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適應國家監控了嗎？
特別報道
作者：Bill Keller
同事托馬斯·弗裏德曼就國家安全局的竊取信息事件寫了篇文章，行文冷靜卻引發了軒然大波。托馬斯提出來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公民自由麵臨的最大威脅並不是國家安全局，而是另一次9/11級別的災難，這場災難可能使恐慌的公眾有意願提升安保級別，乃至超越後9/11時期反恐戰爭的程度。他不得不作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監管良好的利用科技維護自由的項目——即便它或許讓人汗毛直豎——是我們為了避免更大損失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就是讓世界上最開放的社會關上門。注意其限定語：監管良好。
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數據挖掘隻不過是冰山一角。在許多方麵，我們的生活正曝光在監視下，不得不放棄些許隱私以換取其他好處。我們對這些交易懷著模糊的不安，但更要對這一現象進行嚴肅思考。
證據一：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當地執法機構“大部分都在雷達探測範圍內”，正在積累自己的DNA數據庫。聯邦調查局和州立犯罪實驗室負責整合數據庫，並為數據庫定下相關規則。但當地執法機構往往不按規矩辦。整個社會已經接受DNA證據是可靠的，可以將罪犯繩之以法，還可以讓受冤之人昭雪。但是，我們是不是要求警察機構有完整的許可證呢？最近一次最高法院的裁決將收集DNA定義為一個類似指紋采集的合法警方行為。這可能會鼓勵更多濫用采集權的情況。紐約州法醫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巴裏·謝克說，他擔心濫用會引起公眾對於政府越權的恐慌，以及對司法係統中最有價值的工具之一的不信任。謝克說：“如果你問美國人是否支持使用DNA抓住罪犯證明無辜，大家說好；如果你問美國人是否放心讓政府使用你的DNA，大家都不放心。”
證據二：沒什麼比閉路電視監控更能體現“老大哥在看著你”。在誕生了奧威爾的英國，掛柱式攝像頭無處不在，有些轄區還有警察隨身攜帶夜視攝像頭記錄每一位酒駕者、每一起家暴舉報以及騷亂人群。紐約去年與微軟一起引入了一個感知係統，該係統連接起遍布紐約市的3000個閉路電視攝像機（以及車牌掃描儀和輻射探測器）。很多驚悚劇粉絲認為，無所不在的攝像頭是打擊犯罪的天賜良機。但是誰來監管這些城市監管者呢？紐約向市民承諾不會有人因為種族、宗教、公民身份、政治麵貌等原因受到監控。一位懷疑論者回應道：“但我們聽說發生過。”
證據三：國會已經告訴美國聯邦航空局（F.A.A.）在2015年之前對在美國領空使用無人間諜機設定規則。很容易想象監控的價值：監測森林火災，追捕武裝逃犯，搜索和救援行動。事實上，邊境監察可能在說服國會通過移民改革時很關鍵，將我們的寶貴自由擴大到數百萬生活在陰影之下的人們身上。但是，該止步於何處？《科學美國人》在3月的社論中指出：“隱私主張一種合理的擔憂，配備了高清晰度視頻攝像機、紅外探測器甚至麵部識別軟件的無人駕駛飛機，將允許窺探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私人的領域。”
接下來，就是互聯網。我們似乎處在一片和平之中，對於榨取我們的數據用於商業、醫療和科研用途，近乎盲目樂觀。隱私倡導者會反駁說，我們存心放棄這種信息，但在現實中，我們大多數人隻是讓它悄悄溜走。
濫用數據不法行為的那些證據令人擔憂。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侵入性技術的優勢是有形的，濫用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可能。愛德華·斯諾登泄露的有關國家安全局數據挖掘的信息，到目前為止，還未涉及任何濫用的具體證據。
危險，在我看來，並不是監視本身。我們大多數人已經決定，在網絡上的生活需要接受一定量的侵入。危險也不是秘密，正如波斯納所說，它“在一個毫無爭議的設置範圍內無處不在”，即政府承諾保護“納稅人、發明家、告密者、線人、醫院病人、外國外交官、企業家、承包商、數據供應商和其他許多人”。
危險是缺乏嚴格、獨立的監管和警惕監督，以確保可能的權力濫用不會成為對我們自由的一個事實威脅。建國者創建了一套製衡的係統，但國家守護者們卻沒有跟上技術的發展。相反，我們有一個瘋狂搜尋泄密的行政機構，有一個把監督當做一種黨派鬥爭形式的國會，有一群公眾，正感到一種普遍的、無能為力的不安。我並不認為我們正在墮落成為一個警察國家，但我想，如果我們對我們的公民自由過於盲目樂觀，有朝一日我們醒來會發現它們已經不複存在——不是在一瞬間的核恐怖之間，而是在循序漸進中投降。