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辱使命
富蘭克林父子於7月26日天晚時到達倫敦，第一夜是在米爾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過的。第二天，富蘭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倫敦後的第一位造訪者——威廉·斯特拉漢。柯林森是教友會教徒、商人，皇家學會的會員，多年來，富蘭克林就是通過他向皇家學會報告他的電學實驗和觀察的結果的；威廉·斯特拉漢是倫敦的出版商，出版過約翰遜的辭典、休謨的第一部曆史和後來亞當·史密斯、吉本、羅伯遜和布萊克斯圖恩的著作，和富蘭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卻未曾謀麵。他們兩人和富蘭克林一見麵，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漢後來寫信告訴黛博勒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在每一方麵如此完美地與我相投契。有的人在這方麵，有的人在另一方麵，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麵都同我合得來。”
幾天以後，富蘭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頓下來，著手辦理他此行身負的公務。
他首先去拜訪了約翰·福瑟吉爾醫生，幾年前，富蘭克林給皇家學會關於電學實驗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爾得知富蘭克林的來意後，認為他不應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請，而是應該先向業主提出請求，並準備替富蘭克林安排同業主托馬斯·賓會麵。
在等待同托馬斯·賓晤談的期間，柯林森通過弗吉尼亞大商人漢布雷介紹富蘭克林拜會了樞密院議長格蘭維爾勳爵。見麵以後，彬彬有禮的格蘭維爾勳爵詢問和談論了一番美洲的現狀後，談話便轉入正題。格蘭維爾說：“你們美洲人對於你們的政體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你們認為國王對州長的訓令並非法律，以為你們可以任意決定遵守與否。但是這些訓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然後由樞密院考慮、辯論或修改，最後由國王簽署。所以這些訓令對你們來說是國法，因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蘭克林聽了這話，回答說，“這對我是聞所未聞。根據我們的憲章，我一直以為我們的法律是由我們的議會製訂的，它當然要呈請國王批準，但一經批準，國王就無權加以廢除或更改。所以雖然議會不經國王的批準不能製訂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立法。”
談話的結果是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錯的。就這樣，富蘭克林告辭回寓所去了。和格蘭維爾的談話在他的心裏蒙上了一層陰影，因為他看出，國王的一位大臣談論此事的口吻同業主們竟然如出一轍，他感到這次到倫敦向國王申訴，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蘭克林和以托馬斯·賓為首的業主在春園舉行會談。富蘭克林陳述了議會申訴的要點，但業主們要求他用書麵一一列出來交給他們。8月20日，富蘭克林把一份書麵的申訴要點交給他們時，他們又要他和他們的律師談。富蘭克林拒絕了，聲言除了業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談判此事。
這以後，直到1758年11月，業主們才準備了一份答複寄給賓州議會，指責富蘭克林沒有按正常禮節處理此事，理由是富蘭克林在交給他們的申訴要點上沒有寫上“賓夕法尼亞州真正的絕對的業主”的稱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時期裏，賓州議會已經說服丹尼州長通過了一個議案，規定業主的財產也要像人民的財產一樣納稅。議會已沒有必要回答業主的責問了。而業主們所要做的就是當這個議案送到英國來的時候，設法阻止國王加以批準。
就在焦急等待的過程中，富蘭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個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熱，當冷或熱過去時，他便認為自己痊愈了，掙紮著企圖出門去辦事。不想一開門吹了風，馬上又病倒了。他寫信告訴妻子說：“我的好醫生〔福瑟吉爾〕對我違背他的警告和囑咐十分氣惱，要我保證以後更加注意。他非常細心，非常親切地照料我，賢惠的房東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這封信寫於11月22日，是福瑟吉爾允許他寫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複期間，還接待了不少來訪者。其中有麻薩諸塞前州長謝利，富蘭克林在殖民地郵政事務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還有詹姆士·拉爾夫。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拉爾夫友善而忠實，他得知他在美國的女兒和外孫的消息後非常高興，但他不願意讓他現在的妻子知道他有這個女兒。富蘭克林告訴妻子，“在難得的晴天，我冒險在中午時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識之士的愉快交談，名人們對我的注意，是在目前遠離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給我的最大安慰。”在養病當中，他到周圍的店鋪去為妻子和女兒買禮品，包括各式各樣的時裝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東太太的幫助下，他托運回去兩箱這類禮品。6月，他花了一大筆錢——42個畿尼——買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勸阻沒有買的大鍵琴，送給女兒。思鄉病折磨著臥病後感情脆弱的富蘭克林。他體力稍有恢複，便去出席皇家學會的宴會，頻繁地乘車去懷特萊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鄉愁。
在業主們拖拉延擱答複的長時期裏，富蘭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從事科學探索的空閑。這次到倫敦來，他隨身攜帶或是就地設計製作了最強有力的電學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寫信告訴皇家學會會長約翰·普林格爾關於在賓夕法尼亞時一例電療癱瘓病人的效果的記述，他寫道：“我從不知道對永久性癱瘓病進行電療的療效。我也不敢妄自斷言，這種明顯的短暫的療效，由於病人作長途行走練習並每日到我家來，由於它對病人帶來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氣力去活動他們的肢體，會維持多久。”他和第一個在英國從空中引下雷電的約翰·坎頓成了朋友；他還為哈佛大學購買電氣設備，認真地裝配它，並為之配備了一份詳細的說明書；他還在1758年5月和兒子一道到劍橋大學和化學教授約翰·哈德裏一道作蒸發實驗，並由此想到許多用水的蒸發來降溫或測風向的事例。
7月初，富蘭克林到劍橋大學參加了畢業典禮，受到校長和副校長的隆禮相待。那以後，富蘭克林父子就出發到諾桑普敦去探訪他們祖先的家鄉。兩位美洲的富蘭克林到了愛克頓，在那裏，英國的富蘭克林們在他們那塊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麼久。現在，那塊土地已經被並入了另一家農莊，老宅子裏辦著一所學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頭建築物，仍被人認做“富蘭克林宅”。富蘭克林家的祖先們就是在這幢宅屋裏出生、結婚、下葬，一直延續了200年。富蘭克林父子在教區牧師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裏找到了富蘭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長滿青苔，碑文難以辨認。那婦人叫人拿來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幹淨，再將碑文臨摹下來。然後，父子倆離開了愛克頓，向伯明翰而去，尋訪黛博勒娘家的親屬，他們所在的地區比富蘭克林家更為僻遠。
回到倫敦，已經是9月，富蘭克林接到了共讀社兩位朋友——書籍裝訂工斯蒂芬·波茨和測量局長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蘭克林難過之餘，回想起兩個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給帶信來的休·羅伯茨的信中感慨萬千：“兩個人都有不尋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聰明人，可老幹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卻總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麼他們中的一個人沒有享受過什麼卻總是擁有這手段；另一個人擁有一切唯獨不擁有這手段。帕森斯置身財富之中卻總是煩躁不安；波茨居於貧窮可總是笑容滿麵。那麼看來是，此生的幸福與其說仰賴於身外的狀況，不如說取決於內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惡與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響，還有這樣一種東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來是具有他所說的幸福的天性的富蘭克林將他房裏的壁爐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熱量又大。他的朋友們紛紛仿效，一時間，這種爐子竟然相當流行起來。
1758年元月，波士頓出現了古怪的謠言，說富蘭克林被授予從男爵爵位，並被任命為州長了。但富蘭克林真正的實實在在的榮譽卻是在2月12日被聖安德魯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同年晚些時候，他到蘇格蘭去旅行，於9月5日愛丁堡給予他市下院議員和同業公會成員的榮譽。他會見了不列顛最敏銳的思想家大衛·休姆，蘇格蘭的曆史學家、後來的愛丁堡大學校長威廉·羅伯遜，格拉斯哥的教授亞當·史密斯。富蘭克林父子還造訪了普列斯頓菲爾德的醫學院院長亞曆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學教授約翰·安德森則陪伴富蘭克林經珀斯到聖安德魯大學，在那裏，富蘭克林得到了學位證書。
富蘭克林此行結識的最親密的朋友是愛丁堡的開庭法官卡姆斯勳爵。在回倫敦的途中，富蘭克林在貝裏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數日。卡姆斯夫婦在富蘭克林父子前往約克的路上伴送了他們一程。富蘭克林父子在約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幾個星期後，年底回到了倫敦。富蘭克林對蘇格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認為它是他“將選來度過餘生的國度”，對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問候外，還談到自己對英帝國的看法，他說，“我久已有了這樣的觀點，大英帝國未來輝煌和穩定的基礎在於美洲；盡管如同其他的基礎一樣，它們既低且不為人所見，但它們之廣闊和強大足以支撐起人類智慧從未樹立起來過的最偉大的政治結構體。”美洲的富蘭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業主答複的時間裏，富蘭克林絕不隻是等待，他要爭取一切機會，為他的殖民地人民爭取權利。他除了和見到的每一個可能有影響力的人談這件事，而且訴諸於出版物，以求影響公眾輿論，目的是“消除過去在人為和偶然的機會散布在這個國家的人民中不利於我們的偏見，為我們爭取沒有隔閡的人類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議會的信）。他計劃出版一本書，把這場爭執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書名為《賓夕法尼亞憲法和政府的曆史回顧》。這本書於1758年6月寫成，但其出版卻被延擱了一年左右。書的作者是一名英國律師，匿名寫的。書中犀利的語言刺中了業主的痛處，業主被激怒了，他們以為該書係出於富蘭克林的手筆。富蘭克林於1759年6月9日寫到業主賓時，說：“無論我在哪裏見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總是出現一種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憤怒、恐懼和煩惱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為業主，這些人每年從其領有的殖民地獲得大筆的收入，但是出於階級的偏見，他們自視為那一州的所有者，卻又不願對它的發展甚至安全負任何責任。這時，他們的感覺是在自由的名義下受到了威脅，這威脅不僅來自頑固的議會，也來自這個來到倫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動輿論來反對他們以便褫奪他們的領地。他們決心阻止這一企圖得逞。
1760年6月，樞密院種植園事務委員會的報告反對賓州議會通過、州長簽署的發行紙幣10萬鎊以及業主的地產也須納稅的議案，理由是它“公然踐踏天賦公理，英國法律和皇室特權”。
在這種情況下，原打算不久便到愛爾蘭去的富蘭克林留在倫敦度夏，參加對此案的審理。
在審理中，業主和他們的兩名律師極力陳說如果按照這項議案向業主征稅，業主必將因負擔過重而破產。富蘭克林和他的兩名律師則反駁說，這個議案並不含有這樣的意圖，估稅人員也都是誠實而謹慎的人，增加業主的稅額對他們並沒有多少好處，他們不會因此而違背他們要合理估稅的誓言。
此外，富蘭克林一方強調指出廢除這一法律將造成的嚴重後果：賓州已經發行了相當於10萬鎊價值的紙幣，用於英王軍務，紙幣已經在民間流通。法律若遭廢除，紙幣頓時成為廢紙，不少人必將因此而破產，對賓州來說不啻一場災難。
聽到這裏，樞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示意富蘭克林跟他出去。他們到了秘書室以後，曼斯菲爾德問富蘭克林是否真的相信執行這項法律時業主的財產不會受到歧視。富蘭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爾德接著問：“那麼你不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嗎？”富蘭克林答道：“一點也不反對。”於是，曼斯菲爾德將業主的律師請來。經過一番討論，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的建議——在議案的基礎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種植園事務委員會表示讚同這項法律，但須對它進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準了這一議案。
在這項法案的審理中，業主終於認識到，達成妥協比廢除法案要好，而富蘭克林作的讓步是微不足道的。這場鬥爭以賓州議會獲得勝利而告終。業主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所要維護的封建特權在英、美社會已是過時的東西，英王自己在英國也是要納稅的。
9月中旬，富蘭克林帶著兒子心安理得地離開倫敦，去了考文垂，在那裏又計劃去柴郡、威爾士、布利斯特爾和巴斯，後來又遊覽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們已回到了倫敦，而且就留在了倫敦，因為富蘭克林已擔任了賓夕法尼亞的官方代理人，暫時回不了美洲。
富蘭克林在倫敦有一個“家”，它和他在費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規模較大。這個家不僅給了他住處，更重要的是給了他親情，使他在旅居倫敦先後長達15年的日子裏享受到了家庭的溫暖。
這個家位於倫敦斯特蘭德的克雷文街7號。是賓夕法尼亞在倫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蘭克林父子抵達倫敦之前就幫他物色好的。房東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瑪格麗特·斯蒂文森，帶著女兒一塊過活。女兒名叫瑪麗，家人稱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裏，富蘭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間屋子。
富蘭克林從費城帶了兩名仆人同行。一個名叫彼得，主要隨侍富蘭克林並打雜。到倫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識了城裏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個地方去辦事了。另一名是個奴隸，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蘭克林，有些笨手笨腳。他從美洲來到倫敦以後，逐漸熟悉和適應了新的環境，一年以後，他逃跑了，從此以後便不知去向。
在到倫敦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前，富蘭克林雇了一輛馬車作為專車，每月租錢12畿尼。這樣，富蘭克林有和善的房東斯蒂文森夫人照顧，有仆人侍候，出門有專用馬車，平時和朋友們頻繁交往，儼然有了一個新家：除了兒子以外，瑪格麗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東女兒波莉如同他的女兒，這種家庭氣息在他苦苦思鄉思家的時候給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長期遠離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種補償。他始於1757年出使倫敦的客居國外的時間之長遠遠超過了他最初的估計，那時他預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團聚，再後來，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後延擱。
到了倫敦以後不久，威廉·富蘭克林便進入米德爾·譚波爾學校學習法律。他還是和在費城時一樣，活潑好動，衣著打扮上追求時尚。富蘭克林曾有意鼓勵兒子和波莉之間建立親密的關係，但是沒有取得成功。當初曾使父親在生活上走過一段迷途的“年輕人難以控製的感情衝動”同樣也在兒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開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個不知名的女子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孩子被取名為威廉·譚波爾。富蘭克林對兒子的行為感到沮喪，但是，他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孫子，並且及時地將他領回自己在倫敦的家中撫養。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將近兩年的時間中，富蘭克林主要是在倫敦活動，隻在1761年的八九月間和兒子威廉到比利時和荷蘭作了一次短期訪問。
父子倆參觀了格亨特和布魯吉斯的教堂，然後到了布魯塞爾，在那裏，洛林親王熱烈地歡迎了這位科學家，帶他觀看了自己的物理實驗室。在萊頓，富蘭克林拜訪了馬森布洛克。一年前，馬森布洛克曾將歐洲所有電學方麵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錄表，送給了在倫敦的富蘭克林。在海牙，富蘭克林和英國大使一同進餐，他們準備回到倫敦，以便能趕上喬治三世的加冕典禮——在富蘭克林心目中，喬治三世是一位賢德、開明的年輕君主。
在富蘭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關係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種介乎父女之間和忘年之交之間的友情。
在威廉·譚波爾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於富蘭克林對威廉和波莉居間作伐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波莉離開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萬斯特德的一位姨媽住在一起。後來，波莉請求和富蘭克林以自然哲學為話題定期通信。富蘭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應了，但他也寫道：“可為什麼你要在決定（如我所聽說的）獨自生活的時候，借修心養性使自己成為對一個通情達理的男人來說更為親切，更為合意的伴侶呢？如果我們如你所提議的研討倫理和自然哲學，我想在我充分樹立我作為導師的權威之時，我要先教給你一星半點‘責任’這一問題。”在同一封信中，他還建議她閱讀他推薦的書，然後把她的思考和問題寫信告訴他。
那年夏天，波莉從布利斯特爾寫了信來，問那兒的水在春天還很涼，而在抽水的過程中，水卻變暖了。對這個問題，富蘭克林沒有冒險去回答，他在複信中引用了他在謝爾登的書中讀到的一個婦女所說的話，“在弄清事實之前勿作解釋”。但他的下一封信卻是他給波莉的信中最長、也最專業化的了，信中談到的是河水的潮汐問題。寫完了信，富蘭克林才想到讀信人對信中所寫真的會有興趣嗎？於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為信的結尾：“在給一位年輕姑娘寫了6大頁對開紙的哲學問題以後，還有必要在最後致禮嗎？這樣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禮嗎？”的確，並不是每一個姑娘都有機會讀到這樣一封信的。
富蘭克林對波莉談論得最為詳盡的是關於“衣料上的日光熱”問題，那是他多年實驗得出的結論。他在信中寫道：
“由於我找不到我的實驗筆記來寄給你，我隻得憑我的記憶來告訴你。……我從一個裁縫的圖樣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種顏色的小塊寬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藍色、淺藍色、綠色、紫色、紅色、黃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顏色和深淺不同的各種顏色。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我把它們拿出去，鋪在雪地上。幾個小時以後（現在我已不能說出精確的時間了），那塊黑布由於在陽光下變得最熱，陷進雪裏很多，仿佛是被光線按下去了似的；深藍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淺藍布則不如深藍布陷得深。其他的由於顏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淺；白布停留在雪麵上，一點也沒有下陷。
“在哲學上有意義的難道在實際中就沒有什麼用途嗎？難道我們不能從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於在炎熱的陽光逼人的氣候或季節裏穿用嗎？必須在陽光下行軍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應當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製服嗎？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應該是白色的，因為白色可以把熱量反射回去，那熱量會使人頭痛，而且對許多人來說有致命的危害。”就這樣，富蘭克林用最簡單的實驗證明自己的看法，比歐洲人普遍知道在熱帶應穿淡色衣服早一個世紀，提出了淺色衣料這一明顯的優點。
在倫敦期間，富蘭克林還研製了一種稱為“玻璃琴”的樂器。那是他根據理查德·波克裏奇1743年發明的“音杯”的原理研製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裏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隻玻璃杯音調的高低可以用增減杯中之水來調整。然後用手指敲擊杯的邊緣便可奏出曲調來。富蘭克林從皇家學會得知了這樣的樂器，他為“音杯”音質的甜美所傾倒，同時也感到它使用起來頗為不便。於是他便動手來改製。他訂製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個——剛好夠3個8度音階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個的中央有一個孔。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樣，最大的直徑為9英寸，其他的直徑依次縮小，最小的直徑是3英寸。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長軸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觸。穿上了“音杯”的長軸被水平地裝在一隻長匣裏，長匣下麵有4條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鍵琴，演奏者演奏時坐在這木匣前，用一塊踏板帶動，轉動那根軸，就像帶動一隻紡車轉動一樣。同時用手指敲擊動著的“音杯”的邊緣。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強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個音持續多久。富蘭克林將這種樂器稱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問世後，驟然流行於世，而且持續了很多年。在倫敦，一架按富蘭克林的規格複製的阿莫尼卡賣到40畿尼一台。瑪麗安·戴維斯於1762年初在英國公開演奏阿莫尼卡，然後帶著它到意大利去旅行，並把它引進到維也納的帝國宮廷，後來的法國王後，瑪麗·安東尼特公主跟她學習過彈奏阿莫尼卡。琴音之優美悅耳使它風靡一時。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瑪麗安用這個“富蘭克林創製的琴”為歌唱家謝西利亞·戴維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奧譜寫的歌曲伴奏。1764年，這種琴傳回了費城，並在議會大廳公開演奏。在音樂之鄉德國和奧地利，這種琴製作得最多，在很長的時期裏，由於他發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針，富蘭克林在德國的樂壇和電學之苑中同樣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裏被人效仿、加以機械學方麵的改進、調整。包括莫紮特和貝多芬在內的音樂大師為它譜寫樂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據說是玻璃杯的震動對演奏者的神經有影響。
由於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後世一般不大提及富蘭克林在音樂方麵的才能，但他對音樂的確十分喜愛，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讀社的聚會上和同伴們輪流唱歌，創作歌詞，還抽時間學習彈奏豎琴、吉他、提琴，也彈他的阿莫尼卡。不論是在費城、在倫敦還是後來在巴黎，他以此自娛並使朋友們開心。而在1757—1762年這段時間裏，在工作之餘，比起其他的各種寫作和實驗，他更加投入於他在音樂方麵的發明創造，為之著迷。
1762年1月，富蘭克林決定返回費域，由於英法正在交戰，他得等待軍艦護航。就在等待期間，牛津大學授予他民法博士學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舉行的典禮上，賓夕法尼亞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郵政總代理、皇家學會會員、聲名卓著的富蘭克林被授予了這一學位。威廉·富蘭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其後便是朋友的挽留和離別。
斯特拉漢一直想讓富蘭克林留居倫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經寫信給黛博勒·富蘭克林，勸她到倫敦來。但富蘭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遠涉大洋到英格蘭來生活，他也不會堅持要她來。後來他又認真地向富蘭克林談到自己的兒子和薩拉的婚事（在富蘭克林到倫敦來之前，兩位朋友曾在信中戲言此事，當時薩拉才六七歲，那男孩也隻比她年長三歲）。富蘭克林把這事轉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國來，又不願意薩拉離開自己，使得這件事隻得作罷。其後，斯特拉漢仍不斷勸說富蘭克林留下來，但富蘭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勸說很有力量，可以說服我做任何事。但說什麼也沒有用了。我必須回去”。並說他此去可能是永遠地離開英國了。但是，在富蘭克林內心深處，有一種什麼東西在和斯特拉漢的勸說相應和。8月23日，富蘭克林在即將登船之際從樸茨茅斯寫信給斯特拉漢說：“目前，理智將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願卻叫我留在這裏。兩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風，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說服富蘭克林夫人前來伴我，那就什麼都阻止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