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年9月26日，他寫給姑娘們一封信，說：“我和你們一道，最誠摯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鬆鼠中的佼佼者，因為它有良好教養，旅行到遙遠的地方，看過這個世界的諸多景物。由於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們的眷愛，它不應如普通鬆鼠一樣就那樣逝去，而沒有墓誌銘。”他認真地為鬆鼠擬寫了這樣的銘文：
斯克格在此
躺著很舒適
如同小精靈
蓋著厚毯子
然而，縱然有著親人在身邊，縱然享受著“倫敦的家”的溫暖和朋友們的友誼，富蘭克林仍不時感受到思家的劇烈痛苦，他承認“對此我無法仰製，隻有對自己答應說下一個春天或下一個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於再回到這裏來，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會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計劃三次飄洋過海，我這一輩子就太過分了。”在富蘭克林心中，費城的家始終是他感情深處一塊最最珍愛的所在。
作為科學家的富蘭克林，在倫敦的生活內容也是極為豐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靈頓從事電學和化學研究的青年學者約瑟夫·普利斯特裏來到了倫敦，找到富蘭克林，想在編寫一部電學史的著作方麵得到他的幫助。富蘭克林慷慨地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書，並將未曾向皇家學會報告的當年風箏實驗的詳情細節全盤告訴了他。在普利斯特裏的書完成後，富蘭克林讀了他的手稿，並幫助他爭取被選入皇家學會。這個年輕人成了富蘭克林在歐洲的最親密的朋友。
在印花稅廢止以後，富蘭克林有過一段短暫的閑暇。那年6月，他和約翰·普林格爾——這時已是約翰爵士以及王後的禦醫——一同到漢諾威的皮爾蒙特，慕名去喝那裏富含鐵質的水。富蘭克林6月13日告訴妻子說：“如你所知，我習慣於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氣和鍛煉。我相信去年因為缺乏這些而有害於我，以至於我雖然不能說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經常疼痛。……我打算在皮爾蒙特離開他，去看看離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後在歸期將至時再去與他會合。”
第二天，他們出發了。他們的確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他們一道在皮爾蒙特或漢諾威的什麼地方會見了著名的弗雷厄爾·馮·蒙奇豪森，和魯道夫·艾利奇·萊斯普。後者把前者對朋友講述的自己的故事編纂成英文書，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為名，後來該書頗有影響。
德國皇家科學學會選舉富蘭克林和普林格爾為會員。7月19日，兩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學會的一次會議。在漢諾威，他們還造訪了皇家醫院院長，觀看了他的電學儀器設備。然後返回，於8月中抵達倫敦。
第二年8月，富蘭克林和普林格爾到法國去遊曆。出發以前，他們從法國駐英國公使館的杜蘭德那裏取得了許多介紹信。杜蘭德曾十分詳細地打聽美洲的情況。對此，富蘭克林的評價是，他“假意說對我非常敬仰，由於我在那次訊問中表現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麵的作品，請我吃飯，問了許多問題，待我極為友善，前來拜訪我，等等。我想象這個詭計多端的國家想找機會插手，挑撥英國和她的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但我希望我們將不給他們以機會”。
但是在法國的旅行，改變了富蘭克林對法國和法國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給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寫道：“我們在兩岸的船夫、腳夫那裏受夠了折騰，說不清哪一邊的更貪婪，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但是後者盡管狡詐，卻是最為彬彬有禮的。”
他注意到大多數婦女的膚色較深，但在巴黎，一些婦女膚色較白淨，而且不像是靠化妝所致。他知道波莉對巴黎的時尚感興趣，並詳細地告訴她巴黎婦女化妝的辦法，“我還沒有機會進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妝室去觀看她們如何塗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訴你那是或可能是怎麼一回事。在一張紙上剪一個直徑3英寸的圓孔，然後把這張紙放在你的臉頰上，讓那孔的圓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後用一把刷子蘸了顏料連同那紙塗你的臉；因此當那張紙被拿開後，那兒就留下了和那圓孔同樣大小的一塊圓印。這就是化妝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員，上至各階層女士一直到血統高貴的公主，但是就到那裏為止。王後是不用它的。……”
他又說，“你看，我說到王後仿佛我見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見到了。因為你得知道，我去了宮廷。上星期日，我們到凡爾賽去，有幸覲見了國王。他十分高雅而又興致勃勃地和我們兩人說話。國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潑，顯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一些。那一晚，我們在宴會大廳，王室家族在那裏公開用餐。……國王同約翰爵士談了很多，問了許多關於我們的王室家族的問題，也注意到了我，給我以榮耀。對此就說到這裏。因為我不想讓你以為我喜歡這位國王和王後，……沒有法國人想到他們的國王超過我想到我們自己的國王和王後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親的”。
富蘭克林認為凡爾賽宮富麗堂皇，但是保養不善。他注意到，比起倫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沒有被馬車和轎子所擁塞。男人和婦女都帶著傘，鋪路石“一般是方的，當一麵磨損後就被翻過麵來成了新的”。
對於習慣於費城和波士頓的富蘭克林來說，巴黎看上去不那麼整齊，但他認為法國人的風度比英國人好。“看來這裏有一種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應受到尊敬；一個外地人在這裏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國受到的待遇。當海關的官員正要扣留我們攜帶的人們在布格涅給我們的兩打上好的波爾多葡萄酒時，一旦知道我們是外地人，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們到巴黎聖母院去觀看一場盛大的有圖形的燈展，紀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們發現有大量的人群被衛兵擋在外麵。但當那軍官一聽說我們是英國來的外國人，他立即就讓我們入內，陪著我們，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給我們看。為什麼我們不能如此文雅地對待法國人？為什麼讓他們在有的事情上超過我們？”
可以猜想倫敦公使館的杜蘭德為了富蘭克林受到官方的禮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為科學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薦介紹。對富蘭克林說來，那些“在巴黎同博學多才的人相處的日子如同一場令人愉悅的夢，直到我非常遺憾地發現自己身處倫敦時才醒過來。那位在法國最先實踐了富蘭克林的建議、從雲端取得了雷電的達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對富蘭克林極為友好熱忱。法國的科學家以被稱為“富蘭克林派”而自豪，他們中有人說，法國象英國一樣，是富蘭克林的國家。
富蘭克林在巴黎結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電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就在他即將啟程回倫敦時，他見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內。此人是法王的禦醫，是被稱為重農主義者的一個學派的領袖，並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國大革命中革命演說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當時，富蘭克林對這個學派一無所知。奎斯內等經濟學家卻由於富蘭克林是自然哲學家而對他倍加讚譽。他們讀到富蘭克林在聽證會上的答辯後，稱讚他是關於美洲情況的活檔案。富蘭克林則發現自己心目中雜亂無章的經濟現象在奎斯內他們那裏成了一個體係。這一學派的一些觀點給了他一些啟發。
幾個月後，他在給費城的一封信中寫道：“歸根結底，這個國家喜歡超過它們實際價值的製造業產品。因為財富的真正來源是農業耕種，農業真正生產出新的財富。製造業隻是轉換形式，而且，不論它們給了它們所生產出來的物質什麼樣的價值，它們同時也消耗了同樣價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製造業不能增加財富，唯一的優越性是以製造業產品的形式出現的貨物更易於運送到外國市場上去出售”。
一年以後，他將他的新觀點提高到了最尖銳的程度，“一個國家獲致財富的途徑看來隻有三種。第一種是戰爭，如同搶劫一般；第二種是商業，這一般來說是欺騙；第三種是農業，這是唯一誠實的途徑。通過這一途徑，人們從播入土地的種籽收到真實的增長，並且是連續不斷的奇跡。”這裏，富蘭克林在逐漸失去英美統一帝國的希望的同時，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間的區別，他認為那是一種自然賦予的區別，即廣袤的北美洲大陸可以靠農業生活；而狹窄的島國隻得限於經營工商業，他也感到了要調和這種利益上的衝突是多麼困難。
富蘭克林第二次訪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間，也是和普林格爾同行。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於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選舉為美洲哲學學會會長，在法國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學術界的正式代表。達利巴德夫婦、科學院和真摯的重農主義者們熱情地接待了他。他高興地發現法國對北美殖民地感興趣，“整個歐洲（英國除外）看來在這個問題上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歐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於英國力量的增長威脅到自身而樂於看到英國自我分裂。我希望，我們的謹慎會推遲我們的敵人從我們的衝突得到滿足”。
1770年為麻薩諸塞州的事務忙碌了一年，富蘭克林在1771—1774年期間每年都出遊一次，主要在英國境內觀光、訪友。1772年4月，阿貝·莫勒列特應舍爾伯恩邀請訪英，曾同富蘭克林長談，話題廣及商業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樂、物理學和美學。一天他們漫步在懷科姆貝的公園，富蘭克林說他可以使身旁一條小河中被風吹起的波浪平息下來。說完，他從他們站的地方朝上遊走了兩百步，向水麵作了些魔術式的動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動了幾下。果然，水麵上的微波平了下來，河水水麵平滑，猶如一麵鏡子。朋友們紛紛驚問這是什麼原因，富蘭克林微笑著從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來，告訴他們說，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剛才的奇跡就出現了。
在此之前，丹麥國王克裏斯丁七世於1768年8月到10月間來到英國，10月1日同皇家學會的莫爾頓勳爵和富蘭克林共餐。
在英國的數年交遊，富蘭克林結識了不少名士貴胄，他和科學界名人的交往，不僅是出於在世界範圍內的科學領域內的人際、學術交流，更是為了讓歐洲學人通過自己了解和認識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間，英國皇家學會幾乎成了他經常出入的俱樂部，他於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當選學會參事會成員。
但富蘭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倫敦有幾處固定的活動場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館，定期地去“喬治和沃爾傑”酒館，但他最喜愛的去處是“誠實的輝格黨人”俱樂部，該俱樂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動，活動地點先是在聖保羅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後改在路德格特·希爾的倫敦咖啡屋。富蘭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萊斯、坎頓、普利斯特裏（當他在倫敦時）是該俱樂部最早最忠實的會員。其他會員也是富蘭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動日，會員們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煙（但富蘭克林不抽煙）、談話，有時候進行激烈的爭論。到9點，大家共進晚餐。
同時，富蘭克林也在潛心從事科學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爾收到富蘭克林寫來的一份實驗報告，普林格爾粗粗看了幾眼，不由得回憶起他們同遊荷蘭的情景，他記得有人告訴他們說運河裏的船在運河裏水位低的時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時候慢得多。富蘭克林寫來的就是關於船速在深水和淺水中的差異的實驗報告。
富蘭克林寫道，“我們回到英國以後，正如往常一樣，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問那些船夫說，他們是否感覺到在淺水和在深水中劃船有什麼不同。我發現他們全都這樣說，事實上，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們的說法卻各有不同”。富蘭克林的解釋是運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須一次次地將相當於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樣體積的水排往它後麵去；水在這樣移動的時候必須經過船的兩側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後麵去；如果船底的水的這種移動受到水淺的阻礙，更多的水必將流經船的兩側，並且流速也會急一些，這就使船行進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動；或者，船前行時，船後的水位變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麵由水位之差異造成的水的重量壓向後退，由於要不斷克服這一重量，船的移動便減緩了”。
富蘭克林不僅僅分析了這種現象，他還將其付諸實驗。他準備了一隻水槽，水槽內部的長、寬、高分別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裏麵盛上水，水麵離水槽邊緣半英寸，這代表一條運河。再製作了一隻船的模型，6英寸長，2．25英寸寬，1．25英寸深，船頭的一端係一條絲帶，另一頭安上一個直徑為一英寸的銅滑輪，用一個一先令的錢幣用帶子墜在水槽的一頭，穿過滑輪便可牽引小船勻速前進。富蘭克林在船前進時，數數記下在不同水深時所用的時間——當時沒有帶秒針的表，得出的結果是當水深1又1/2英寸時，船速為101；當水深2英寸時，船速為89，當水深4又1/2英寸時，船速則減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淺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當明顯的。
那年複末，在忙著一年一度的旅行之餘，富蘭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劇而又自如地轉向語音學和拚寫改革。
富蘭克林分析了英語的語音，認為在英文字母中有6個字母是多餘的，即c，j，q，w，x，y，因為它們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應地製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發表問世。他的《關於新字母表和改革拚音模式的計劃》一書沒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語言分析像從那以後人們所作過的一樣是基本的，盡管還不夠詳盡。他對拚音的改革是從企圖改變當時書麵語言阻礙了英語語言的發展，語言被文字拉了後腿的現狀出發的。他的改革計劃將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個人的。
1769年，富蘭克林當選了美洲哲學學會會長後，發表了他的修訂過的第4版《電學實驗與觀察》，內中增加了《哲學題目信劄集》，是寫給多位親友的信件，內容涉及包括植物學在內的多個學科。後來，該書於1772年12月被巴爾杜·杜勃格譯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蘭克林受到軍械局的谘詢，內容是關於如何保護設在普特弗利特的軍火庫不遭雷擊。5月28日，富蘭克林登門造訪，並建議他們用避雷針。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議在聖保羅教堂頂上安裝過一枚。問題提交皇家學會解決，皇家學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解決此事，富蘭克林是委員之一。8月21日，富蘭克林起草了一份報告，外加一份長篇解釋。但是，曾為富蘭克林畫肖像的電學家威爾遜卻反對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委員提議用尖頭避雷針，而威爾遜認為尖頭避雷針會把雷電引到軍火庫來，鈍頭的避雷針更合適。最後，尖頭避雷針被采用了，但威爾遜卻出版了一些反對這一做法的氣極敗壞的小冊子。富蘭克林拒絕對它們作出還擊。在美國革命爆發後，火藥庫被雷電擊中，盡管沒有被毀壞。喬治三世馬上站到威爾遜一邊，並命令在軍火庫和他的王宮都裝上鈍頭避雷針，似乎是要以此來鄙薄“反叛的”富蘭克林。
皇家學會會長普林格爾由於在這一問題上沒有支持喬治三世，反而指出這是偏見，他被迫辭去了皇家學會會長一職，並被解除了禦醫的職務。
1773年，富蘭克林感興趣的兩個主要研究課題是感冒和油對有浪的水麵的作用。
對前一題目，他通過觀察自己的切身經曆，盡管他在他那個時代不可能聽說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懷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為受涼，而是由於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觸，通過某種“質地特別的空氣”而感染的。
至於油對波浪的平息作用，富蘭克林不滿足於前一年在懷科姆貝的小型實驗，而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以證實這一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富蘭克林對此感興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倫敦的海途中，他發現有兩艘海船在放出汙水後的那片海麵比附近海麵平滑得多。當時，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長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排放出來的髒水中的油汙起了作用。這一解釋使富蘭克林聯想到幼時讀過的書中，普林尼曾說他那個時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風暴雨時，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裏傾倒油脂。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決心把這個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他在克萊帕姆的一個半英畝的池塘中的實驗獲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個池塘的波浪。而後，他便準備在海上進行一次大規模實驗。
10月中，富蘭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學會會員來到了樸茨茅斯，在一個刮風的日子裏，乘坐一隻大艇和一隻駁船從哈斯拉爾醫院和吉爾凱克爾附近的一個地方之間駛離海岸14英裏，他們一行中的一組人在吉爾凱克爾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對岸，以便觀察海浪並作記錄，另一組人乘駁船從大艇迎風駛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裏處，然後向海麵倒油。但是，這次實驗的主要方麵未能成功，因為從岸上沒有觀察到覆蓋了油的海麵與附近海麵有什麼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們包括富蘭克林，卻觀察到倒油的駁船處到大艇之間出現了一整塊平靜的海麵。
富蘭克林為了有利於未來的實驗，這樣對失敗作了解釋：一是海水受風的作用而起波浪，風的作用會持續不斷影響海水；二是時間長一些，效果可能明顯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數量可能不夠。這些結論是在詳細分析了海水在風的推動下湧起波浪的原理後作出的。
富蘭克林的這篇報告在皇家學會宣讀以後，於1774年6月2日發表在學會的《會議記錄》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發表，從這家刊物，它被譯為荷蘭文。這一實驗後來在曼徹斯特、伯明翰和裏頓的小範圍的實驗中獲得成功，但都沒有達到富蘭克林的“大範圍實驗”的規模。
在這一時期（1772年8月），富蘭克林被法國皇家科學院接納為“外國會員”。
與富蘭克林在英國乃至歐洲的學術圈子裏廣交朋友、聲名大長同時，英國政界的最高當局英王和內閣對他卻懷有另一種感情。
他們看出，這個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斷地向他們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權利，英國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會使他警覺並積極采取行動，或遊說於各方麵要人家中，或撰稿於報刊動員公眾輿論，措辭盡管永遠不失分寸，卻絕不讓步。此外，內閣中近來頗受英王寵信的諾思勳爵是希爾斯伯羅的朋友，希爾斯伯羅對富蘭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為朋友鳴不平的願望都影響了諾思對富蘭克林的個人觀感。英國當權者決心要將富蘭克林從英國政壇和英美事務中驅除出去，問題是需要時機。
1773—1774年之際，機會出現了，這就是當時頗為轟動的“赫金森信劄”事件。
“赫金森信劄”指的是麻薩諸塞州州長托馬斯·赫金森於1768—1769年寫的6封信和首席檢察官安德魯·奧利佛於1767—1769年寫的4封信，收信人看來是在格蘭維爾和諾思手下工作的英國官員托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奧利佛身為麻薩諸塞人，卻討厭並破壞當地的民眾組織，在1765—1766年期間反對印花稅法案的鬥爭中，波士頓的人民群眾一怒之下，毀壞了他們的房屋。不久後身任副州長的赫金森和任州秘書的奧利佛在給英國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議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實行高壓政策，赫金森認為“必須對所謂英國式自由來一番改變”，奧利佛則主張“王室的官員應製定獨立於州議會”的措施，等等。他們的信寄達惠特利手中後，被轉呈格蘭維爾、諾思等內閣大臣，他們的建議和主張對1768—
1769年英國當局對北美殖民地的高壓政策勢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證實了波士頓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塞繆爾·亞當斯關於殖民地內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間接地同英國最高當局有秘密通信聯係的懷疑。
這些信被一些內閣大臣閱過後，因為托馬斯·惠特利已於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沒有還給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這些人把它們轉到了富蘭克林手中。至於這些人的姓名，富蘭克林為了信守諾言，始終沒有披露。
富蘭克林拿到這些信看了以後，認為應該讓麻薩諸塞的領導人知道信中的內容，以便讓殖民地人民了解他們的鬥爭目標應該對準誰，讓反抗鬥爭逐步升級的北美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和群眾意識到英王和英國內閣是誤信了這些人的報告和建議，才對殖民地使用鎮壓手段的。歸根結底，富蘭克林的目的是讓雙方消除“誤會”，以保持英帝國的聯合與統一。這樣，富蘭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給庫辛的信中談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並將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頓。
在此事事發之前，英國內閣對富蘭克林日益懷有敵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蘭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國郵政總監勒·迪斯賓塞家作客，諾思也在那裏。富蘭克林後來寫信告訴他的兒子說，“我們一起參加朋友們的談話，一道吃飯，可總共說了不過三句話”。但富蘭克林不會在這樣有意的冷淡麵前退縮，他維護北美殖民地利益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他的鬥爭方式之一，是運用他的生花妙筆，寫一些寓言故事，諷喻英國和北美殖民地的關係。其中的一篇名為《普魯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魯士王弗雷德裏克大帝向普魯士的殖民地不列顛發出敕令，指責不列顛不向普魯士輸捐納稅，盡管普魯士“在上一場戰爭中為保護這塊殖民地和法國軍隊打過仗”，他肯定不列顛不應該反對普魯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為這是模仿不列顛自己的作法而實行的，也是“從不列顛用於對待它自己的愛爾蘭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國會法律，不列顛王公們的指示，以及兩院的決議”中引用來的。文章見報的那天是1773年9月裏的一天，富蘭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賓塞勳爵的家中。那天的郵件到了後，一位名叫保羅·懷特裏德的朋友把報紙的內容瀏覽了一遍，告訴了那間房裏的人他發現了什麼，然後他拿著報紙，上氣不接下氣地衝進富蘭克林正和勒·迪斯賓塞等人聊天的房間，說，“看吧，看這兒，這是你要的新聞！這兒是普魯士王，向我們這個王國要求權利呢。”聽了他的話，房裏的人都楞住了，富蘭克林也一樣。接著，懷特裏德讀起那篇文章來，剛讀了兩三段，一位在場的先生說：“去他的厚顏無恥吧！我敢說下一趟郵差送來的報紙上就該登消息說，他正率領10萬大軍逼近前來支持他的要求呢！”懷特裏德則對富蘭克林說，“如果這不是你對我們開的美洲式玩笑，就讓我被吊死。”說完又繼續讀那篇文章，剛讀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聲。一位將軍說：“這是公平的一擊。”勒·迪斯賓塞勳爵則將那篇文章從報紙上剪下來，保存起來了。富蘭克林的一班英國朋友對他的諷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還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賓塞家中，富蘭克林又開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們的話題轉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當場便有人說，他認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動物寓言已被寫盡了。富蘭克林卻說這方麵題材是取之不盡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當下便寫出了一篇鷹和貓的寓言。故事說，有一隻鳥中之王鷹，展翅盤旋在一家農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隻貓在那兒曬太陽。鷹錯拿它當做一隻老鼠，便俯衝下來，抓住了它，帶著它飛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隻貓轉過身來，把爪子抓入鷹的胸脯。鷹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張開鷹爪，想讓貓掉下去，但貓不願從這麼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卻抓得更緊了。為了擺脫這樣的窘境，那隻鷹發現必需將貓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隻大猛犬和一隻幼獅的故事。第三篇說的是母牛和農夫：一群母牛長期以來為一個貪婪的農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農夫卻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後他把青草割了曬幹賣錢，但仍指望從母牛身上擠到牛奶。母牛被他的無理做法激怒了，決定將來它們互相吮幹它們的奶。
這三篇寓言顯然都是在警告英國當局不要在對待北美殖民地的問題上犯錯誤。然而富蘭克林那天在朋友們麵前當場寫出它們來倒真是開了個玩笑，因它們是早已寫好了的，並且發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眾廣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茶葉，成為雙方矛盾鬥爭的焦點。在唐森德條例被廢除後，茶稅仍然保留著。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辦法運進茶葉。1773年，英國政府通過了旨在救濟瀕於破產的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條例，準許該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價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並隻對東印度公司征收輕微的茶稅。這樣一來，東印度公司輸入的茶葉價格，比走私的茶葉價格便宜百分之五十。為了貫徹實行這一條例，英國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購買走私的茶葉。而東印度公司在運進茶葉的同時，還可以捎帶運進其他貨物入口，因而必將幹擾殖民地的市場。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發動群眾，抵製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運來北美殖民地銷售。在費城和紐約，被動員起來的群眾拒絕卸貨；在查爾斯頓，茶葉雖然運上了岸，但不準其發售；在波士頓，一批青年在綽號“走私王”的韓寇克和塞繆爾·亞當斯的支持下，組織了波士頓茶黨，於1773年12月16日，麵塗油膏，頭戴羽飾，化裝成印第安人，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將價值1萬8千英鎊的342箱茶葉全部傾入海中；在紐約、紐澤西等地，也都相繼發生傾茶事件。
波士頓茶黨行動的消息傳到倫敦，富蘭克林不以為然。他認為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義行動”，波士頓人對此應主動、迅速地作出賠償。而在這時，他自己的一場莫大的麻煩已經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倫敦造成了一段醜聞。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遺囑執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們閑言碎語的指責，說是他讓那些信件公之於眾的。原來，麻薩諸塞州的議會領導人收到富蘭克林轉給他們的信件後，十分氣憤，向英國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長和奧利佛的首席檢察官的職務。於是，赫金森信件的情況逐漸為世人所知。受到輿論譴責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認自己與此事有關。他回憶起1772年10月，正是在這些信被轉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關官員約翰·坦普爾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從美洲寫給托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遺囑執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許後，拿走了一些信。由於1757年曾同船橫渡大西洋的緣故，坦普爾認識富蘭克林。
對惠特利的揭發，坦普爾的回答是，在他當初看過和取走的信中，並沒有那些被公開的信件，隻有他自己寫給托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來，兩個人通過報紙展開辯論。後來，坦普爾向惠特利挑戰，然後兩個人於12月11日在海德公園用槍和劍決鬥了一番。結果是惠特利受了傷，而兩人的仇怨並沒有因為決鬥而化解。
在這整個糾紛中，沒有提到富蘭克林的名字，富蘭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為他曾答應庫辛，既不暴露信是從他這兒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給庫辛的秘密說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爾決鬥前後，富蘭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發生過後才知道。當時，他“以為他們之間的問題已告結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聞知在惠特利先生恢複體力後，決鬥可能還要進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漸康複。這時我認為該是我出來說話的時候了。由於這場紛爭是因公眾輿論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夠平息公眾輿論的最簡捷途徑”。
在聖誕節那天，他在《公眾廣告》報上刊登了一篇聲明，說明那兩人對此事一無所知，毫無幹係，“是我一個人得到這些有關信件，並將他們轉寄到波士頓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傳遞它們，因為這些信從來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於同樣的理由，坦普爾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們。”
1月5日，富蘭克林寫信給兒子說，他已經承認了寄出那些信件，對此“我們的朋友坦普爾先生沒有介入。這就把一些指責吸引到我的頭上了。但是隨著我越來越老，我也越來越不在乎被指責，隻要認為我做得對。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譽受到損毀的朋友得到解脫，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給庫辛的信中寫道：“把坦普爾先生從不應受到的、沒有根據的指責中解救出來，一些人告訴我說，我承認弄到並寄走這些信是欠審慎的，因為當局會因此而不滿。我並不為此有太多的憂慮，而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必當承擔後果”。
富蘭克林的登報聲明，隻是自己個人承擔了一切責任，對他得到這些信的來源和在波士頓的收信人，他一直嚴格保守秘密，在倫敦的哪三個人給了他這些信，時至今日仍然是一謎。因此，英國當局的怒火就一股腦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蘭克林得到通知說王室樞密院種植園事務貴族委員會準備在下個星期二傾聽麻薩諸塞州議會關於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奧利佛職務的請願書。富蘭克林馬上通知了同為麻薩諸塞州議會代理人的阿瑟·李（當時他在巴斯）和麻薩諸塞州參事會代理人的博蘭。博蘭反對請律師幫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蘭克林接到通知說州長和首席檢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爾·莫杜特已受到召見以提出意見。富蘭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於一個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舉行聽讀會的科克皮特，比平時更多的貴族出席了會議，副檢察長亞曆山人·韋德伯恩出場為赫金森和奧利佛辯護。在宣讀了麻薩諸塞州議會的請願書以後，委員會指定由富蘭克林提出論據。這時，富蘭克林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委員會的唯一攻擊目標，便提出需要律師在場。這樣，會議延期二個星期舉行，各自散去做準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