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駐法全權公使
駐法國的美國使團的三使節在共事中，都發現了這種合作代表美國從事外交活動的不便和困難。阿瑟·李已給大陸會議去信，暗示自己是受命負責駐巴黎使團的合適人選；亞當斯則明白陳說這一工作由一個人幹比讓三個人幹更好；7月22日，富蘭克林在給大陸會議的信中這樣陳說自己的看法：
“無論在形成和調整條約的文件階段，三個人的合作使者可能會有多麼大的優點，那麼在管理使團的普通事務方麵，這種合作使者就毫無優點可言了。”
由於三位駐法使者全都認為應由一個人擔任駐法使節，大陸會議開始認真考慮這件事。這時，法國駐美使臣傑拉爾德出麵，竭力使大陸會議了解，對法國來說，富蘭克林比阿瑟·李更可接受。由於傑拉爾德的意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國政府的意見，大陸會議不得不考慮。9月14日，大陸會議投票否決了合作使團，選舉富蘭克林為唯一的駐法特命全權大使。
大陸會議的任命和指示是由請假回巴黎的拉法耶特帶去的。才20歲出頭的拉法耶特為了追求榮譽和為父親複仇而去美國，而從華盛頓那裏告假返回巴黎時已對美國人民的獨立事業滿懷熱忱，同時也成為富蘭克林的忠實友人。
任命下達到駐巴黎的美國使團，並不計較個人任職的亞當斯誠心誠意地讚同大陸會議的決議，阿瑟·李卻激怒了。對此，富蘭克林評論說：“那些先生對我懷有極大的惡感，盡管我從未給過他們絲毫的傷害，也沒有哪怕是輕微地得罪他們。但是我的太大的名聲和這裏人們對我的廣泛的好意和對我的尊敬，甚至他們對我的恭維，全都使這些不快的先生們怨憤；的確，這種不快在於他們的性格，在於他們那嫉妒、憤怒、猜疑、妒忌和惡意的陰暗而不安的強烈情感。善良的心靈往往足以被他人的不幸所觸動，而他們，卻由於每個人的好運而怨憤，是永遠不能幸福的。除了任他們留在他們邪惡天性使他們陷入的可悲境地，我沒有對這些敵作者進行什麼別的報複。”
盡管做起來有一些麻煩，大陸會議在這一年總算把阿瑟·李、威廉·李和拉爾夫·伊紮德召回了美國。在他們離開巴黎以後，富蘭克林寫道：“沒有人對他們的離去感到遺憾，他們分頭來向我辭行，十分尊敬地表示願意為我捎信回國等等。我們心平氣和地分了手，因為我從沒有讓他們知道，對他們寫信給大陸會議寫信反對我的事我都了解。但我沒有麻煩他們捎什麼信。”
由於痛風病發作，直到1779年3月23日，他才參加了就職典禮。他以新的身份謁見了法王，呈遞了特命全權大使的任命書，受到了極大的禮遇，他又和各國的使臣相見，然後拜訪王室家族。盡管這一切，加上病痛，使富蘭克林疲乏不堪，他卻為自己能留在法國任職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拉法耶特從華盛頓帶來的一封推薦信，直到一年後才交給富蘭克林，這是因為拉法耶特太謙虛、不好意思將充滿對自己的溢美之辭的信拿給人看的緣故。富蘭克林看了信，想起華盛頓在任上也不得不忍受對手們所找的麻煩，他深有感觸之下，於1780年3月5日寫了一封回信：
“假如和平能在一兩場戰役之後來臨，給我們以少許閑暇，隻要我的年齡和體力許可，我願在歐洲見到閣下，陪伴你遊覽它古老的、最著名的一些王國。在大洋的此岸，你將享受你獲得的巨大的聲譽，完全擺脫那些本國人和同時代人因妒嫉和忌恨而力圖向還在世的人的功績投去的陰影。在這裏，你會知道並享受到後世之人對華盛頓的評說。……那些卑劣之徒的微弱的嗓音無論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到不了這麼遠。目前，我已為你享受了那份快樂，因為我常聽說這個軍事大國的老將軍們（他們研究美國地圖，在上麵標出你的每一行動）用真誠的稱讚和極大的讚同談及你的表現，並一同給予你當代最偉大的領袖的盛譽。
“我即將從這個世界逝去，而你卻可以活下去目睹我們的祖國繁榮昌盛，因為戰爭一旦結束，它會驚人地迅速地繁榮起來。正如一塊印第安人的玉米地，長期的好氣候和光照一時間會惡化失色，在這種不利情況下，一場暴風驟雨、冰雹、雨水構成了徹底毀滅的威脅；然而暴風雨過去了，它恢複如初，加倍地茁壯成長，不僅使它的主人高興，也使過路人賞心悅目。”
就任駐法大使帶來的不快和喜悅都過去了，大量的日常工作接踵而來。這時的整個歐洲國際形勢對美國極其有利：1778年2月美法締結同盟條約後，法國艦隊開往西印度群島和美國海岸，支援美國的獨立戰爭；1779年法國、西班牙結成聯盟，西班牙以法國同盟者的身份，在海上參加對英戰爭。為了對抗法西聯盟，英國采取海上封鎖政策，攔截中立國海上的船隻，於是北歐的丹麥、瑞典和俄國於1780年發動了“武裝中立”，歐洲其他國家普魯士、奧地利、葡萄牙和兩西西裏也先後加入。同時，荷蘭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引起英國的不安。1780年，英國又對荷蘭宣戰。所有這些，使英國在對美國作戰的同時，還得派遣艦隊和兵力到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去抵禦法國、荷蘭、西班牙的襲擊。一時間，以美國獨立戰爭為契機，歐洲各國展開了一場維護或爭奪商業利益的戰爭，目標都指向英國。富蘭克林在這種有利的國際形勢下展開了多方麵的外交活動。
1779年，富蘭克林代表大陸會議，和法國海軍部共同策劃了對英國沿海的聯合進攻，在這一進攻計劃中，海軍由約翰·保羅·瓊斯率領，陸軍則由拉法耶特指揮。計劃就是拉法耶特提出的。後來，拉法耶特在計劃中承擔的任務被取消了，瓊斯便帶著富蘭克林4月28日擬定的指示，獨自率領“和藹的理查”號及其艦隊於8月份出發了。9月，瓊斯大獲全勝，擊毀了英軍艦隊的旗艦“塞拉皮斯”號。這是美國海軍的首次重大勝利。
富蘭克林還負責派遣美國的私掠船，利用法國港口為基地劫取英國商船貨物。當私掠船滿載而歸時，他則對戰利品進行處理，發付出售。這是令他頭痛的一項任務，因為他不讚成這種做法。
富蘭克林早期的公務之一是於1779年3月10日，以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向航海家庫克船長發放通行證。富蘭克林還在倫敦時就認識了庫克其人。實際上，庫克在一個月以前就在夏威夷群島遇害身死，但消息尚未傳到歐洲，他還被期待著不久就會從他的第三趟航行返回。於是他就向他能聯係上的美國武裝商船發出指示，命令它們在和庫克的船相遇時不得進行攻擊和搶掠，而應“像對一般人類的朋友一樣”給予幫助和關照，使其得以返回歐洲。
富蘭克林在擔任了近乎美國海軍的海外官員的角色的同時，他還實際上是美國的海外財政官員。
從革命爆發的初期起，大陸會議便承擔起浩大的財政開支，一直需要大量的金錢，去向國外購買軍火，去支付國內官兵的薪餉，而它又還不具有向各州人民課征賦稅的權力，而各州內部的征稅也很困難。當時，各州內部在獨立的問題上都有分歧，人們因此而分成不同的政治派別。可以說，美國的獨立戰爭既是反對宗主國英國的戰爭，又是一場內戰。在這樣的情況下，廣泛而大量地征稅極易將一些搖擺、動搖分子轉入反對獨立的陣營中去。大陸會議除了於1775年決定兩次發行紙幣6百萬鎊外，隻能依賴巨額的戰時貸款。
1776年，法國和西班牙向布馬奇貸款200萬法郎援助美國；1777年，法國再度給予美國200萬法郎貸款；1778年美法結盟後，法國又將到1782年為止的總額達1800萬法郎的貸款中的第一批300萬撥付美國。所有這些款項都得由富蘭克林向法國內閣申請，這個內閣當時還承擔著本國向英國開戰的財政壓力。而且，申請貸款的時機也不能由富蘭克林自己決定，他得聽從大陸會議的指示行事。往往是大陸會議的彙票到了，法國政府的貸款還沒有從國庫撥到大陸會議在巴黎銀行的帳號上來。
對此，富蘭克林認為大陸會議應該多多地開發國內的財源以便少乞求他人借貸。他給在荷蘭的約翰·亞當斯寫信說，“長久以來我對一趟又一趟地跑到宮廷去乞求貸款和友誼感到屈辱，而這些東西是越著急越要不到，而你不去要求，人家反而會送上門來的。想象中的需要是我們唯一的借口。諺語說：上帝幫助自助者。而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俗世才是正當的。”
富蘭克林的確很難辦。一方麵他不能違背大陸會議的指示，另一方麵法國政府有預定的年度預算，他們不喜歡富蘭克林突如其來地提出貸款要求。這種上門請求貸款常使富蘭克林感到難堪，更難堪的是上了門，提了要求，還是借不到大陸會議提出的數字。但無論如何，富蘭克林總是費盡心力借到了所要求的貸款數額。
在這時前後，富蘭克林還抵製了西班牙對密西西比河的要求。西班牙政府以獲得對密西西比河的控製為條件，願意和美國結盟。富蘭克林1780年10月2日憤怒地寫信告訴約翰·傑伊，“我們是很窮，但我知道我們會富的。我寧願花上一大筆錢去買他們對密西西比河的全部權利，也不願出賣一滴密西西比河的水。那還不如我向我鄰居出賣我的大門。”
也在這時，富蘭克林和亞當斯之間發生了誤會，事情是由亞當斯引起的。
1779年，亞當斯返回美國後，弗爾仁尼通過傑拉爾德建議大陸會議派一個和平使團到法國來，並且特別指名希望派亞當斯擔當此任。然而，亞當斯次年2月赴法任職時，弗爾仁尼又被他的行事方式和態度所激怒，不願意再和他打交道。對此，亞當斯卻歸罪於富蘭克林，並且更加相信法國有其自私的目的，想要延長戰爭以從中獲利，而不考慮美國的利益。
亞當斯認為富蘭克林對法國是卑躬屈膝。
亞當斯抱著這樣的想法離開法國去荷蘭了。富蘭克林於8月9日寫信給大陸會議就這件事情作出解釋，並捍衛自己的外交方式。
“由於亞當斯先生在給德·弗爾仁尼伯爵的幾封信中有一些觀點和看法得罪了這裏的朝廷。……亞當斯先生在寄出這些信之前，沒有讓我看過。……他親口告訴我，他認為美國對法國的感激之辭用得過濫，因為比起我們需要他們，他們更需要我們，我們在提出請求時，應多一些強硬。我擔心他是判斷錯了，而對法國朝廷是應該待之以恭敬和體諒的。
“弗爾仁尼外交大臣看上去很生氣，昨天他告訴我，他將不和亞當斯先生作進一步討論，也將不再答複他的任何信件。亞當斯先生已經去了荷蘭，正如他告訴我的，去試圖幹些不可能的事，以減少我們對法國的依賴。”
實際上，富蘭克林一向主張在外交上應自主自立，不依賴於其他國家。但對於的確給予美國巨人幫助的法國，他始終是尊敬和懷有感情的。事實上，數以百萬法朗計的巨額貸款能以強硬的態度取得，是不可想象的。至於法國的私利，富蘭克林清楚地知道法國有它自己的利益需要考慮，但隻要這些利益在總體上和美國的相一致，那就沒有理由不和它以良好的關係來處理外交事務。
1780年，美國的戰局令人憂慮：美法聯軍在南方從英軍手中奪取薩凡納的計劃歸於失敗，而一支英國遠征軍卻攻下了查爾斯頓。康瓦利斯在內陸行軍，在卡姆登附近擊敗了蓋茨的軍隊。本尼迪克·阿諾爾德的背叛行將把哈德遜河的控製權交給英國人，他現在還占據著紐約。到了12月，由於英荷交戰，聖尤斯塔修斯被占，美軍在西印度群島的主要軍需來源被截斷。新年伊始，大陸會議便迎頭遭遇了財政危機。大陸會議曾於1780年3月被迫廢止了它發行的紙幣，而以40比1的比例恢複使用舊貨幣。許多舊貨幣的持有人破產了。由於沒有錢支付軍費，一些憤怒而饑餓的士兵嘩變了。
華盛頓從美國寫信告訴富蘭克林，要麼同英國締和，要麼從法國借錢來。羅尚布——率軍在羅德艾蘭度過冬天的法軍司令——向巴黎報告說，局勢已萬分危急。
1781年年初，通過背水一戰、絕境求生的奮戰，美法聯軍才打了幾次勝仗。納薩內爾·格林在卡羅萊納境內的作戰明顯地扭轉了敗局，拉法耶特率軍襲擾康瓦利斯，移師北上，進入弗吉尼亞。5月，羅尚布在新港得知另一支法國艦隊由德·格拉賽伯爵率領途經西印度群島馳援美國，法王也已批準將600萬法郎的補助金撥付美國用於戰爭。危局緩解了。
雖然大陸會議派遣約翰·勞倫斯作為告借緊急貸款的特使來到巴黎，但是在3月份勞倫斯抵達之前，那600萬法郎就已經獲得了允準。12日，富蘭克林向大陸會議報告說，他已經寫了一份備忘錄，將2月份寄到的美國的借款要求即刻就呈給了法國政府，弗爾仁尼認為所要求的2500萬法郎的數字太大，而美國的貨幣貶值又影響了美國在歐洲國家中的信用，法王“也不喜歡我國在他治下向外國借款……。但陛下決定撥給他們600萬，作為免費贈送，而不是貸款，作為他的友誼的表征”。這樣，美國就得到了緩解戰局所必須的600萬法郎。
在辦完此事之後，富蘭克林知道約翰·勞倫斯正作為特使從美國出發來此，而且約翰·亞當斯已被任命為議和專使，特別是李氏兄弟和伊紮德在國內必然四處貶損自己，於是他想到了辭職。
他在辭職信裏這樣寫道：“我已度過了我的第75個年頭，我發現長期的嚴重痛風，去年冬天發得特別厲害，直到現在我也還沒有恢複過去我所享有的體力。我不知道我的腦力是否有損，也許我將是最後一個得知這一點的。但我感到我的活動力已大大減退，而活動力是和這個朝廷打交道時特別需要的特點。……我從事了公共事務，並享受了公眾的信任，在50年的漫長歲月中，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我享受到公眾的信任和榮譽，足以使任何有理智的上進心感到滿足。我沒有什麼留下來的，隻有休息，為此，我希望大陸會議答應派人來接替我的位置”。他相信美國必勝，也沒有怨言，他隻要求大陸會議能“願意照顧我的孫子，威廉·譚波爾·富蘭克林”。譚波爾在巴黎邊打雜邊學習外務活動，盡管他還太年輕，不能擔任什麼負責工作，但富蘭克林希望大陸會議能同意孫子在駐歐洲某國大使的屬下任秘書工作。
富蘭克林想的是，如果辭職被接受，他將帶著孫子去意大利和德國旅行一趟，然後“在研究哲學中度過晚年”。
信使到了。富蘭克林從一大堆信中揀出大陸會議的公函，剪開了封口，抽出信來看過，富蘭克林的臉上毫無表情，又把那信看了一遍，才輕輕噓了一口氣，低聲自語道：“這倒沒有想到……”原來，大陸會議拒絕了富蘭克林的辭職請求。當然，他並不感到沮喪。畢竟他並不是因厭倦這職務才提出辭職的。
9月，富蘭克林、亞當斯和傑伊被選派為同英國議和的使者。富蘭克林對這一任命既看重，又憂慮。看重它是因為這代表著榮譽，而憂慮是因為他看到在曆史上，所有的和約，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締結的和約，都會有人對其不滿意。他寧願自己“不卷入設計這一和平”。
10月，富蘭克林和在英國的朋友通了幾封信，談到交換柏高英的事，愛德蒙·柏克則寫信來強調他現在是在和身為科學家、朋友的富蘭克林打交道，不是在和美國駐法大使談話。富蘭克林隨即答道：“由於人類中那部分愚蠢的人不時地在相互間挑起戰爭，想不出其他辦法來調解他們之間的分歧，那麼當然也就有了更聰明的一些人，他們阻止不了戰爭，但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他們所麵對的災難。”
柏克把這封信拿到議會讀了後，諾思內閣大光其火，毫無議和的意思。
11月19日夜裏11點，在帕西富蘭克林的住處有信差叩門。富蘭克林被請出來時，發現是弗爾仁尼派來的。來人交給他一張字條，上麵隻有一句話：“康瓦利斯在約克敦城下投降”。富蘭克林見了，大喜過望，打發走了信差，立即喚人將後屋自己辦的小型印刷間的印刷機準備好，他要連夜將這大好消息印出來，成為人們明天一覺醒來後聽到的第一則喜訊。
但富蘭克林對這一消息能很快使英國冥頑不化的托利黨內閣積極議和並不抱很大希望，正如他在給拉法耶特的信中所寫的，“至少在目前的內閣仍在台上，或者不如說，當目前的這批瘋子還被選派為大臣的時候”，是如此。富蘭克林並不是盲目作出這一估計的。身在與英國相隔咫尺的巴黎，又與英國的朋友有著通信件往來，富蘭克林一直密切注視著英國政局的變化和內閣政策的傾向性。
果然，在2月22日的議會會議上，曾動議廢除印花稅的康維將軍動議給國王發陳情書，請求停止把戰爭進行下去，戰爭的目的——用武力迫使那個國家的人民屈服——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一動議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決。富蘭克林憤憤地想到：那一票一定就是諾思自己。
3月4日，富蘭克林寫道：“那個內閣聲稱在美國的戰爭是為了未來，是防禦性的。我希望我們得小心在意，對這一宣言不能有絲毫的信任。”
第二天，3月5日，康維在下院動議，應作出決議，並使決議生效，即任何倡言或企圖再對美洲大陸打一場進攻性戰爭的人應被視作英王和國家的敵人。動議被通過了。
到了7日，在諾思已經私下通知了英王，他不能繼續任職以後，富蘭克林仍對英國的有關戰與和的反應十分警覺。他告訴人們，“我們一定不要為這些表麵現象所惑。那個國家是多變的。盡管目前多少有些不那麼自大了，但一點微小的成功又會使他們像以前一樣傲慢無禮。”富蘭克林認為，如果不是被打得沒有招架之功，這個國家是不會認輸的。
除了繁忙的公務以外，富蘭克林的生活中總是有許多的朋友，有著廣闊的社會交誼，也有親密的私人朋友，還有他在帕西的家。
富蘭克林在巴黎參加的俱樂部是共濟會的“九姐妹”寓所。1777年，這家俱樂部接收他作為會員。1778年11月28日，他參加了這家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典禮，主題是紀念5月間辭世的伏爾泰。在典禮完畢後的宴席上，200名來賓為美利堅合眾國和它偉大的使者幹了第一杯酒。第二年，富蘭克林被推選為這個俱樂部的“大師”。在他健康許可的情況下，他總是主持那裏的聚會。1783年3月6日，在巴黎的新共濟會大廳裏舉行慶典，富蘭克林的胸像在音樂聲中隆重揭幕。
法國的共濟會和美國的有所不同。在美國，共濟會隻具有社會性和地方性的意義，對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在法國，它卻帶有自由思想、反對專製的鮮明特征。“九姐妹”俱樂部歡迎富蘭克林成為他們這個派別的兄弟，在他們眼中，富蘭克林已在他的國家裏實現了它的改革目標。“九姐妹”俱樂部在富蘭克林心目中則猶如費城的共讀社，他在這裏活動，如同他在青年時代貧窮、默默無聞時參加“皮圍裙”俱樂部一樣。法國最著名的共濟會所在為新的共和國服務方麵，成了他的非正式的同道，會員們成了他在一個對他極為友好的國家裏的一群寶貴的親密朋友。對於會員們極為關注的法國的事務，他自然不便去發議論，因為身為一個國家向法國國王派駐的官方大使，他不能不謹慎。然而，他是他們中的一員。由於他的建議，拉·羅其福考爾·丹維爾將美國的州級憲法譯成了法文。
在“九姐妹”宅的共濟會員看來，美國的憲法成了他們學習實踐中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啟蒙課本。這是些立憲主義者，他們想用憲法限製本國的君主。他們中有幾個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成為革命的溫和派——吉洛特派分子。在暴力革命發生前，他們和這位科學家、思想家談論憲法，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他用可敬的智慧製造了一場革命，這符合他們的口味。
顯然，富蘭克林也覺察不出法國的革命會走一條同美國不同的道路。數年來，忙於外交事務的富蘭克林，足不出巴黎和巴黎近郊，出入於富豪和特權者的圈子，沒怎麼注意到法國人民悲慘而絕望的處境。因而他同意法國立憲派關於法國所需要的不過是一紙憲法的主張。他所知道的羅伯斯比爾隻是阿拉地區的一名年輕律師，在1783年10月往帕西寄了一份他在法庭上的答辯詞，反對一項禁止在聖奧馬爾教堂使用避雷針的法令。富蘭克林知道的馬拉也隻是一位不著名的關於火的性質的研究者。馬拉在1779年請求富蘭克林幫助他將他的有關新思想在皇家科學院提出來。富蘭克林給了他幫助。他何曾想到，這兩個當時的小人物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的風暴中，成了叱吒風雲的領袖。
富蘭克林對探索大自然的興趣從來沒有減退，但自從來到巴黎以後到參加締結和約的幾年中，他卻抽不出時間作研究。對此，他頗為沉痛地寫信告訴普利斯特裏說，“假如我有閑暇和你一道探索大自然的產物我就太高興了。我指的是無生命物，而不是有生命物或道德方麵的內容。對前者我發現得越多，我便越讚美它們；對後者我了解得越多，我便越厭惡它們。”
就在他這樣寫的前一天，他在皇家科學院目睹了拉瓦澤演示關於氧氣的實驗。其後，他訪問了正在實驗室裏的拉瓦澤。他還常常參加皇家科學院和皇家醫學學會的會議——1777年他當選該學會會員。他的老友勒·羅伊是國王在拉·米特的實驗室負責人，拉·米特是在帕西的一所皇家城堡。富蘭克林常去那裏，也去勒·羅伊的家。正是和科學界人士的頻繁接觸，才使他痛感自己荒疏了自己熱愛的自然科學研究。
然而，他在一些領域仍作過觀察和思考，也有所發現。
1777年4月26日，在給英根豪斯的信中，富蘭克林評論了萊頓瓶和伏特的起電盤之間的明顯差異。到1778年12月，他完成了《論北極光》的論文，論文於第二年的複活節後在皇家科學院宣讀，並用英文和法文發表了。1780年富蘭克林痛風發作，他在養病期間於11月13日給倫敦的一位朋友寫信在談到對倫敦、費城和帕西空氣悶的觀察的同時，談到濕度表。1781年5月1日，他對圖戈特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即對10年前他發明的一種耗煙爐作了補充說明。
在同年的5月7日，富蘭克林在一封信中觸及到了美國的語言問題：
“由於印第安人沒有字母，他們就沒有拚字法。特拉華語言在弗吉尼亞人那裏就有不同的拚法，這可能並不總是因語言的不同而引起的，因為學習某一印第安民族語言的外地人，發現其語言沒有拚字法，而是用他們認為能最好地表達那些單詞的發音的字母組合來自由地書寫該種語言。我觀察到，我們的學習同一種印第安語言的不同民族的歐洲人，按照賦予他自己的語言的字母的通常發音，形成了每一種他自己的拚字法。因之，同樣的莫霍克語言的單詞，被一個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翻譯寫出來，在拚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不了解字母在翻譯的語言中通常所具有的作用的人，不可能了解印第安語言的語音”。
在忙過了和談的緊張階段——1782年夏季以後，9月22日，由於深受持續不斷的結石疼痛之苦，富蘭克林對地球的地質結構進行了思索。他注意到英格蘭的地質，因為在英國的懷特黑文、德比郡的奧伊斯特等山區富有煤礦，他相信在這個島的地表曾發生過巨大變化。“在我看來，假如地球一直到地心都是固體的，這個球體的表層部分的如此變化大概就不會發生。所以，我想象地球的深層部分可能是一種比我們熟悉的任何一種流質更為濃稠、有著更大的特別的比重的流質；因此可以在它裏麵遊泳或浮在它的上麵。因而，地球的表層是一層殼，可以被它複在下麵的流質的劇烈運動所打破或攪亂。……你看，我放縱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對你的哲學性的研究方式要讚同得多，它進行實際觀察，從事了收集事實，結論離事實所保證的就不會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