代人的口氣，決非孟子之前東魯子思所作。始盛稱鬼神之德與天道，於是孔子之麵目一變；漢初傳《周易》者，取陰陽家《係辭》歸之孔子，大談其陰陽不測之謂神，大談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大談其精氣遊魂鬼神之情狀，大談其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探頤索隱，鉤深致遠，《中庸》猶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猶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大談其河出圖，洛出書。《論語》：“風鳥不至，河不出圖”之說，大約亦此時竄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緯》有“龍負河圖，龜具洛書”之說，可證為陰陽家言。於是孔子之麵目乃再變，董仲舒號為西漢大儒，實是方士，成、哀以後，讖緯大興，劉氏父子著書，皆兼采儒與陰陽二家之說，班固、許慎承其謬，於是孔子之麵目乃三變；東漢清帝，篤信讖緯，無恥儒生，靡然從之，白虎觀講議諸人，都是桓譚、王充所譏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論》，廣引緯書，侈言三綱、六紀、五行、災變，可說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譚還公言反讖，幾以非聖無法的罪名見誅於光武，鄭興亦不善讖，乃以遜辭僅免。王充著《論衡》力辟神怪，賤儒賈逵以附和讖緯取媚民賊，亦尚言“五經家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到鄭玄，他早年師事第五元，本是習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篤信讖緯，博采緯書神怪之言以注《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禮記》、《尚書大傳》等。至此孔子之麵目乃四變，而與陰陽家正式聯宗矣。從此賈逵、鄭玄之學日顯，桓譚、王充之說日微，影響於中國之學術思想不為小也。
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曆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中國的社會到了春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雖早已確定，但並不像孔子特別提倡禮教以後的後世那樣尊嚴，特別是君權更不像後世那樣神聖不可侵犯；而三權一體的禮教，雖有它的連環性，尊君卻是主要目的。這是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各諸侯國中的商業都日漸發達，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屬貨幣。（見《周語》及《漢書·食貨誌》）鄭桓公東遷新鄭，與商人立“無強賈”、“毋旬奪”的盟誓。（見昭十六年《左傳》）齊擅魚鹽之利，“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見《史記·貨殖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共也。”（見《漢書·食貨誌》）“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見《管子·輕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見《漢書·貨殖傳》）由此可見當時的商業，已經動搖了閉關自給的封建農業經濟之基礎，由經濟的兼並，開始了政治的兼並，為封建製度掘下了墳墓，為統一政權開辟了道路，同時也產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勢益盛，即孔門的子貢亦廢著（《漢書》作“發貯”）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見《史記·貨殖傳》）是為戰國白圭、計然、猗頓之先驅，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日‘素封’”，“素封”勢力愈盛，封建製度愈動搖，遂至諸侯亦日漸陵夷，大夫陪臣挾“素封”之勢力，政權乃以次下移。孑L子生當此時，已預見封建頹勢將無可挽救，當時的社會又無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歐洲的中世紀之末，封建陵夷以後，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間曾經過王政複興君主專製的時代，Machiavelli的君主大權主義，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於是乃在封建的軀殼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謂尊卑長幼之節，以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普遍而簡單的禮教，來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見昭七年《左傳》的十等製），冀圖在“禮”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禮，並且在整個社會複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禮，拿這樣的連環法寶，來束縛壓倒那封建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們認識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維持那日就離析分崩的社會。所以孔門的禮教即孔門的政治思想，其內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孔子與中國
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知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於禮。……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禮記·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