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詩探秘
作者：龍彼德
《村口》和《遠方》這兩首詩，選自高凱的組詩《隴東：遍地鄉愁》。2009年該組詩獲得首屆聞一多詩歌獎，授獎詞由評委會主任謝冕宣讀：“組詩《隴東：遍地鄉愁》是一次令人感動的土地與生命之旅，一次飽含深情與摯愛的詩意返鄉。它以迫切而質樸的體驗，豐富而鮮活的意象，以多變而饒有意味的視角，似淺而實深的生動筆墨，傳達了隴東大地多彩與多難的生命記憶。詩篇呈現的土地經驗、生命書寫體現了當今時代價值的探求向度，它所呈現的形式探索與詼諧簡潔的語言風格，也體現了一個成熟詩人的可貴品質。”高凱則坦言：“對於自己曆史源頭的眷顧，對於生養自己母土的感恩，是我的詩歌一直以來的主題。”“我的出生地，就是我詩歌的出生地，隴東就是我詩歌的故鄉。”“隴東，是地球上黃土積澱最深厚的地方。我為自己生長在‘世界之最’而自豪。這塊厚土不但養活了我們像紙一樣薄的命。還給了我們詩歌以生命。”
《村口》就是這樣的“詩藝返鄉”和“生命記憶”。它以四個比喻——“碗口”、“井口”、“心口”、“一張口”（或直接寫作“口”）——形象地概括了與村莊有關係的大事：“碗口”寫生存，“喂活過一些人”，民以食為天，解決農民的溫飽，不僅對全國乃至對全世界都有重要意義；“井口”寫死亡，“吞掉過一些人”，鮮活生命從此消失，其中也不乏非正常死亡；“心口”指精神，“惦念過一些人”，特別是離家外出的人，鄉愁成為他們一生的痛；“一張口”（或“口”）指當下，“總是嘮叨村裏的事情”，除了生和死、精神和物質，還有家長裏短、文白葷素……全詩隻有十二行，卻展示了一幅風俗畫，濃縮了一部村莊史，激發多種聯想（筆者的解讀僅僅是其中之一），令人回味無窮。
《遠方》也是如此的“土地與生命之旅”。它比《村口》還要短，隻有七行，但思恕涵量與藝術魅力卻絲毫不弱於《村口》。前三行，盡管是寫景，詩人是立在地上（準確點說是“立在二畝地上”）往前看，視野的盡頭即“天的盡頭”，“山的外麵”在視野之外，自然要比“天的盡頭”遠（這不是物理空間，而是心理空間）；而“路”是穿山而過或繞山而過的，“路的前方”也就比“山的外麵”遠了。總之，前三行一行比一行遠，照此排序推理，後四行似應遠上加遠？但我們讀到的卻是近：“二畝地的邊沿”較之“山的外麵”是近；“一把鋤頭夠不著的地方”在“二畝地”的中間，當然更近；“被黃土就地掩埋的地方”，不隻是近在眼前，而且就在腳下了，隻能稱之為“零距離”！然而，真的是這樣嗎？被黃土“掩埋”，意味著死亡，離人間遠去，由有限的空間進入到無限的時間，那才是真正的遠啊！通讀全詩，我們分明感覺到有一個攝像鏡頭在移動，由近及遠，又由遠及近，我們的感悟也隨之由表及裏，由淺及深。
《村口》、《遠方》這兩首詩，乃至《隴東：遍地鄉愁》整組詩，都得自民間文化。民間文化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由平民自發創造的文化。它具有農業社會生活的背景，積澱了多少世代形成的情感方式和心理形式。也包含著民間文化藝術的特色和審美功能。例如：取材的直接、即物，村莊、山、路是身邊的景色。飯碗、鋤頭是日常的事物，詩人毫無獵奇之心，順手拈來竟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表達的樸素、自然，如實反映，從容道來，卻給人一種原汁原味的真純，與矯揉造作、故弄玄虛的詩風大異其趣；語言的簡潔、精準，以“吞掉”對應“井口”，以“掩埋”連接“鋤頭”，使普通的口語頓時變得不普通，
“餘生亦有樂，餘生亦有涯”的鄉愁豁然顯現，真可謂一詞幹金、一語中的；民歌賦、比、興手法的運用，以及黃土地的地域色彩、語音節奏……難怪有評家稱：“高凱的鄉土詩成了現代詩與先鋒詩日益泛濫成災的另類與淨界”。
陳思和從文化的視角出發，將中國20世紀的文化分成三大板塊：國家權力支持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外來文化形態，保存中國民間社會的民間文化形態。“五四”以來，民間文化形態從被遮掩的境遇中衝出，成為新文學傳統中一個重要的精神資源。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受到知識分子的格外重視，其在中國當代小說中就有三種存在方式，即在政治話語之下的隱性存在，精英意識之下的探索審視，融入野地式的回歸熱愛。小說是如此，詩又何嚐不是如此？民間文化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新詩的資源之一！當新詩為意識形態所拘禁，被低俗化所困擾，讓規範與程式所阻礙，詩的美學品格得不到保證，受眾日漸疏離之時，重視並充分挖掘這一資源的現代性，不失為突圍解困的一種策略或方法。
高凱談到他的隴東，用了“積澱”一詞。如果指“黃土”，那是“形而下”的；如果指“黃土精神”，那是“形而上”的；最理想的，是“形而下”與“形而上”的融合，直達生活的本質，人的本質。按照這個標準，高凱還有一些淺嚐輒止、浮於表麵的詩，需要他作進一步的沉澱，包括思想的沉澱、藝術的沉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