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富蘭克林之所以重視道德修養的培養，是出於實際生活中公私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虛無瞟渺地追求精神完善。正如他明白寫下的，“我們不能因為聖經禁止某些行為，就說這些行為是壞的，或是因為聖經叫我們去做，就認為是好的。但是當我們考慮了事物的各種情況以後，也許正因為它們對我們不利，所以我們要禁止這些行為，或是正因為這種行為本身對我們有益，所以我們要去做。”在他看來，人們之所以應當注意個人的道德品行，是因為有德行的人才能事業成功，諸事順遂；有德行的人去服務於公眾，報效國家，才能保證公眾福祉、國家利益不受損害。這樣，他實際上回答了個人與推進社會進步的關係問題。
就在富蘭克林為自己製訂了培養美好品德的計劃，並為了個人利益，也為了公共利益準備實施的前後，他也提出了他第一項公益事業的計劃。那是在1730年。當時，共讀社已經改在格雷斯家中的一個小房間裏開會了。起初，在一次會上，富蘭克林提議把大家的書籍集中起來放在聚會的地方，既便於在討論論文時引證書中的內容，而且每個人還可有機會利用其他成員的書籍，幾乎像各人擁有全部書籍一樣。大家聽了都很讚同，便照這樣辦了。但是，那些書放在房間的一角，缺乏應有的保管，給借閱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因此一年以後，各人又把自己的書拿回家去。
這時，富蘭克林提出了建立一個訂閱圖書館的計劃，請公證人查理·布勞克頓將它寫成訂閱合同條款。按照合同，每一訂閱戶第一年付40先令作為第一批購書費用，以後每年出10先令用作添購圖書，合同期限50年。1731年7月1日，合同簽訂了，共有50個訂閱戶。富蘭克林的姓名排在圖書館董事會名單的頭一個。1732年三四月之交，45英鎊和一份書名清單被寄往倫敦的一位布商彼得·柯林森。柯林森是一位費城人的朋友，他對美洲的事務有興趣。他將負責購買這批圖書。
同年10月，圖書運到了，被安放於共讀社在普特·普萊特巷的幾間房子裏。每星期三下午2點到3點和每星期六的上午10點到下午4點有一名圖書管理員照管。任何一位“文明紳士”皆可借閱圖書，但能夠把書借出館去的隻有訂閱戶和曾幫助他們選擇、擬定第一批購買書目的詹姆斯·洛根。12月1日，富蘭克林把書目印出，發給每一訂閱戶。第二年，他當了三個月的圖書管理員。圖書館的總部設在格雷斯家中，後來又遷到威廉·帕森斯家中，直到1740年4月，由於州議會文書富蘭克林寫的請願書起了作用，圖書館遷入了州政府的一間屋子。1769年，它吸收了費城的其他幾家圖書館。
這家圖書館是北美所有訂閱圖書館的鼻祖。是由一夥年輕好學的手工工匠和商人辦起來的。它的發起人富蘭克林在當時還有很多其他的事要辦。1732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年份之一。
1728年的費城，文化氣氛遠比波士頓淡薄。書籍很少賣得出去，除了神學小冊子和宣傳品，幾乎沒有印刷品。這年春天富蘭克林和梅萊迪斯離開的時候，凱梅爾的印刷生意已是搖搖欲墜。他的對手布拉福德借助其費城郵政局長的位置，可以通過郵差傳送他的報紙，借助其官方印刷所的條件得到為官方印刷法律、公文、宣言、講話等有利可圖的業務，一直立於不敗之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第三家印刷所——富蘭克林和梅萊迪斯印刷所——開張了。但是，它能生存下去嗎？
富蘭克林暗自下的決心是不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打敗對手。他的優勢在於：他不僅僅是一名印刷工匠，他還是美洲最好的寫作者；他有共讀社那幫生死之交和支持者；他有一副堅強有力而又雄心勃勃的生意人頭腦，與凱梅爾的處世乖僻和布拉福德的因循守舊不可同日而語。
開張後不久，共讀杜的布倫特納爾為富蘭克林攬到一筆生意：印刷教友會的四開本曆史書中的40印張，其餘的由凱梅爾承印。盡管利潤微薄，富蘭克林和他的同伴還是盡可能完成得又好又快。他自己一天排好一個印張的字，梅萊迪斯則將它印出來。每天當富蘭克林將印畢的版麵拆開放回字盤留待次日再用時，往往已是夜裏11點甚至更晚。有一夜，富蘭克林排好版，正要下班時，其中有一版因不小心而碰壞了，有兩頁的活字全弄亂了。富蘭克林見了，馬上拆了版，重新排好後才上床睡覺。這樣的勤勞使得他們的活完成得既快又好；這樣的勤勞既在街坊四鄰中漸有口碑，也在費城人中間贏來了信譽。
當時的費城隻有一家報紙，那就是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報》，內容枯燥無味，但因獨此一家，仍能獲利。曾為波士頓第一家生氣勃勃的報紙工作過的富蘭克林計劃著辦一份自己的報紙。這時，共讀社的社友喬治·韋伯得到他女朋友的幫助，從凱梅爾那裏贖回了人身自由，要求到富蘭克林的店裏工作。富蘭克林告訴他說，當時還沒法雇用他，但不久要辦一份報紙，那時，韋伯便可得到一份工作了。不料，生性輕率的韋伯將這一消息透露給了凱梅爾。凱梅爾馬上搶先一步，於1728年10月宣布他要辦報的消息。
得知此事後，富蘭克林十分憤慨，而自己一時還無力辦報，便以《好事者》為總題目，從二月份起在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報》上發表了幾篇有趣的文章。受到讀者的歡迎。
其中有一篇是一名虛構的佩興斯寫於2月25日的信。佩興斯是一位單身婦女，開著一家店鋪，但因一位朋友來訪的次數太勤、時間過長而苦惱。她寫道：“她有兩個孩子，正是可以到處跑、調皮搗蛋的年齡。如果我一直在招呼許多順客或其他生意方麵的來人，他們總是跟他們的母親一道，不管是在我的房間還是店裏。有時候他們把我書架上的書拉到地上來，而那兒正好被其中一個剛剛撒了一泡尿。我的朋友阻止了這場混亂，她嚷道：‘唉，你們這兩個頑皮的小搗蛋鬼！不過還好，還沒造成多大的破壞；這本書隻濕了一點兒。’然後把那本書就這樣又放上了書架。有時候他們跑到櫃台後麵的釘子桶那兒打轉，把我的10便士、8便上和4便士的釘子全都攪混了，令我十分煩惱。我盡力掩飾自己的不快，用一副嚴厲的麵孔去讓他們出去。她叫起來了：‘鄰居，你不用管他們，讓他們玩一會兒。離開之前我會把一切複原的。’但是東西從來沒有恢複原樣，而在他們走了之後我得幹一大堆活兒。這樣，先生，我擁有孩子帶來的一切苦惱和煩擾，唯獨沒有把他們稱作自己孩子的那種快樂。”
另一篇刊登於3月27日，說的是，“在我們中間，有數量不少的誠實的能工巧匠和勞動人民，被教養成懷著一種驟然致富的空洞希望，荒廢了他們的本行，幾乎毀了他們自己和家庭，甘心忍受巨大的疲勞去尋找想象中的被藏起來的的寶物而徒勞無功。他們白天在樹林和灌木叢中遊蕩，想發現那些記號和跡象：半夜裏，他們帶著鍬鎬趕往有希望的地點，滿懷希望地用力幹著。同時，他們的每個關節由於害怕那些傳說中出沒於並守衛這些地點的厲鬼惡魔而簌簌發抖。最後，一個大坑被刨出來了，也許有幾車土被挖了出去；但是天哪，並沒找到什麼匣子或鐵罐！也沒有盛著西班牙古金幣或沉甸甸的錢幣的水手的箱子！這時，他們認為，由於在行動過程中出了些差錯、說了些輕率的話或者忽略了些人為的規矩，使奪寶的精靈得以有力量使它沉入到更深的地下，使他們取不到它。
“讓誠實的彼得·柏克蘭——他徒勞地尋找這種藏起來的錢財已經很長時間了——想想吧……去糾正這種不可理喻的蠢舉。讓他想想看，他在他的作坊裏掙得的一毫一厘正在積少成多，幾天過去就可有一塊金幣那麼多；也讓費伯同樣地去看待他釘進去的每顆釘子和每一次推動刨子所幹的活吧。這類的想法會使他們勤勉，結果是他們可能在一定時間內富裕起來。而為了這麼一種可笑的胡思亂想，就一天天地泡在喬治酒店裏，和一個無所事事的星相預言家一道製定計劃去找那些從來就沒有被埋藏的東西，忘卻了當他們不在時，家裏的生意是如何胡亂應付的；就在深更半夜離開妻子和溫暖的床（假定是在所謂關鍵時刻，那就無論是下雨、下雹、下雪還是刮著颶風），不顧勞累地去拚命刨挖那永遠找不到的東西，也許會著了涼而可能送命，至少也會使他們自己衰弱不堪，好些日子不能工作。這是多麼荒唐啊！的確，這是真正無與倫比的傻瓜和瘋癲。
“我將用這樣的話來結尾，這些話是我的一位謹慎的朋友，切斯特縣的亞格裏科拉，在把一座大好莊園交給兒子時說的。‘我的孩子，’他說，‘現在我把一大塊寶貴的大地交給你。我向你保證，我靠挖掘它而找到了一大堆金子。你不妨也這樣做。但是你得小心，決不要掘過了一犁頭深。’”
這類文章富蘭克林寫了好幾篇後，又由布倫特納爾接著寫了好幾個月。結果是費城讀者的注意力大都被這些輕鬆幽默又富有諷喻意味的文章吸引到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報》上來了。1728年12月凱梅爾的報紙《一切藝術和科學的大眾指導書：賓夕法尼亞報》第1期問世時，訂戶本來不多，凱梅爾又寫不出富蘭克林那樣的文章，加上管理不善，報紙辦得越來越不景氣，訂戶最多時不超過九十。在9個月以後，凱梅爾終於因債務纏身，把報紙賤價賣給了富蘭克林，而將印刷所賣給了自己以前的學徒大衛·哈裏。
1729年10月2日，富蘭克林的報紙《賓夕法尼亞報》開始印行。在很長一段時期中，他既是報紙的印刷者，又是報紙的撰稿人。他給作為編輯的自己寫信，然後回信。他撰寫幽默的諷刺小品、寫廣告。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評論市政當局和宗教事務，以免重蹈當年哥哥詹姆士和自己在波士頓的覆轍。但他卻一直堅持出版自由。1731年6月10日，他在題為《為出版者辯護》的文章中寫道：人們有許多的見解，出版者把它們印出來作為他們的一部分生意。他們被“教育相信，當人們有不同看法時，雙方都應有同等權利讓公眾知道他們的看法；相信當真理和謬誤公平較量時，前者總會壓倒後者……如果所有的印刷商決定隻印那些被確認為不會觸犯任何人的東西，那就不會有多少印刷品了。”但他拒絕刊登誹謗性和帶有人身攻擊意味的文章。
富蘭克林在他的報紙上登載或轉載國內外的新聞，他還摘要轉登《旁觀者》或其他有關倫理道德的文章，他自己有時候也發表一些短文，多是原先為了在共讀社中討論而撰寫的。其中一篇是采用蘇格拉底的對話體寫的，文中論證一個壞人，無論其資質才智如何，都不能稱之為真正明達的人；另一篇文章指出，在培養某種品德時，一直要自我克製，直到這種美德已形成習慣，不再受相反癖性影響時才算鞏固。這些文章寫於1735年。
凱梅爾在競爭中敗北並離開費城後，富蘭克林麵對的是更為強大的對手布拉福德。布拉福德利用手中郵政局長的職權，命令郵差不得郵遞《賓夕法尼亞報》。富蘭克林隻得暗中賄賂郵差，請他們幫助自己將報紙送到訂戶家中。富蘭克林的報紙一印出來，它之字體清晰、印刷精美就超過了當地曾有過的報紙，給費城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麻薩諸塞州的州長和議會之間正在發生爭執，《賓夕法尼亞報》上登出的富蘭克林的評論文章引起了一些領袖人物的注意，由於他們經常談到這家報紙和它的發行人，等著讀它下一期的評論文章，這些頭麵人物在幾個星期後都成了新報紙的訂戶，不少其他的人也效法他們訂閱這家報紙。富蘭克林的寫作才能又一次幫助了他的商業事務，並使他本人受到本地要人的注目。當時，布拉福德還是政府部門各種公文、選票、法律條文的承印人。有一次，他把州議會向州長的請願書印得粗劣不堪，錯字連篇。富蘭克林抓住機會，主動將它重新印過，然後給每一名議員寄去一份。精美準確的印刷質量具有最大的說服力，在議會中富蘭克林的朋友——其中包括已從英國返美的律師漢密爾頓——的提議下，議會通過決議，把下一年度1730年賓夕法尼亞州的政府文件交由富蘭克林和梅萊迪斯印刷所承印。
從獨立開業辦印刷所時起，事實上業務經營全部由富蘭克林負責。梅萊迪斯不會排字，印刷技術也不精通，特別是又重新喝起酒來（曾在富蘭克林勸說下戒掉），常被人看見醉醺醺地在街上走或在酒館裏賭博。富蘭克林的朋友都認為富蘭克林不應和這樣的人合夥。但是富蘭克林不願意就這樣和在困難時幫助過自己的朋友分手。然而，不久後發生的事導致了合夥關係的解除。
按照當初富蘭克林和梅萊迪斯合夥時達成的諒解，梅萊迪斯的父親應付印刷設備的費用。但老梅萊迪斯付了100英鎊後便付不出了，而且還欠了一個商人100鎊。商人向法院提出起訴，使印刷所麵臨倒閉的危險。這時，共讀社社友科爾曼和格雷斯分別都向富蘭克林提出願意墊付所需款項，條件是富蘭克林單獨經營。富蘭克林不忍向曾經幫助自己的梅萊迪斯提出散夥，事情便又拖了一段時間。直到無法籌措資金償付那商人的債款時，富蘭克林才對梅萊迪斯說，若是其父隻願為他一人墊付錢款，自己願退出合夥，離開此地。梅萊迪斯告訴富蘭克林，他父親確實無力墊付這筆錢款，他本人也不勝任印刷工作，打算到北卡羅來納去務農。隻要富蘭克林願意承擔印刷所的債務，歸還其父墊付的100英鎊，替他還清他個人的零星欠款，再付給他30鎊和一副新馬鞍，便可得到全部股權和印刷所的全部產權。富蘭克林同意了。辦完了手續後，梅萊迪斯便去了北卡羅來納。兩個朋友好聚好散了。富蘭克林借助於另兩位朋友科爾曼和格雷斯，成了印刷所的獨立業主。1732年5月11日，富蘭克林印出了他獨自經營後的第一期《賓夕法尼亞報》。
此後，富蘭克林開始逐步還清為了創辦印刷所而欠下的債款。同時，他也注意在公眾心目中建立自己的一個勤謹商人的形象。在這方麵，他有著他人的前車之鑒，那就是從凱梅爾手中買去了印刷所的大衛·哈裏。大衛·哈裏曾向富蘭克林學過手藝。買下凱梅爾的印刷所以後自己開業當了老板。起初，富蘭克林還擔心哈裏會成為自己強有力的對手，因為哈裏的親友有勢力也有能力，因此曾提出合夥經營，遭到哈裏的輕蔑拒絕。不料哈裏一當上業主便驕傲自大起來，穿著講究，生活奢侈，常在外麵玩樂，不僅負了債，還失去了原有的主顧。最後隻得像凱梅爾一樣，到巴巴多斯去了，在那裏經營印刷業，並雇用凱梅爾當他的工人。但在日益增多的債務負擔下，他賣掉了設備，回到賓夕法尼亞務農。購買了印刷設備的人仍雇用凱梅爾為工人。幾年以後，凱梅爾死在了巴巴多斯。和大衛·哈裏完全不同，富蘭克林為了獲得商人的名譽和聲望，他不僅克勤克儉，而且也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他衣著樸素，從不去無益的娛樂場所，從不出去釣魚打獵，隻是偶然因讀書而誤了工作，但這種情況極少，他也注意不使人發覺而說閑話。他自己回憶說，“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業為恥，我有時把從紙店購得的紙張裝在獨輪車上自己經由街道推回家。這樣一來，人們認為我是一個勤勞上進的青年，守信用，不拖欠，所以進口文具用品的商人巴不得我惠顧，別的商人也想托我代銷書籍”。勤勞、謹慎的經營使富蘭克林的生意蒸蒸日上。在此前後，弗農來信提到了他的欠款。富蘭克林在回信中坦白承認了自己挪用這筆錢的過錯，請求延期償還。弗農答應了。富蘭克林不久之後一有了償還能力，便寄還了這筆錢的本息。在他心目中，“這個過失在某種程度上總算得到了改正”。
1728—1729年之交，在賓夕法尼亞出現了關於發行紙幣的爭論。在爭論中，包括債務人、商人、工匠的廣大人民要求增發紙幣，有錢人反對，怕紙幣貶值，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共讀社的成員也討論了這個問題。富蘭克林兼有債務人、商人、工匠的三重身份，自然而然地站在讚同發行紙幣的一邊，撰寫並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名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大大助長了要求發行紙幣一方的聲勢。1730年，州議會通過了發行紙幣的議案，並因富蘭克林對通過這一議案作出的貢獻，由他在議會中的朋友提議，交由他來承印紙幣。不久，漢密爾頓又幫助他攬到了承印紐卡斯爾的紙幣、政府法律和選票的生意。這宗生意到富蘭克林離開印刷業之前一直在他手中。這是兩筆利潤豐厚的業務，正值創業初期的富蘭克林從中獲益非淺。
這時，富蘭克林開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空白單據、紙張、羊皮紙和商販用的帳簿等等。他還雇了一名排字工人，收了一名學徒。
至此，在同布拉福德的競爭中，富蘭克林在不少方麵占了上風。但布拉福德資金雄厚，生活優裕，在印刷業方麵隻是雇用零工偶一為之，他的大量收入來自報紙的廣告費。由於身任郵政局長，人們以為他擁有優先獲得新聞的機會，在他的報紙上登廣台，效果也會更好。因此，布拉福德報紙的廣告遠遠多於富蘭克林的報紙。
後來在1740年，富蘭克林和布拉福德還在開辦雜誌方麵作過一番較量。當時，富蘭克林打算仿效1731年創辦於倫敦的《紳士雜誌》，在費城首創一份雜誌。布拉福德聞聽此訊後，搶先於1740年11月6日在其《信使周報》上宣布，他將於次年三月開始出版《美洲雜誌》。富蘭克林則於11月13日的《賓夕法尼亞報》上宣布，他的《大眾雜誌：美洲不列顛種植園曆史年鑒》將於次年1月問世。此後便是一場爭辦美洲首家雜誌的賽跑，最後以《美洲雜誌》比《大眾雜誌》領先三天出版而結束。《大眾雜誌》創刊號於1741年2月16日出版，標的日期是1月。但這場競爭的結局是以雙雙失敗而告終：布拉福德出了三期月刊、富蘭克林出了六期便停刊了。
對這份雜誌，富蘭克林自己沒有談到。從它的內容來看，富蘭克林轉載了新聞、來自書籍小冊子的各式各樣的文摘和論文、對話、詩歌、人物素描等，使《大眾雜誌》成為一種奇特的1741年美洲文學早期作品的文選。而其中的《曆史年鑒》那一部分則成為半年中逐月發生的事件的有用的概覽。
富蘭克林在當地辦雜誌失敗後，將目光轉向紐約。1742年2月20日，他和他的一個幫工詹姆士·帕克爾簽訂了合夥經營的合同，他提供設備運至紐約，並對在那裏的業務出1/3資金，分享1/3利潤，由帕克爾在那裏發展業務。帕克爾在威廉·布拉福德退休後，接辦了他的《紐約雜誌》，並於1743年成為那一州政府的承印商、耶魯學院的印刷商，並於1755年4月12日，在設於紐黑文的印刷所創辦了《康涅狄格雜誌》。當時，富蘭克林已沒有從事活躍的商務活動，但仍是帕克爾生意的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