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心係北美殖民地
1766月2月印花稅被廢除後，富蘭克林要求賓州議會準許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複是州議會任命他為下一年該州駐英代理人。
這時，英國當局對於美洲殖民地的壓迫變本加厲了。1766年7月，羅金厄姆內閣倒台，英王授權威廉·皮特——現在的卡塔姆勳爵——組成聯合內閣。但卡塔姆因痛風病複發，不能理政，政府的領導權落入財政大臣查爾斯·唐森德手中。從1767年起，英國政府頒布了好幾次唐森德條例。其中之一規定征收從英國輸到殖民地的貨物——紙張、玻璃、鉛、顏料、茶的入口稅，用來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經費，並規定英國關稅稅吏有權闖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貨棧、店鋪，搜查違禁品及走私貨物；另一項唐森德條例宣布解散紐約議會，因為紐約議會反抗1765年英國頒布的懲治叛變條例——該條例規定殖民地必須繳納特別稅，供養殖民地境內英國駐軍的開支。紐約是英國駐軍的集中地，所以紐約議會首先倡導反對繳納這種特別稅。英國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滿，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關係日趨緊張。
富蘭克林為此感到不安。他憂慮的是眼看著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遠離了它。盡管他還在印花稅廢除以前就懷疑過在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究竟曾否有過整體關係，在1766年5月9日還寫道，現在還希望使英國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間保持或得到一種統一的關係似乎已太遲了。然而他在內心深處總希望出現那種兩者由於共同利益而緊密聯結成一個統一帝國的美好前景。
4月11日，富蘭克林在寫給卡姆斯勳爵的信中說：“變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國和美洲形成基於堅實原則的真正的政治關係和屬於那種關係的相互義務……我和你一樣，完全相信，有了國會中帝國內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鞏固的聯合，足以建立政治繁榮的堅實基礎”。盡管現實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還是沒有放棄希望。
為此，他還雄心勃勃地籌劃將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廣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國統治層中一些人的欣賞。一個是內閣中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舍爾伯恩伯爵，年輕而大度，他對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對這位比自己年長一倍的科學家滿懷敬意。1767年的某個時候，他向富蘭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區開拓新殖民地的計劃，把關於計劃中如何處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訴了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對之作了一番評論。1763年，白人移民越過山地，向英國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公司，向仍在伊利諾斯的法國移民購買土地。1766年，費城商號貝恩頓、沃頓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區貿易商人和約瑟夫·加洛維、威廉·富蘭克林會晤，建議不向法國人購買土地，而向英國王室請求得到這塊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為界的120萬英畝土地。他們邀請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務總管威廉·約翰遜加入他們，而由在倫敦的富蘭克林物色英國的投資者並將計劃書呈交內閣。這與富蘭克林50年代曾從事過的在邊疆購買土地作為殖民地的邊界的計劃很有相似之處。舍爾伯恩和富蘭克林想法的一致之處是將帝國的版圖向西推去，劃定印第安人同白種人之間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並建立殖民地。
1767年8月的一天，富蘭克林和舍爾伯恩以及國務大臣亨利·西摩·康韋將軍——曾在國會動議廢止印花稅——一同進餐。席間，舍爾伯恩和康韋告訴富蘭克林，他們考慮把處理印第安人事務的權力從王室手中轉給各個殖民地。當月24日，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兒子，“我抓住機會力言在伊利諾斯境內設立一個居民點是一個可以節省設立並供給邊防哨所開支的辦法，我提到你們的計劃，那計劃已得到威廉·約翰遜爵士的讚同。建立居民點的紳士們的迫切願望和能力，以及花費很少，等等，已使國務大臣完全信服了。沒有什麼障礙了，隻有商務部在正式呈交給他們計劃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
9月，英國內閣出現人事變動。唐森德死去了，由諾思勳爵繼任。康韋離職而去，富蘭克林的年輕朋友舍爾伯恩將美洲事務的管理權交給了希爾斯伯羅勳爵。希爾斯伯羅對西部殖民地沒有什麼興趣。新內閣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頓派出收稅的官員，去製止走私、收取關稅。關稅現在已成為強加在殖民地人民頭上的一種賦稅。
在這樣的形勢下，富蘭克林重又擔當起維護北美洲殖民地權益的職責。到這一年年底，他已經交了一大幫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國會議員。他向他們解釋殖民地人民進行反抗和抵製的正當性，使他們了解殖民地人民並非像他們想象的那樣不可理喻。這些人當中有人勸他將自己的看法公之於眾，不僅是為殖民地人民的緣故，也為了讓在英國的朋友們心安理得。
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漢的《倫敦郵報》投了一篇名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滿的原因》的稿子，但這家報紙在發表時作了增刪，見報時，文稿已麵目全非。
兩天後，富蘭克林氣憤地寫信給兒子說：“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齒、剝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隻能觸摸和癟嘴慢嚼。”一直到1774年，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發表。即使在全文發表的文章中，富蘭克林還是主張調和，為殖民地人民的鬥爭作辯解。他用“無風不起浪”作為全篇的題句。他堅持了他在聽證會上的立場，隻是將那次已提出的論證略去不提。他寫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這些看法，他們被國會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稱他們自己有力量。然而，對此國會明智地表現出對那些業已成癖的偏見的諒解，正如廢止了那可惡地不利於他們的稅種一樣。而由於國會的那項法案，那些偏見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於人們認為，他們中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有錯。”
他解釋說，美洲人雖然願意他們的議會就王室的正當需求撥款，卻不可救藥地認為他們拿出自己的錢的決定權由英國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條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僅是不經他們同意就向他們征稅，而且將他們置於英國人的專橫統治之下。“思及這些，美洲人相互間議論（他們的報紙滿篇都是）說，這些人不滿足於對我們的專賣權，現在簡直要宣布他們有權向我們課稅了。……而如果我們不服從他們的要求，我們的憲法和自由便將受到剝奪”。
富蘭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說，“那麼，是運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關照我們自己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遵守我們莊嚴的決議，相互約定，我們不買他們要征稅的英國貨，給這些新來的收稅官找點小麻煩。讓我們一致起來，不再使用他們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藝兒；讓我們節儉度日；讓我們辛勤地為我們自己製造我們能造的產品吧。”這實際上是向英國當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會屈服的。盡管富蘭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實於英王的”這一點上來。
富蘭克林此時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麵，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員的身份，從這種身份出發，他致力於彌合英國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認為聯合有助於雙方的強大；另一方麵，他又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因而他習慣於探索並堅持真理。他認為英、美之間應是平等的關係，即均為英王的臣民，絕不應出現一方政府高踞於另一方政府的現象，英國國會無權向殖民地征稅。因此，富蘭克林已逐漸放棄了內外稅有別，英國國會有權征收殖民地外稅的觀點。後一種身份和觀點隻停留在他的內心深處，他沒有用它來喚醒殖民地民眾；而前一種姿態則表現在口頭上、行動上和文章中。這樣，又使得英國政府認為他親美；美洲殖民地認為他太溫和，有親英之嫌。富蘭克林卻繼續以彌合雙方的分歧為己任。
北美殖民地的形勢卻是另一番景象。1768年，麻薩諸塞州議會聯絡弗吉尼亞議會，共同發出巡回信件，呼籲殖民地各州團結禦侮。於是英國政府又頒布了一次唐森德條例：解散麻薩諸塞議會。1768—1769年冬，英國內閣還準備將殖民地領導反抗的強硬分子拘往英國，以亨利八世時的叛國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憤怒了。波士頓的商人率先起來，領導了全國性的抵製英貨運動。殖民地人民組織起來，用武力抵抗英國稅吏的搜查和壓迫。這次空前廣泛的反英運動，不僅抵製英貨，而且要求廢止唐森德條例。在鬥爭中，華盛頓把1769年的弗吉尼亞決議引進下院，決議由喬治·梅森起草，華盛預和托馬斯·傑斐遜都在決議上簽了名。傑斐遜那年26歲。抵製英貨的結果，是英國向殖民地輸出的貿易總額劇減。英國政府被迫廢除了唐森德條例。
但是雙方的矛盾並未消除，也無法消除。這是一種利害衝突：英國統治者為了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不惜用各種手段打擊、摧殘北美殖民地的工商業。這一次，英國的商人、廠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們的政府一邊。而殖民地人民尚未準備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來越艱巨的鬥爭：他們還沒有統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願意效忠於英王。就在這時，英國當局對反抗的殖民地人民進行了一次血腥的鎮壓。這就是“波士頓慘案”（又稱“波士頓屠殺”）——英國駐軍屠殺波士頓人民群眾的流血事件。
從1765年英國頒布了駐營條例以後，一直有兩團正規軍駐防波士頓。這些駐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國士兵，完全蔑視殖民地的法令，常常胡作非為，酗酒鬧事，殖民地人民和英國駐軍的衝突從未間斷，尤其是1770年以來，2月，英國稅吏開槍殺害一名兒童，引起3月2日波士頓工人和英國駐軍第20團發生正麵衝突。3月5日，波士頓又發生了英軍淩辱學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憤怒地聚集到駐紮英軍的英王街上，對那名淩辱學徒的英軍投擲雪球以泄憤。英軍指揮官普利斯頓上尉下令開槍，打死了5名群眾，全部是水手、工人和學徒。
這一事件被稱為“波士頓慘案”。
這時的富蘭克林繼1768年被喬治亞、1769年被紐澤西委任為代理之後，於1769年12月被委托為麻薩諸塞的代理人。1月17日，他為他的新使命謁見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希爾斯伯羅。但希爾斯伯羅在麻薩諸塞事務上表現出的無知和偏見，使富蘭克林轉身離去的時候說了幾句尖刻的告別辭：“請公爵大人原諒我占用了您那麼多的時間。我感到一個代理人眼下對任何一個殖民地都沒有什麼用處。所以我不會再給您找什麼麻煩了。”這幾句話惹惱了希爾斯伯羅，他後來對其他人說，這些話“等於當麵告訴他，在他的任期內，殖民地休想得到好處和公正”。
作為麻薩諸塞的代理人，富蘭克林堅決地站在這塊殖民地一邊，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奮鬥。在賓夕法尼亞，甚至當他領導著州議會的時候，他還時而站在議會和州長之間從緊急狀況的需要出發作些調解。但是，他在波士頓的主要聯係人托馬斯·庫辛和塞繆爾·庫柏一向是反英的，富蘭克林和他們站在一起。富蘭克林在他1771年5月15日給通訊委員會的信中預言了壓迫的加劇和革命的發生都將是難以避免的。他寫道：
“我想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國會的法案向美洲實行的關稅體係中，播下了兩個國度徹底決裂的種子，盡管那一事件可能距離我們還相當遙遠”。“人民越是不滿，更苛刻的措施越被認為需要采取；嚴厲的懲罰被用來進行恐嚇；權利被剝奪；於是，更大的軍事力量被用於保證執行措施；費用將會增多；由於費用被以為是正當的，便引起進一步的榨取，要人民支付它；那麼一來，英國國家和政府將變得可憎，而臣服於它必將變得難以繼續；戰爭開始，而這一流血的鬥爭不是在對美洲的絕對奴役中結束，就是以英國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破壞而告終。從美洲增長著的力量和國土之大來看，後一種結果最有可能。……”
在此，富蘭克林不僅預測了美英之間矛盾衝突的發展，而且也預言了其結果：勝利屬於殖民地人民。但是他始終認為美英決裂將是一場災難。他說：“我不敢妄稱有預言家的天分，曆史表明，由於這樣的事態發展道路，偉大的帝國曾經化為灰燼；最近的我們有如此之多的理由去抱怨的政府措施表明，我們正處於同樣的進程中，表明假如雙方不表現出更多的明智和謹慎，我們可能會得到同樣的下場。”正因為此，他在英國期間，竭盡一切可能，力圖阻止雙方走向這場“災難”。對殖民地人民，他雖然認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過於激烈；對英國當局，他把所有的鎮壓措施歸咎於當權者的頑固和不明智，寄望於由較好的大臣執政。他心目中關於英、美統一在一個強大帝國內的理想還沒有泯滅。
與此同時，他曾為之奔波忙碌的“西部領土計劃”仍在進行。1769年初，該計劃的發起人之一塞繆爾·沃頓來到倫敦，企圖促進計劃的實施。6月，他向商務部提出申請，要求得到1768年11月英國從同“六族”印第安人締結的“斯坦威克斯條約”中得到的大片印第安人土地中的250萬英畝土地。在希爾斯伯羅的慫恿下，這一請求後來改變為2000萬英畝。由於公司願意支付英國政府同印第安人談判以締結“斯坦威克斯條約”的一切費用，並在將來為得到的土地支付一筆可觀的費用，他們的申請於1770年初得到財政部同意。然而，曾經假想支持該計劃的希爾斯伯羅卻一直拖延不辦。到1771年4月，他終於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使大俄亥俄公司的計劃有可能擱淺。而這時的這項計劃，已經牽涉到許多人的利害關係，不僅英國的許多高官要員被納入計劃之中，以使其在西部土地投機買賣中獲利，而且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亞的許多在對法、對印第安人的戰爭中服過役的軍隊官兵都等待得到一塊土地作為報酬。其中，華盛頓名下應得的就有32373英畝。此一計劃已欲罷不能。
1772年，支持和反對這一計劃的活動和較量進入最後階段。沃頓等人四出活動，爭取有關官員的支持；希爾斯伯羅在3月25日商務部考慮這一計劃時，又一次反對該計劃，並揚言若計劃獲準，他將辭職。身為愛爾蘭大土地所有者的希爾斯伯羅對北美洲西部領土的開發一直沒有興趣，他先前的一度表示支持完全沒有誠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以為財政部不會同意這項請求”。終於，在6月5日的一次聽證會上，由富蘭克林、瓦爾普爾和賓夕法尼亞的商人代表以及弗吉尼亞的士兵代表陪同的沃頓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精彩的舌戰，贏得了聽證委員會的讚同。該委員會向王室樞密院提出了否決希爾斯伯羅反對意見的建議。大俄亥俄公司將被授予他們申請的土地。希爾斯伯羅辭職了。這個前殖民地事務大臣為此對富蘭克林耿耿於懷，因為他以為公司對他的反對報告提出的抗辯是出自富蘭克林的手筆。而實際上不是。他還不知道，他失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樞密院中的政敵起了作用。當時，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麼重要了。達特茅斯勳爵繼任了該職。
至於富蘭克林自己，在經曆了這麼長的奮爭以後，突然感到厭倦，這個計劃對他來說是偶然進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國內閣中傷並解職，他便放棄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國西部領土的開發上，他還參與了費城一些土地投機者有新斯科提亞建立21座城鎮的計劃。在那個計劃中，他有2千英畝土地的份額，可望獲利，盡管目前那計劃進展頗不順利。
富蘭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倫，在倫敦一住就是10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他牽掛著遠在費城的家和親人，他也享受著近在身邊的親情和友誼。
來做倫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經曆了一次緊張局勢。那一年，富蘭克林和大衛·霍爾的合夥合同期滿，這意味著富蘭克林每年將失去500鎊的進賬。為此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談到這一情況時說：“我們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斷了。如果我再失去郵政方麵的職務——比起其他的變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們就隻能靠房租和利息過活了。……我在這兒在不影響生活舒適的前提下盡量儉省，我不請任何人吃飯，隻要在家裏用餐，我隻吃一道菜就夠了。但即使如此，這裏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貴，我們的花費讓我吃驚。……當人們的收入減少時，如果他們不能相應地減少他們的開支就必將變得貧困。假如我們還年輕，還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們已過了那個年紀了，而經營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會讓人毀掉得更快。”當時，富蘭克林由此想到他們沒有力量花500英鎊以上的錢讓薩拉在結婚時打扮自己。
薩拉·富蘭克林那年24歲，漂亮、健康，金黃的頭發像她父親，紅潤的膚色像她母親。她的未婚夫是出生於約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貝奇，年約30，他是從紐約到費城去的。薩拉的哥哥威廉認為貝奇是想通過薩拉得到富蘭克林家的財產，並且把這想法告訴了父親。然而，薩拉愛上了貝奇，他們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親黛博勒·富蘭克林的首肯，這一點，富蘭克林也同意了，盡管他不認識貝奇。當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兒婚事的富蘭克林向女兒建議，假如貝奇的生意情況不能使他們較早結婚，薩拉可以來倫敦，然後和父親一同回去。然而薩拉留在了費城，並且在10月份結了婚。舉行婚禮的那一天，港口裏的船隻全都升起了旗，為她慶賀。
後來，由於富蘭克林得以留任郵政總代理的職務，並且繼續擔任賓夕法尼亞的代理人，還於1768年、1769年先後被聘為喬治亞、紐澤西和麻薩諸塞三州的駐英代理人。這樣一來，他這幾項職務的薪酬加在一起共達1500鎊，即使他經常把自己的錢用於公務，這些收入還是超過了以往他從大衛·霍爾處得到的收益。他個人的財政困難也就結束了。
在倫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蘭克林，與其說是住在那裏的房客，還不如說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長。在這裏，姓富蘭克林的人越來越多。1766年5月前後，富蘭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馬斯·富蘭克林從萊斯特郡到倫敦來看他，帶著13歲的女兒薩麗·富蘭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勸說下，托馬斯同意將女兒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點學，學些待人接物方麵的知識。後來這個女孩大多數時間就住在這裏，直到她7年以後嫁給薩裏的一位農民時，才離開。那些年，她實際上成為富蘭克林的第二個女兒。富蘭克林的孫子譚波爾這時已有六七歲了，被送到肯辛頓的一所寄宿學校學習，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邊住一陣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兒波莉大多數時候都住在姨母蒂克爾夫人家裏。因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歡寫信，所以多半是由富蘭克林把家中發生的事寫信告訴波莉。總之，住在這所宅子裏的人相處得如同一家人，有時候，房主和房客一塊兒被斯特拉漢請去吃飯。
富蘭克林長期遠離費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間的親密紐帶常常靠信件維係。他說過，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還是常給妻子和女兒買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幫助下選購的——寄去，他妻子則給他寄來玉米粉、蕎麥麵、蘋果、蔓樾桔和桃幹、桃仁。1769年8月，薩拉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那以後，黛博勒的來信中常常通篇都談到她可愛的小孫子。富蘭克林抑製住內心的喜悅，卻對妻子如此熱衷於當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們多告訴自己一些小外孫的故事，還常常抱怨妻子的來信在這方麵沒談到什麼新東西。
克雷文街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適應富蘭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滿意的。每天清晨，富蘭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獨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麼都不穿地坐著，或讀書或寫作，時間看季節而定，一般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對此，他曾告訴一位朋友說，“在完畢以後，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時候我是那麼做的——補足我夜裏的休息，那一兩個小時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滿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臉，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數個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總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請柬、文件都保存起來，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記錄不時地變得很亂。
1770—1771年他的兩個侄孫喬納森和約賽亞·威廉斯從波士頓來看他，喬納森將他的記錄閱覽了一遍，編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蘭克林沒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麼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訪，去遊說，以爭取他們對北美殖民地的事務持同情態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專車出去，到3點或4點才能吃午飯。在忙於辦事的日子裏則很少回家吃飯。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處喝茶，然後玩紙牌。有時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裏去。他似乎不大看戲。在外出的日子裏，他很晚才回家睡覺。
他不時受到痛風病和感冒的困擾。他知道他需要鍛煉，但他沒有時間去鍛煉。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氣新鮮，他夜裏一般都開窗睡覺。斯蒂文森家的這所宅子有時候住得相當擠，但屋子裏的空氣總能保持新鮮。
富蘭克林和波莉之間的友誼始終沒有改變，隻是在他們的通信中不再討論自然科學方麵的內容。她的朋友多蘿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蘭克林從巴黎回來，波莉新寄信給他，“歡迎我親愛的、尊貴的朋友回到英格蘭，”然後告訴他，她在訪問馬爾格特時遇見了一位年輕醫生，她告訴富蘭克林她可能會嫁給他，盡管那年輕醫生還一點也不知道她的心跡。
到第二年5月那年輕醫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蘭克林的意見，然後在幾個星期之內結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親屬的情況寫信告訴了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則於7月24日寫信給她說：“我會愛每一個愛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該及時地愛你的新母親、新姐妹和新多莉。我發現我已經開始喜歡他們了，如果你認為合適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但是你的老多莉和我已經同意互相之間比以往更愛對方，來盡可能地彌補我們所失去的”。
到了9月，休森夫婦搬到克雷文街來住，而斯蒂文森夫人於22日帶著薩麗·富蘭克林到羅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蘭克林為了讓他們知道人們如何想念她們，並打趣波莉，便以報紙通訊的形式寫了《克雷文街報》，那是富蘭克林冒充為一個懶人，寫的一係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寫的是：“今晨，瑪格麗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蘭克林小姐陪同，出發前往羅切斯特。……人們私下議論，女王陛下離開時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樣，會優於原有的管理。”
後來的許多短篇“報道”中，有這樣一些：“現在，人們從不快的經曆發現，好的決定容易作出，實行起來就不同了。盡管參事會昨天宣布了莊嚴的命令，今天還是沒有一個人去教堂。情況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的龐大身軀躺在床上時間太長，使得早飯還沒吃完，穿著修飾就已經來不及了。至少這是一個借口。從我們偉大同胞的例子來看，指望用罰款來實行改革是徒勞無功的”。“我們聽說，從女王陛下離開克雷文街到今日，沒有人注意整理報紙，而這些報紙躺在每個房間的每處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後所放的地方。政府長期置於這樣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最後是一篇對波莉管家業績的“恭維”：“婚姻消息：我們的上一次婚姻後尚無一樁；死亡消息：在後麵的櫥子裏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不幸的老鼠；儲備：餅幹——極少，蕎麥麵和印第安粉都已壞了。茶葉——茶葉罐裏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殘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遲疑地就傳遍了，我們的第一女總管極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場，買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個的蘋果，並修補了兩處裂縫”。
克雷文街的這家人就是在這樣融洽和諧的氣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間，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這位科學家成了孩子的教父。從那以後，每當妻子那滿載小外孫軼事的信到了以後，富蘭克林喜悅之餘，也將這邊他的教子的趣聞回信告訴妻子，如那孩子的長牙、開始走路和開始說話等等。
波莉時常告訴他關於孩子的事情。當他外出遊曆時，就寫信。有一次，波莉寫信告訴他說，她母親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蘭克林回答說他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已習慣於挑戰，而且凡是我喜歡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樣喜歡他們”。
對於波莉和其他敬愛富蘭克林的倫敦年輕姑娘來說，富蘭克林一身兼為哲學家、父親和朋友。其中的一個，朱迪絲·奧斯古德，還曾引起人們的猜疑。朱迪絲住在金街，於1770年8月同富蘭克林的同事約翰·福克斯克羅夫特，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倫敦來。因此很自然富蘭克林見過她，而且富蘭克林在給福克斯克羅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稱她為“我的女兒”也並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懷疑的那樣是富蘭克林的另一個私生孩子。因為朱迪絲是英國人，1770年已達到結婚年齡，不可能是一個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國的人的女兒。朱迪絲隻不過是富蘭克林稱之為女兒而她又願意被這樣稱呼的又一個年輕婦女。
1772年10月，波麗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斯蒂文森夫人們房子讓給了休森夫婦，自己和富蘭克林搬到同一條街上的另一幢屋子裏去。11月3日，富蘭克林在信中告訴兒子，“我幾乎已經在我的新住所裏安頓下來了，但是搬動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書和其他東西是一項令人厭煩的工作。看到自從來到英格蘭後，我的書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驚。來的時候我一本書都沒帶，而現在我有了一屋子的書，其中許多我是從德國、荷蘭和法國收集來的，主要包括日後可能對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識。”
1774年春，對富蘭克林來說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兩個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們的父親因在做手術時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給波莉了一個遺腹女兒。波莉在姨母死去後得到了一筆遺產。不久，美國爆發的革命將富蘭克林召回了美洲，後來他又去了法國，但富蘭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著友誼，無論是時間還是戰爭都沒有使他們之間變得疏遠。
在倫敦，作為一名熱愛家庭、喜愛孩子的男人，富蘭克林很少遇到在這方麵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訴妻子，在倫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聽他們的婚姻狀況，準有11個是單身漢，他們不結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國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銷使他們望而卻步。可是他終究結識了一個和自己一樣喜歡人口眾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這就是聖阿薩夫教區的主教喬納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鄉村宅邸在溫切斯特附近的特懷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職位時，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為富蘭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轉到反對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幾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權利和英國不同政見者的權利的人。
1771年6月，富蘭克林在特懷福德住了一個星期，走的時候答應不久再來。但繁忙的公務使他在倫敦不得脫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懷福德。這一次，他在那裏呆了兩個星期。對富蘭克林來說，那是一段愉快而難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兒子已經擔任了神職，女兒們的年齡最大的是23歲，最小的才11歲，名字是安娜·瑪麗亞、艾米麗亞、伊麗莎白、喬治安娜、凱瑟琳。富蘭克林迷住了這個家庭裏的老老少少，他們都成了他終生的朋友。他給他們講故事，講關於他在遙遠的波士頓和費城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故事，他們建議他將它們寫出來，留給後世。正是在特懷福德，富蘭克林開始寫作他那無與倫比的自傳。那是第一部關於一個人從和平時期的平凡事務——不是從戰爭或藝術發跡——中自我奮鬥而成名的人的自傳代表作。他拿起筆迅速快捷地寫，揮灑自如，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便完成了這部自傳的幾乎一半。據說，他常常把寫好的部分讀給希普利家裏的人聽。那間他用來寫作的房間後來被希普利家的人稱為“富蘭克林的房間”。
將要回到倫敦的學校去的吉蒂（凱瑟琳）是和富蘭克林結伴搭郵車回倫敦的。一路上，富蘭克林沒費什麼勁就使她自由自在地與他交談了。富蘭克林後來告訴她母親，吉蒂大談特談她們姐妹們各自會嫁個什麼樣的男人。她認為喬治安娜將得到一位鄉村紳士，貝蒂會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歡的艾米麗（艾米麗亞）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瑪麗亞該嫁一位有很多產業的大富翁，因為她愛好管理。富蘭克林建議她嫁給一位公爵。吉蒂卻不同意，想了一會兒後說，讓艾米麗嫁一位公爵，安娜·瑪麗亞得到一位伯爵。然後，吉蒂說自己或許會找一名士兵，富蘭克林說可以是一位將軍。
“我喜歡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歡，不管怎麼說，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歡我，所有到我們家來的老頭在我們幾姐妹中都更加喜歡我。我走到他們跟前問他們好，他們特別喜歡這樣。連女傭人都注意到這一點，隻要看到有老頭兒走過來，就說：‘吉蒂，那兒有你的一個朋友。’”“那麼，既然你喜歡一位老將軍，你為什麼不最好是趁他還是一名年輕軍官時把他選中，讓他在你的手心裏變老呢？因為那樣一來，你就可以在他越來越老時越來越喜歡他。”“不，那不行。他必須是70歲或80歲的老人，在我30歲上下的時候娶我。那樣，你知道，我可以成為一個富有的年輕寡婦。”後來，吉蒂當然沒有嫁給她的老將軍，但她從來都沒有忘記她和富蘭克林同行的這段旅程。
富蘭克林通過他妻子從費城弄到了一隻鬆鼠，作為禮品送給希普利的女兒們。那隻鬆鼠成了那家人的寵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鬆鼠設法逃出了它的籠子。在附近到處遊逛，結果被一隻狗咬死了。女孩們把它埋在花園裏，喬治安娜請求富蘭克林為它寫幾句墓誌銘。富蘭克林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