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1984
睿悅讀
作者：陳潤
核心提示：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於鼎盛的上升期，往往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被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的1984年。
陳潤（財經作家、商業史研究者）
當我們回望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史，追憶1984年的那個春天，一定會被思想解放與創業精神的浪潮所感動。30年彈指一揮，曆史浩然遠去，曆史就在眼前。
1984年是中國商業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企業家群體的形成由此分野：以鄉鎮企業家為代表的最早一批創業者野蠻生長；柳傳誌、張瑞敏、王石等“教父級”企業家開創“中國現代公司元年”；馬雲、史玉柱等第二代企業家已經在大學校園蠢蠢欲動。時勢造英雄，這些人注定為了激情的變革年代而生。
改革開放的曆史其實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創業史。所有的沉浮與激蕩，光榮與夢想，無不證明市場化改革才是中國的方向。2014年，改革開放的號角重新吹響，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異軍突起
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凍，春風乍暖還寒。
當天《人民日報》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個“一號文件”），在論述大政方針時指出：“今年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十五年以上。”在談到人才培養時提到：“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提高幹部的素質，培養農村建設人才……要從今年開始在全國有計劃地普訓人才。”
現在很難考證山東沂源縣32歲的農民朱新禮是否閱讀過這張報紙，他正為鄉親勸說回去當村主任猶豫不決，《通知》顯然為他這類農村能人給出了明確的答案。1982年，他承包村裏的解放牌汽車，滿載蘋果運往南京、上海，每車能賺幾百元運費，當年淨賺5萬多元，那年頭“萬元戶”還鳳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兩輛解放牌汽車，帶著四名徒弟輪流開，年底盤算賺了20多萬元，成為沂蒙老區第一個家裏裝電話的富豪。然而，1984年他“放著大汽車不開”，回到窮山溝當村主任，帶著村裏人種葡萄，一年後，村裏湧現400多個“萬元戶”。多年以後，當他把縣裏破敗的罐頭廠發展成彙源集團，創造的“萬元戶”已不勝枚舉。
有人回村當官，有人辭官回村。在四川成都市郊的新津縣，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陳育新）、劉永好四兄弟“脫公服”回農村養雞的消息在小縣城炸了天，1983年底他們的良種場已孵雞5萬隻、鵪鶉1萬隻。1984年4月，一個10萬隻小雞的大訂單令劉家兄弟欣喜若狂，到處借錢買回10萬隻種蛋，可交付2萬隻小雞後客戶卻跑了，破殼待出的8萬隻小雞還需要大筆飼料。無奈之下，四兄弟連夜動手編竹筐，淩晨起床蹬3個小時自行車到20公裏外的農貿市場叫賣，連續十幾天風雨無阻，最終全部賣完，躲過創業初期的滅頂之災。
在兩百多公裏外的浙江台州，李書福帶著三個兄弟成立冰箱配件廠生產核心配件上的蒸發器。1986年李書福轉產冰箱，產值達四五千萬，遠近聞名。類似的戲劇性故事也發生在福建的曹德旺身上。1984年他去武夷山遊玩，敏感意識到一個賺錢機會——汽車玻璃。1985年8月曹德旺投產汽車玻璃生產線，僅4個月就盈利70多萬，整個鎮子都沸騰了：“這哪裏是工廠啊，簡直是印鈔票的機器。”
在中國商業史上，1984年是充滿意外與野蠻生長的年份，農村呈現出比城市更開放、活躍的蓬勃景象，無論是做官還是辭官，僥幸還是偶然，草根創業者發家致富的消息到處流傳。盡管鄧小平曾把鄉鎮企業稱作農村改革中“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但“異軍突起”絕非偶然。
從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當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綱領性和指導性地位。這段時期連續發布的五個“一號文件”以推動農村深化改革、促進農業生產力為指導思想，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向全國，農村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讓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這不僅為後來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創造條件，而且是農村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的重要途徑，是改革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